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本栏目今起推出系列访谈，以各行各业亲历者的视角，追溯历史，致敬时代，在回望中前瞻，在振奋中前行。
 

李大潜：一位数学院士的两个40年

李大潜说，自己刚刚年逾八旬的人生差不多是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40年的。

在那一年的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昭苏万物的春风吹来，李大潜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之一。

如果说他人生的前40年是“埋头苦干”的话，那么这次走出国门的经历则是他日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的重要转折。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科学蓬勃发展与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40年。

今天，李大潜已是“五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葡萄牙科学院外籍院士）。回首来路，他说：“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唱高调，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觉悟。”

 

前40年我学会了4个字：“贵在坚持”

一张师生签名的贺卡，一束鲜花，一场座谈会——8个月前，李大潜在复旦度过了自己执教一甲子的纪念日。没有隆重的场面，省去了繁琐的仪式，取而代之的，是简单朴实的真情流露，正如李大潜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在他看来，这样的风格来源于复旦数学薪火的代代相传。

1953年，高中时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李大潜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年仅15岁的他是那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的。4年后，李大潜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由于他在数学方面扎实的基础和超高悟性，受到一代数学大师苏步青的青睐，亲自提名他留校任教。

李大潜在学术上继承了苏步青、谷超豪两位大师的衣钵，并将之发扬创新。数十年朝夕相伴，深厚的师生情谊也就此结下，成就了数学界“苏门三代”的佳话。而两位先生给予他“贵在坚持”的四字箴言，更成为李大潜最重要的人生积淀。
 

李大潜与苏步青、谷超豪两位老师在一起（1978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许多人看来，“数学大师”总是与“天赋异禀”联系在一起的。您9岁就跳级升入初中，3年后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南通中学，15岁考入复旦，19岁留校任教。是否可以说，您今天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您的天赋？

李大潜：这是大家对科学家的普遍误解。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天分。记得刚刚跳级升入初中的第一次测验，还没仔细理解题意我就抢着第一个交了卷，结果只考了18分。还在读小学的同学就笑话我：“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个18分！”

那次教训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我之所以能在数学上取得一点成绩，只不过是我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有幸得恩师栽培，自己又肯付出比较多的努力而已。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的？

李大潜：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数学，可真正让我对它欲罢不能的是高中时读到的一些课外书。其中，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编写的《趣味几何学》《趣味代数学》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他经常引用马克·吐温、儒勒·凡尔纳等著名作家作品里的片段，列举的案例也都来自生活，比如在荒无人烟的郊外怎样利用太阳和手表测出经纬度；河对面有一棵树，不过河怎么测出树的高度……

这些数学问题令我深深着迷，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我能感受到自己正在飞快地成长和进步，这种喜悦和激动是我一生中少有的。那时，我常常站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包上眺望远方，看着家乡那些熟悉的景致却仿佛看到了整个世界，一时间便觉得天宽地阔。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是您进入复旦的第65年。众所周知，苏步青、谷超豪两位大师对您的学术乃至人生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李大潜：两位老师都曾勉励我，做学问“贵在坚持”。尤其是苏老，给我讲过很多他自己的例子。他的工作非常繁忙，尤其是后来还多了许多行政职务，可他无论如何每天都会坚持2个小时的阅读。有时实在太忙了，第二天也要补回来，他常在开会的间歇看书，在车上、在路上时也在看书。

苏老的习惯慢慢影响了我。对业务的不懈追求也成了我的习惯，我常说自己是“积习难改”。顺境的时候谈“坚持”容易，而逆境中的“积习难改”更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文革”开始时，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迫中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甚嚣尘上。理论搞不成了，许多人就成了明哲保身的“逍遥派”，可我不甘心就此沉沦。从1968年起，整整有3年我都待在工厂，开始一年我去了上海电机厂，后来又到了上海汽轮机厂。起初，我跟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并不顺畅，为了和他们建立共同语言，我自学了大学物理和机械课程，也开始认真思考怎么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没想到，这为我后来从事应用数学研究积累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那时我还坚持学习法语，把北京外语学院的4大本法语教材啃了下来。后来的公派访问学者考试，全国有4个人考法语，最后只有2人通过，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两件事都是我在“文革”中“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做的。那时我对自己今后的前途一片茫然，完全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积习难改”。没想到却对我的事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追根溯源，无疑应该归功于老师“贵在坚持”的谆谆教诲，对此我永远不能忘怀。

