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群山之巅》之后，我又回到了这片故土。我依然钟情于这片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发现当下生活所面临的焦虑、矛盾、不公、欢笑、坚忍、眼泪等等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一场别开生面的作品朗诵会代替新书首发式，让迟子建新作《候鸟的勇敢》第一时间面对读者的检验。用四川话压轴朗读结尾的作家阿来说：“这是一部品质很好的小说，好小说值得用各种语言去朗读。”

《候鸟的勇敢》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今年《收获》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候鸟的勇敢》，30多年时间里，迟子建发表了50多部中篇小说，体量多是三五万字，多达八九万字的《候鸟的勇敢》，几乎达到一部小长篇的容量。迟子建坦言，曾怀疑自己是否写得太过放纵，想过修改得更精炼，压缩一些风景描写，但最终发现，“是这片土地的风景和风景里的人塑造了这个故事，这部小说的呼吸是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才变得饱满”。

饱满，也是身为作家同行的阿来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故事一层一层地展开，从结构上来讲，就像组织丰富的交响曲，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第三主题……一层一层地呈现。这部小说的第一层从金瓮河的开河到重新封冻，让我们读到了一片山野、一个地方的完整发展。第二层是自然界的展开，它又分为两个层级，首先是植物的世界：草、树、花，从春天萌发、抽枝展叶，到夏、冬完成生命周期；其次是鸟的世界，有候鸟，也有留鸟，也是完整的生命周期。”在阿来看来，中国作家多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留意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候鸟的勇敢》从自然界出发，用候鸟的生命形态对小说的主要人物形成灵魂上的启示和救赎，自然与人形成了互相映衬、互相对比、互相提升的关系。

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候鸟的勇敢》包含了自然和社会两种生态，对自然生态的描写很有诗意，也有深意，社会生态的融入则让作品更为丰厚，“不仅有候鸟，还有’候鸟人‘，小说里的瓦城，有钱人就像候鸟一样冬天到南方过冬，夏天再返回北方，这实际上折射了东北地区这几年的一种社会现象。迟子建的这部作品呈现了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呈现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它的问题，也呈现了它的变化，新时代新经济正在重塑新的生态。”

在小说后记中，迟子建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在新书面世之际，她再度强调，《候鸟的勇敢》讨论的问题包括自然生态的灾难、潜在的威胁、人际关系的复杂，亲情的冷漠，潜在阶层的悄然变化，贫与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错位、扭曲等等，“我尽自己现在的思考和能力实践了，尽管我自认写作从来不是完美的，但至少对此刻的我来说没有留有太大的遗憾”。

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的写作状态十分艰苦，因为所要处理题材本身的复杂性和严重的颈椎病，写到最后病倒了，仍然坚持完成。而《候鸟的勇敢》的创作状态是迷人的，就像10多年前连续写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一般。“我希望《候鸟的勇敢》也能成为开启我下一部作品的序幕。写这部作品时，我的状态是自由、过瘾的、甚至不忍从作品中走出来。我的新居正好面对哈尔滨新区的群力外滩公园，白天在作品中和候鸟打交道，黄昏散步时又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鸟，完美地把我带入了作品的情境。我已经54岁了，马上奔六了，我不再晚上熬夜写作，每天工作到下午4点左右，就奔向小厨房做一点小菜，喝一点红酒。从我的餐桌正好能望见外滩公园的树，有时也能看到鸟，鸟飞近的时候有一道阴影，一闪我就知道，和小说里的氛围完全契合。我写德秀师父、写张黑脸，虽然是一个人独自写作，但写着写着就感到不是一个人在生活，我笔下的人物和我产生了共融，他们就在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放下酒杯走到厨房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张黑脸的背影，又仿佛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就能看到德秀师傅就像我写到的细节那样，正拿着半湿的毛巾擦门槛。”

“完成这部作品时，正是哈尔滨的深秋。当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到了深秋，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仿佛离我很近很近。与作品中的人物朝夕相处了好几个月，就像一场恋爱，作品完成之时，就是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有一丝苍凉，也有些伤感。”迟子建说，“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积出的八九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验。我更愿读者多提意见，读者就像是我在极寒之地一团温暖的炉火，照耀我在极寒之地继续前行跋涉，继续努力地往前、往高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