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曼侠今年已经77岁，两鬓花白。她说，自己不是个轻易掉眼泪的人，然而每每聊起外公李辛白时，总会眼眶湿润。在她家里，庄曼侠亲手做了一碗番茄，让记者务必尝尝，随后解释道：“这就是我外婆的独门做法，我记得小时候，外婆时常这样做一碗番茄给外公吃。外公还为外婆写了《番茄记》。”

那段60多年前的记忆，从未在她心头消散。

人物介绍

李辛白(1875～1951)，原名修隆，字燮，号水破山人，安徽无为湖陇人，清末拔贡。曾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早年参加陈独秀组织的“岳王会”、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斗争。光绪末年，李辛白在上海创办《白话日报》，为我国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人之一。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庶务主任、出版部主任，主编《新生活》周刊和《第一小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贡献。
 

北伐后，李辛白在南京创办《老百姓报》，锋芒直指当局时政，故遭蒋介石嫉恨。报馆遭到封闭，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李辛白不得不潜回安徽，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51年，病逝于安徽贵池，享年76岁。
 

他是一位爱国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勇敢的报人，也是很有造诣的诗人和书法家。

李辛白留下的两只老怀表

与胡适关系特别好

我对外公李辛白的记忆很模糊。10岁以前，我和父母、外公一起住在安徽。
 

外公在安徽的宅子，是两室一厅，有个大花园，前面有棵大梧桐树。园子里，除了花花草草，有一块是外婆心爱的菜园。外婆尤其喜欢种番茄，常常做番茄给外公吃。为此，外公还写了一篇文章　《番茄记》。
 

外公只有母亲这么一个心爱的女儿，非常宝贝。我记得母亲一直跟着外公练篆字，学了一手漂亮的篆字，而且左右手都能写。
 

胡适和我外公关系特别好，两人都是安徽人，又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同事，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于是，胡适认了我母亲作义女。不知道是否是巧合，胡适的两个孩子名叫思杜和思白，而我母亲名叫思玄。母亲小时候，胡适就会送一些玩具给母亲玩，比如小茶壶之类，很精致。后来，母亲把这些玩具给我玩了，还嘱咐我说：“这是胡公公给我的，你可别搞坏了。”
 

母亲18岁生日那年，胡适给她过生日，送了一把扇子，特别漂亮。扇骨黑色发亮，旁边镶嵌着贝壳花纹，一闪一闪。上面还有一首诗：三月春光分外明，阊门城外柳成荫，我摘一枝进门去，叫人知道已春生。
 

再说我父亲，他当时在外公的学校里读书，长得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很英俊。外婆常常在家里说，某班的男孩子真好，要貌有貌，要才有才，要品有品。原来，父亲每逢暑假回校，给校长、师母带礼物，送的都是藕粉一类，属于出淤泥而不染、君子一样的物品。外婆非常喜欢，总夸这个男孩好。她说得多了，学校里的老师们就心领神会，一直撮合母亲和父亲。于是，校长的女儿就嫁给校长的学生了。由于这层关系，父母结婚后，父亲也一直跟在外公身边。
 

母亲38岁去世，白发送黑发人，外公痛不欲生。母亲的往事，是外公告诉我的。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外公对我特别宠爱，把我拉到他身边，拿着扇子对我说：“这是胡公公送给你妈妈的，你好好拿着。”给我扇子的同时，外公还给了我一组4个老寿星。老寿星也是母亲18岁生日那年，外公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可惜的是，扇子后来遗失，不知道去了哪里，4个老寿星只剩下1个。我特别珍惜这个老寿星。
 

1951年，外公病逝，我们一家随父亲投奔祖父家。祖父是常州人，我们从安徽到了江苏。从此，与外公同住安徽的岁月就这样远去了。

推广白话文“开山老祖”

外公自小生长在农村，一生都想着救国救民。他12岁就能作诗，22岁乡试第一名，23岁就是清朝的拔贡。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杀人如麻，清廷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外公愤而放弃了科举功业，改文习武，考入南京高等警官大学堂，以待用武之时。

