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几十年来与先生多次相见的情景顿时浮现脑际。加利先生是一位为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为促进中国与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友谊做出了不懈努力，是中国人民值得钦佩和铭记的老朋友。

我最早见到加利先生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驻埃及使馆工作，缘于给大使做翻译，曾多次见到时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的加利。他的渊博学识和对时局的精辟分析，都曾给初涉外交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正是“十月战争”之后，中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萨达特总统果断决定访问耶路撒冷，做出艰难的和平选择，中东和平进程发生历史性转折。当时的埃及政界存在不同声音，而加利作为外交国务部长，陪同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并用他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埃及与以色列和平协议的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2年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不久访华。国家领导人会见他时，我当时有幸作为外交部亚非司的副司长陪同。当国家领导人谈及我国的台湾问题时，加利当即表示，我是埃及人，对《开罗宣言》还是清楚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当时双方都会心地笑了。作为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冷战结束不久单边主义很强横的形势下，加利坚持国际公正，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赢得赞誉，但也使他失去了连任的机会。我2003年出任驻埃及大使后，多次与加利交谈。记得有一次谈起他未能连任秘书长一事时，他说他一点也不后悔，而是感到很自豪，仰不负天伏不负地，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从联合国秘书长位置上退下之后，加利热心国际间智库交流，几乎每年都要应邀来华访问，出席一些讲座，或到大学演讲，成为中埃和中阿间友好交往的使者，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加利长期居住巴黎，但他担任埃及人权委员会主席，经常回开罗主持会议，并与老友们聚会。我经常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活动，而且主办方总会说，这是加利提议邀请的，而且只邀请了中国大使。我深感加利对中国的这份特殊友情。

加利对中国友好，也源于他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赞赏。中埃两国古老文明是我们经常交谈的话题。加利说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能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对世界文明是极大贡献，他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还认为，中华文明能延续下来，地理位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感叹埃及地处三大洲交通要冲，各个历史时期一再被强国入侵和占领，文化也被摧毁中断。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维护国家的传统文化太重要了。我们每次的交谈总是那么情投意合，常让我想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句名言。

我最后一次见到加利是2014年12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出席埃及外交委员会年会。当时92岁高龄的加利行动已经不便，拄着拐杖出席年会开幕式。我走上前去问候，并自我介绍，加利马上打断我的话说，“你是前任中国大使，我们是老朋友了”，一句话让我深为感动。加利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仍给人一种气势恢弘的感觉，对埃及的转型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表达了对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极大关心。

今年１月２０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和阿盟总部时，为１０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颁奖，加利位列其首，习近平与加利亲切交谈的画面感人至深。中国人民会深深铭记加利这位老朋友。

（本文转载自今日《解放日报》。题图来自网络。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