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一个正在上海北站实习的小青年，转行了。

郑振铎。

他的名字叫郑振铎，刚从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毕业。“撺掇”他扔掉铁饭碗的朋友名叫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两个青年年纪相仿，在上海的工作地点也相近。

其时，上海北站位于宝山路西南侧，商务印书馆则位于宝山路东侧（今宝山路499弄位置）。从路的那头到这头，对郑振铎来说，不仅是换了工作地点，也是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从此，中国的铁路系统少了一名职员，但中国文坛多了一位出色的诗人、学者、作家。

在1921年，郑振铎只有23岁，茅盾也不过25岁。没有人想到，有一天有人会用“大师”的头衔称呼他们。两个青年沿着宝山路散步，热血沸腾地讨论文学艺术和写作，他们一起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渴望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一边聊，一边只觉得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自己有关。宝山路，记录下他们青春的身影，也记录下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足迹——

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在这条路上，鲁迅、胡适、叶圣陶、老舍、巴金等人，都在这里留下痕迹。但这条路不仅仅是属于他们的，日后这条路上发生的和见证的一切，远远比书斋里描写的更为壮烈。

商务印书馆来了年轻人

商务印书馆，是在1904年从江西路德昌里搬到宝山路东侧的。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先购地80余亩，兴建了总务所、印刷所和编译所。后来，又陆续在宝山路西侧修建了东方图书馆。

宝山路所在的闸北区，因吴淞江上曾建两座挡潮石闸而得名。光绪二十六年,为抵御租界当局扩张，粤商陈绍昌、浙商祝承桂等联合地方绅商，呈准两江总督自辟商埠，创办上海第一个民办市政机构——闸北工程总局，地境华界地区开始城市化，建桥、筑路改善交通。继清政府重建吴淞铁路，取名淞沪铁路后，沪宁铁路于光绪三十四年通车，1916年沪宁、沪杭甬两线贯通，并在境内先后建沪宁站、上海北火车站(简称北站)和麦根路货站(后称东站)。共和新路、中兴路路口设沪太长途汽车公司，修筑通往江苏、太仓的沪太长途汽车路(今老沪太路、沪太路)，辟沪太线，创沪上第一条跨省市汽车客运线。至20世纪20年代末，先后兴建里弄590余条、道路70余条。因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一些清政府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纷纷到闸北投资，争购地皮，建厂开店。与商务印书馆同时落户的，还有闸北水电公司、福新机制面粉厂等。商业迅速发展，使得闸北成为上海华界商业中心之一。当时，光复路竹木行和新民路皮草市场闻名全市，成为闸北西南部的繁荣中心。宝山路一带,以旅客为服务对象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形成规模，成为闸北东北部的繁荣中心。

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很快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1920年11月，茅盾主编《小说月报》，还在北京的郑振铎为他集稿。叶圣陶、许地山、庐隐、王统照、冰心、朱自清和朱湘等五四新文化作家成为《小说月报》新一代的作者。茅盾推荐郑振铎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所长高梦旦接待了这个“小铁路”。郑振铎不仅获得了新工作，还有了家庭——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同年娶了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为妻，并在宝山路宝兴西里9号安家。

也正是在1923年，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邓中夏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上海，并被派到上海大学工作。他取王安石锐意改革之意，化名邓安石，暂住在宝山里92号。1924年李立三来沪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就住在邓中夏家。那一年，在宝山路上，准备上海工人运动的邓中夏和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功能的郑振铎是否遇见过？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在邓中夏的主持下，一批党内外专家来上大任教，而名单中，就有郑振铎。他们的出现，引领了一大批在校学生认识和走近中国共产党。

三德里的火种

就在郑振铎进入“商务”的前两年，一个名为陈云的青浦练塘少年在1919年12月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只有15岁的陈云在位于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今河南中路211号）二楼北侧文具柜当学徒，月薪三元。虽然个子矮小，要站在特制的木凳上才能接待顾客，但因为业务出色，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就决定破格提前一年升他为店员。

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陈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知识、学习英文、练习毛笔字和打算盘。每天早上六点，他就起床离开上海老北站华兴路顺征里七号商务印书馆集体宿舍的东厢房，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

商务印书馆到闸北后，每日到宝山路上班的商务职工已逾千余。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住房问题，“商务”在周边兴建或者租赁了不少住宅，除了陈云居住的顺征里，位于宝山路鸿兴路东面的三德里当时也是商务职工宿舍之一。工人云集处，进步组织和团体也应运而生。1922年文学社团创造社在三德里A11号设立　《创造季刊》，1926年郭沫若、恽代英、张闻天和茅盾等在A3成立中国济南会。在同一条弄堂里，还有有世界语协会和中国农学会。

1925年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宝山里2号成立。随着“五卅运动”在沪发生，同年八九月间，商务印书馆职工举行大罢工。陈云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被推举为该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在罢工取得胜利后几天，陈云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董亦湘、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党员恽雨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陈云刚满20岁，商务印书馆就成了他的大学。

两年后的1927年，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是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宝山路584号为原商务印书馆职工俱乐部，也成为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但还来不及品尝胜利的果实，“四一二”事变开始了。

1927年4月13日下午1时，上海总工会组织的6万多武装游行工人来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遭到军队镇压，当场打死100多人。五年后，1932年日军发起“一·二八”战争，飘散油墨香味的宝山路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虽百死而无惧

1932年1月28日，日军飞机盘旋在上海闸北上空，对准坐落在闸北的商务印书馆，炸弹落下，建筑成火海。占地80余亩的商务印书馆成为一片瓦砾。到2月1日上午，东方图书馆的五层大楼也被大火殃及。商务的办公大楼、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多年苦心搜集的大量古籍孤本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　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火光熊熊。烬余燋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

如此惨状，令商务元老张元济当场潸然泪下。这次轰炸，也让嗜书如命的郑振铎个人损失了几十箱藏书。宝山路周边的厂房、商店连带石库门，包括宝山里2号也在“一·二八”淞沪炮火之中成为废墟。昔日市声鼎盛的宝山路一去不复返。

但大火会烧毁一些有形的东西，却也会淬炼出一些别的东西。

五年后的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许多人纷纷逃离，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却毅然选择留下。他不忍书籍被毁的梦魇再次发生，决心以命抢救下中国珍贵古籍文献。其时，大量中国古籍文献不仅被毁，也在大量流散海外。对此，郑振铎曾在以纫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作的序言中写道：“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义无反顾地在炮火连天的上海留下了。

引领郑振铎走进宝山路的茅盾，于1938年3月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和郑振铎同样在商务共事的陈云此时已经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来过宝山路的刘少奇正在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　《鲁迅全集》。1938年5月，胡愈之与范长江、徐迈进等筹划成立青年记者学会，编成战地新闻，每周一次和国际宣传处一起向外国记者发布，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

宝山路的繁华不再，巍峨的建筑不再，有形的书本不再，但精神还在，力量还在。炸弹炸不掉这些，文化的种子就不灭。从书桌前站起，各奔东西的文化人，怀揣着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也从这里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参考《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宝山路：曾绚烂的人文之路》《闸北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