此时，他碰到了安徽同乡陈独秀，便参加了陈独秀创立的“岳王会”。岳王会是安徽较早的反清革命组织。渐渐，外公觉得要救中国，还是需要学习，1905年东渡日本，他到早稻田大学读书。

几个月后，孙中山来到日本组织同盟会，外公也是首届同盟会会员，听从孙中山的教导。几年后，没等外公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同盟会就派遣他提前回国干革命。外公来到上海，首先用白话文办报纸。这就是1908年创刊的　《白话日报》。该报一反常规，完全采用白话文，文字通俗，在劳动人民当中传播新文化。胡适因此说外公是推广白话文的“开山老祖”。

《白话日报》发行约两年，遭查封而停刊。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外公与芜湖的革命志士于一个月后也举义，迅速控制了芜湖政局。外公任军政分府民政长。

当时一般的官场人物，官职到手，想的是日后升官发财，尽情享乐。但外公想的是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也是从那时起，他为自己改名“辛白”，借此告诫自己：工作要忠于职守，辛辛苦苦；生活要洁身自好，清清白白。

外公果然也是这样做的，他后来自辞民政长职务，无意仕途。然而推脱不了友人盛情，他又担任安徽警察厅厅长，但只答应做三个月。

外公任期内，对违法行为，不论绅商官吏，一律惩处。有一天，安庆驻军哗变，全城骚动，抢劫杀人。外公得知警察也蠢蠢欲动后，立即把全体警察招到厅里。他紧闭大门，说：“我李某有愧对诸位弟兄和安庆父老的地方，请你们趁此机会将我处决；如果大家觉得李某可以信赖，就请你们各归职守，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谁敢侵民扰民，立即就地正法。”
 

当时群情振奋，有人带头高呼：“保护安庆，保护厅长。”大家立即返岗，维持社会治安，全城秩序迅速恢复。

每月捐钱支持共产党

蔡元培赏识外公的才学，邀请外公到北京大学担任庶务处总长。第二年，由于外公文笔好，又担任出版社社长、印刷所所长，管全校的讲义、杂志、论文。

我后来听我哥哥说起，毛泽东与外公也认识。当时，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喜欢看书。而外公在出版社工作，经常来图书馆，觉得这位爱读书的青年人很好，尤其有礼貌。据说毛泽东遇到年纪大的教授和长辈，一直非常谦虚，讲话时眼睛下视，讲礼仪。外公与毛泽东都出生在农村，也都是自学成才后博览群书，喜欢诗歌散文，兴趣相投。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期间，他曾发出了邀请外公到重庆会见的请帖。外婆首先拆阅，她激动地说：“辛白，你看毛泽东先生还没有忘记我们！”外公仔细看了后，十分认真地叮嘱在旁的学生：“此事切不可外传，以免特务找麻烦。”当时外公年纪大了，因种种原因，结果没有成行，只好写信致歉。这件事，外公一直觉得遗憾。

在北大期间，外公每月都会捐出20元，支持当时共产党的发展。

北大是外公一生中非常闪光的一段。外公办的《新生活》杂志，与李大钊、胡适一起办的《劳动者》《新青年》，一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刊物。李大钊常署名“守常”和“孤松”给外公投稿，他在《新生活》发表的文章有60多篇，大多是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的时评。外公也会给　《劳动者》《新青年》投稿，三人互相支持。据说这三本刊物，还是毛泽东在湖南办文化社时常看的材料。

《新生活》创刊时，外公在创刊号的启事中这样写道：“希望4万万同胞睡到五更半夜，摸一摸心，想一想，打算一打算，在这欧战告终，皇帝将绝种的新世界新潮流中，何以谋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本报内容不顾全什么门类，那一期有什么，那一期就登什么。总之，无益的事不记，无益的话不说。本报定价极廉，希望各省各县诸君酌量赐购，分寄到内地去，送送亲友，也是一种特别的礼物，越能传到农村越好。”

可惜，1921年9月，杂志被迫停刊，一共出了55期。

1919年，陈独秀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各界人士哗然，纷纷抗议。他被捕后，外公积极营救，前往监狱探望和慰问。

之后，外公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怀陈独秀》，发表在7月13日的《每周评论》上，外公写道：“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诗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后来一直被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最佳诗篇。