改革开放让我走进了世界数学的中心

对李大潜与整个中国来说，1978年都必然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

那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盛况空前。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预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是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昭苏万物的春风拂来。几乎与此同时，李大潜通过了层层选拔，1个月后，他远赴法国，开启了为期两年零三个月的公派留学访问。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多年后，回忆起初到巴黎的日子，李大潜用这八个字来形容自己当时身处的那个曼妙的数学世界。穿一双休闲皮鞋，拎着装满资料的公文包，搭乘地铁穿梭于巴黎的各个高等学府，这是当时他生活的“标配”。在这里，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大潜，就像二十多年前初入数学天地时站在后山远眺的那个少年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给养”。

在法兰西学院，李大潜师从当时早已在国际数学界名满天下的里翁斯（J.-L.Lions）院士，在自己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奠定了其今后40年在偏微分方程、控制理论和工业应用数学等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李大潜与里翁斯（J.-L.Lions）院士（1991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您就作为第一批公派出国访问的学者之一，来到了法国。第一次走出国门，您有什么感受？

李大潜：从17-18世纪以来，法国就是世界数学发展的重镇，巴黎除了“浪漫之都”的美名广为人们所熟知外，还被誉为“数学之城”，世界各国的著名数学家都以能到巴黎去访问为荣。各个高校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讨论班，举办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就会公示，简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单单我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每周就有四五个讨论班之多，那时我除了听课和做研究，就是坐着地铁到处跑。人在这样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的氛围里，不由自主就会被吸引。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参加这些讨论班对您的科研有哪些帮助？

李大潜：要说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比如听了谁的讲座突然“开窍”，然后解决了一个难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恐怕没有这样简单。这两年多的访学对我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

当时在巴黎，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数学大师基本上我都见过了，他们的成就各有千秋，要评断高低其实很难。可是，他们每个人的风格是怎样的，特长是什么，学术品位如何，对于研究问题是怎样切入的……这是我过去在国内很少能够接触到的。除了表面上的热闹，在这样的氛围里长期熏陶，自己也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我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和别人不一样，可以站得稍微高一点、看得广一点？我想，和当时的熏陶是有直接关系的。改革开放，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我在那个时候走了出去，走到了世界上最活跃的数学的中心去。要是没有这段经历，我不大可能有这么广阔的视野。

2006年12月，李大潜在法国科学院为2005年当选的外籍院士举行的授证仪式上发表讲话。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法兰西学院的导师里翁斯院士，是法国现代应用数学学派的开山鼻祖。而您在出国以前，就曾为石油开发中的电阻率测井建立了一套数学模型和方法，并在大庆油田等十多个油田中推广使用。当中国人走到世界数学的中心，国际先进的应用数学体系与我国的应用数学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李大潜：出国前我已经搞了一些数学的应用，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成果。然而，应用数学到底有没有发展前景？我们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去走？对于这些，当时我还是很彷徨的。直到我到了法国，师从里翁斯院士，才知道数学能解决那么多的实际问题，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

那时，他担任很多公司的顾问，不但了解实际的需要，还要从数学建模出发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他每年上课的内容都不一样，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总可以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天地，是他坚定了我进行应用数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另一方面，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些实际应用的积累，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就更加深化了，不仅与他建立起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还一起促成了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在复旦的成立，成为中法应用数学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20年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为世界数学搭起舞台

与许多学科一样，改革开放40年来，“走出去”和“引进来”就像一对相生相伴的孪生兄弟，共同见证着中国数学的成长。

2002年，是中国数学发展历史上应该被特殊标记的一年。这一年，代表着国际数学最高水平的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其自1897年在瑞士首次举办以来，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也是进入新世纪后第一次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从酝酿申办到大会结束，前后历时8年；4200余名与会者中，有2500人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亲自为获奖者颁发菲尔兹奖……李大潜说，能够躬逢其盛并为之效力，他备感幸运。

13年后，另一场国际数学盛会——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ICIAM2015）也在中国举办。李大潜对会议的申办、筹划和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大会颁发的“ICIAM苏步青奖”。

2015年，李大潜在第八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上获“ICIAM苏步青奖”后作获奖大会报告（北京）。

回首40年来中国数学取得的成就，李大潜的脑中常常闪过1978年那个冬日的午后。当时恰好来京出差的苏步青先生，与即将飞往巴黎访学的李大潜同游北海公园，专门写下一首七律诗为其送行：“此日登临嗟我老，他年驰骋待君还。银机顷刻飞千里，咫尺天涯意未阑。”这几句诗，成了李大潜日后身在异国时，须臾不敢忘记的责任和内心最深刻的情感羁绊。

1978年底李大潜赴法前夕，苏步青携其同游北海公园时留影。

“从世界的大门打开，我们走进世界数学的中心一探究竟，到中国数学慢慢走上世界舞台并占有一席之地，再到我们有实力为世界数学搭起舞台，改革开放的40年，变化的确很大。”李大潜感慨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中国数学界来讲是一件盛事。您也曾说过，这样的机会百年难遇。中国是怎么争取到大会举办权的？