“五四”运动爆发时，一位学生跑来说，他们要召开大会，一定要有大会宣言，宣言已经写好，急需印刷。外公一听，亲自组织工人加紧赶印，最后印出了2万份。而这2万份宣言，成为“五四”运动期间唯一一张印刷体传单。

然而，外公因此得罪了当时的军阀，传闻当庭通缉外公等人，外公不得不开始了逃亡。

一生的激情都在爱国上

逃亡的第一年，经过陶行知介绍，外公到南京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次年初，他在南京创办《老百姓报》。蔡元培为这张报纸每月赞助40元，奇怪的是，冯玉祥每月还赞助200元。据说冯玉祥非常爱看这份报纸，三天看不到，就要问秘书，报纸怎么没了。

我外公敢写敢说，报纸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蒋介石恨得要命，外公的人身安全又遭到威胁，于是他只好逃回老家安徽。

由于在北大期间，外公以教书而闻名，回老家路上，北大的老同事纷纷请他做老师、做校长。他也喜欢教学，一直逃到外婆的故乡安徽贵池县，安定下来，自己办了学校。同时，外公在贵池城内的儒林巷，建了宅子。然而到家不久，传来李大钊在京遇害的噩耗。外公对这位多年的挚友惨遭毒手悲愤难平，写了悼念诗篇，可惜已经散失。

有一年春节，北大友好沈尹默教授专程前来看望我们，并亲笔为外公的宅子题写：“明媚湖山；悠闲岁月。”这一段时间，原北大的一些南下避难的教授，大多和外公保持联系。我们在贵池的宅子，成了教授们来往信件的中转站。

在那所宅子里，我记得外公教我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也让妈妈一起背。我们母女俩一起念着《满江红》，外公听着非常兴奋，写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我想，外公一生的激情，大概都用在爱国上了。

在我的印象里，外公是一位非常严肃、清瘦、不苟言笑的老学究，也不怎么和我们小辈逗笑。小时候，我觉得外公就是一个“高傲的老头”。但是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大概七八岁吧，吃好晚饭，我陪外公在院子里乘凉。外公躺在藤椅上，他忽然拉着我的小手，叫着我的小名，说：“你好哭，好哭不好。好哭是没有用的表现，你要做个有用的人，不要哭。”

我从小确实有这个毛病，别人一碰就哭，受不了一点点委屈。奇怪的是，自从外公跟我讲了这段话，从此我就不哭了，受了气也忍着。长大后，我受委屈是不会在外人面前掉眼泪的，变得个性很强。外公就这样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还留着两只怀表。一只是外公给父亲的，让他珍惜时间和生命，怀表的刻度是子丑寅卯，可见非常老。还有一只是外公给哥哥的，哥哥去世后怀表传给了我。现在，两只怀表、一个老寿星，是外公仅有的遗物，也伴着我度过了漫长光阴。

逃难路上教书忙

外公步入晚年之后，仍然壮心不已，捐资办学。他满腹经纶，教学得法，学生极为敬爱。

“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外公临危受命，担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1938年初，日军开始空袭安庆。外公闻讯后，立即召开全馆人员的紧急会议，动员大家共赴国难，保护国家财产。当时省馆藏书近10万册，特别是1933年在寿县出土的718件春秋楚器，尤为珍贵。外公在会上果断决定：将出土楚器，在藏书楼后面空地掘坑深埋，并急电，向中央博物院报告求援。

外公先派人将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3万多册运往桐城罗家岭，又派人将普通图书4万多册运往六安。这些书都装入赶制的200多只大木箱内，雇人分两批肩抬上路，跋山涉水，历尽辛劳。中央博物院接电后，很快拨出专款，派来专人，在外公协助下，将楚器安全运往重庆。

待文物转移停当，安庆已成危城。外公才草草收拾行装，过江返回贵池家中。

外公在北大时，月薪里的不少钱，都用来购买书籍、字画和文物，都是难得的国宝。贵池沦陷后，日军发现外公在儒林巷的住宅内有大量文物，为抢走它们，开来兵船1艘，装走了近20大箱。外公遭此劫掠，心痛欲碎，写下了“大叶梧桐藏绿荫，牙签散失每惊心”的诗句。

此后，我们举家避难于山区。避难期间，我们虽无经济来源，外公生活十分清苦，但他满腔忧时忧国之情，常溢于诗篇。逃难途中，我们几个孩子跟着他一路走来。他也没闲着，每到一地，都会去学校讲课。放学后，带我们散步。外公逃到乡村，看到孩子不识字，就组织起来教他们识字。我当时有爸妈教，反而没享受到外公的教导。外公一直对我们说：“新中国的希望，就在人民群众身上。”

他教书育人，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尤其同情妇女。在农校时，贵池有位女青年叫汪桂珍。汪桂珍目不识丁，在绩溪县的丈夫抛弃了她。她举目无亲，处境十分困难，向外公求助。外婆收她为义女，并嘱咐我们称她“汪姑”，还亲自教她读书写字。解放后，汪姑参加了医务工作，还成为妇女干部。

外公在安徽教书时，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孤女，十三四岁，无钱读书，外公也收她为家庭学生，教她读书写字。常有不少慕名来访的学者、青年登门求教，他都予以热情接待。年长日久，种种事迹，都让外公在徽州文教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读高中时，有一次为了给哥哥拿工资，去了一趟安徽，路上碰到一位陌生人。闲聊时，他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我说不是，接着试探地问道：“你认得李辛白吗？”对方一听这个名字，立即激动了，连忙问我：“哎呀，李辛白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外公，他就说：“李辛白字写得特别好，我家里还有他的字呢。”

最看重诗人身份

1949年，贵池解放之夜，外公率领群众迎接大军进城。翌日，贵池召开欢迎解放军大会，外公代表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1951年，他病卧床榻，且日益严重，医治无效，于7月病逝。

我搜集了外公办过的报纸，外公从1908到1919年，办了10份报纸，是勇敢的报人，也是有天赋的诗人。然而外公在遗嘱里特别嘱咐，墓碑上只写“诗人李辛白”即可，不要写什么教育家、书法家，他最看重的，仍然是诗人这个身份。

生前，外公就写了一份应急遗书。遗书主要内容是嘱咐我们，自己死了以后要与外婆合葬。结果是外婆送外公走的。好在两人真的合葬在外公指定的地方。然而随着年岁日久，那地方开始造公路，就一座坟墓孤零零杵着，很危险。我们几个孩子都担心不安全，哪天铲掉也不知道。于是后来我和我哥哥的孩子们，把外公外婆的坟墓迁走了，与外婆的亲人葬在一起。

长大后我也成为一名老师。退休后，学生们聚会时常叫上我这位曾经的班主任。有一年，大家相约去浙江游玩，那天天色不好，雨蒙蒙，我对大家说：“今天太灰暗了，我就念一首阳光的诗吧。”之后，我脱口而出胡适写给母亲的诗，起头就是：“三月春光分外明……”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兴趣，我讲述了诗歌的前因后果，他们纷纷表示，这个故事很感人。历史上，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但知道外公的人却不多。学生们都劝我，应该好好整理外公的生平。

这个念头起来后，学生们帮助我一起找外公的材料。经年累月，外公的一生渐渐清晰。我看着手头的材料，越来越觉得外公了不起。然而我跟谁去讲外公的故事呢？几十年前，哥哥还没去世时，哥哥应该能回忆起更多外公的往事。

哥哥一直在安徽石台县中学教书，他古文底子很深，都是外公教的。哥哥非常聪明，连字典都能背出来，哪个字在哪一页哪一行，怎么解释，闭着眼睛就能说。可惜，上世纪80年代，哥哥就去世了。至今，石台县的一处旅游景点，有一段说明介绍，就是出自我哥哥的手笔。

我和哥哥一起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外祖父李辛白》。我们在文章里说，要学习外公一生的名言：辛辛苦苦工作，清清白白做人。而现在，连哥哥也去世了，弟弟对外公的印象比我还模糊。我只能对着材料，感慨外公的一生。

（本文来自解放日报。庄曼侠口述，龚丹韵整理。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