李大潜：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在国际数学联盟（简称IMU）的组织下召开的，每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举办城市由上一届IMU 成员国代表大会决定。1998年8月，IMU成员国代表大会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讨论要不要由北京来承办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我作为中国数学会三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来我们都觉得胜券在握，没想到会上却经历了许多曲折。

先是挪威代表突然提出，2002年是挪威的世界级数学家阿尔贝诞辰200周年，因此大会应该放在挪威举办，一些北欧国家纷纷附议。此外，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一些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代表在会上提了许多奇怪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所有参会的数学家都能顺利拿到签证？会开完以后，中国会不会扣留他们？我们哭笑不得，只能尽力解释。还有一位韩国代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保证“没有问题”，帮我们作了解释。最终，我们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举办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成功举办，其实也是中国数学获得国际认可的一个缩影。

李大潜：确实。随着中国与国际数学界的交流越来越深，我能感受到，其实他们也非常希望与中国数学建立联系。过去只要有外国人来作报告，不管听不听得懂，大家都会蜂拥而至。而现在，我在复旦和当年在巴黎的感觉几乎没有差别，各种国际交流、报告会、讨论班……太多了，听也听不过来。过去我们想培养一些高端人才，最好的方法是往外送。而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培养，虽然同样要出国，可培养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地位明显提高了。
 

李大潜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前（2008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经历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各个发展阶段，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大潜：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固然要归功于恩师的悉心栽培和自己的刻苦钻研，可如果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看，则更要归功于国家，归功于我们所处的改革开放的时代。

对我来说，每次在重要的国际数学会议上作报告，就像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得到了冠军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中的澎湃和自豪无以言表。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讲，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唱高调，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觉悟。

 

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路还有多远

中国到底是一个“数学大国”还是“数学强国”？这是陈省身先生在准备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讲稿时提出的疑问。后来，他告诉李大潜，当时自己在“数学大国”和“数学强国”的提法之间思忖再三，还是选择了“数学大国”。

明明只是一字之差，要走的路却差了很远。多年来，“怎样才能从‘数学大国’走到‘数学强国’”的问题，不断叩击着李大潜的心灵。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对此，李大潜又有了新的思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如果把16年前的问题放在今天重新问您，您会怎么回答？今天的中国，能称得上是“数学强国”了吗？

李大潜：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早就已经是“数学大国”了，而现在还要努力向“数学强国”迈进。

怎么讲呢？如果光看数学家的人数、发表论文的篇数、数学教学和科研单位的设置、后备的人才队伍……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数学大国”，而且是“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国家的数学强不强，不能光看这些，而要看它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是怎样的。外国人说你好，往往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一个体系，你去帮他们解决了其中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大问题，推进了他的研究。就好比他种了一棵树，而你去他的树上帮他结了一个果子，他当然说你好了。

而对于中国来讲，要想成为“数学强国”，就要有自己的大树，引领国际研究的潮流。以我们为主，让其他人跟着我们做，把果子结在我们自己的树上，这才是成为“数学强国”的目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一些距离，还要假以时日去突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突破的关键是什么呢？

李大潜：就是要做别开生面的工作。数学研究不是造势，不是比声势有多大、口号有多响就行的。而是说你真正做出了一个东西，人家不但认可你，还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做。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数学领域领袖地位的形成，通常都要经过几代人甚至近百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

就现实情况来讲，关键还是政策和科研环境要宽松。现在我们有些评价指标过于急功近利了，天天讲的都是要拿诺贝尔奖，但是好东西不是靠催出来的啊。真正的大学问家绝不是靠你给他多少钱、给他什么奖才产生的。真正在科研风气和环境氛围上下功夫，人才肯定出得来！就像苏老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休夸桃李遍天下，更盼光风润大千。”

2008年，李大潜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除了外部环境的营造，您能否从个人经验出发，给今天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一些建议？

李大潜：做数学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这往往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实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项研究对理论的发展有什么推动作用？对实践有什么影响？能否站在这个高度思考问题，是能否取得成就的关键。

第二，怎么做数学？对应用数学来说，我一直强调要重视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研究，就是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研究的导向。另外，我一直强调，一个好的数学家除了要严谨专注，还要有诗人的激情和遐想。光靠逻辑是推不出太多东西的，千万不要拘泥于一个小范围里出不来，而要敢于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待到灵光闪现时，以充沛的激情投身进去。

最后，怎样评价成果的优劣？“paper（论文）驱动”的导向是要坚决杜绝的。不是说你的文章发表得越多、发表的刊物越高级就越好，而是要看你的成果是不是真正能“报效祖国、服务人民、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