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应试的问题

记者：在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声中，有人认为，是家长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得孩子承受了过重的压力；有人认为，学校唯分数论，在减负的口号下，学生的书包实际上越来越重了；还有人认为，我们的教育理念错了，重知识、不重能力的培养。对此您怎么看？

鲁白：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有一次回国，我和北大的饶毅教授一起去见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当时他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谈起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说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改变“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

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一个强大的共同信念是，高考是一决胜负的“生死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为了在高考胜出，就得上好的高中；为了上好的高中，就得上好的初中，中考也得拼分数；为了上好的初中，就得上好的小学；为了上好的小学，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那么，如果没了“一考定终身”这回事，问题不就解决了？

记者：一直以来，这都是个两难的选择。果真取消了考试，那用什么替代手段来进行考核和选拔呢？

鲁白：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借鉴美国的做法。美国高中生可以多次参加“高考”，取成绩最好的一次。还可以学习美国大学招生时的考察方式，除了看成绩单、推荐信和面试，还看学生在课外活动、社区服务中的表现，以及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同时也会考察学生的才艺，音乐、美术、体育等。

我们希望，一旦大学的招生标准变了，高中的教育目标会跟着变；高中变了，初中、小学也跟着变。这样一来，就能把学生的全面发展放在教育的首位，而不是只关注分数。

记者：听了你们的建议，周老如何表态？

鲁白：周先生十分含蓄、温和，他说，你们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考虑成熟了可以写成报告。但在这之前，你们要研究一下，当年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失败。那场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是李远哲教授，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改革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最后失败得很彻底。台湾、大陆文化相通，台湾的教育改革失败很能说明问题。

记者：研究之后，这个教育改革的失败案例给了你们怎样的启发？

鲁白：不如说是打击吧。李远哲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希望借鉴美国大学的考察制度，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体制弊端；二是搞多元办学，鼓励民间资本办私立学校、社区学校。结果，前者引发大面积的作假，后者则导致乱象丛生，甚至花钱就可以买到文凭。

记者：作假与乱象，为何会滋生？

鲁白：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台湾社会文化中的不诚信。设想一下，在一个诚信度低的社会中，人们会用各种不诚实，甚至是欺骗的手段应对各种标准。要推荐信？学生自己写得天花乱坠，老师看也不看就签字；要看做过什么公益项目？家长帮着胡编乱造；要看社区服务的时间？跑去相关部门盖个图章就是了；至于个人自述，有专门的高手收费代写。

记者：这就成了一场“合谋”。于是，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作弊而被判刑的消息传至国内时，我们听到的惋惜声竟然多于谴责声。当为达目的而背弃诚信成为一种可被社会理解的行为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沦陷了。

鲁白：所以，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高考的问题、应试的问题，因此也就不能靠，至少不能完全靠政府、靠教育部去解决。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这些流传甚广、影响至深、普遍认同的“名言”，都在灌输读书的功利性目的

记者：归根结底，教育问题是一种文化恶疾在教育领域的映射。

鲁白：是的，正是文化上的功利主义，造成了教育上的急功近利。

许多长久以来被推崇的“至理名言”，其中就隐含着明显的功利性：最赤裸裸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则将读书和做官直接挂钩。其他如“读破万卷书”的说法，将教育简化为仅仅是读书，模糊了其他能力的培养；“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告诫，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也容易让人们从求学之初就对读书抱有偏见，以为那是件苦差事。

这些流传甚广、影响至深、普遍认同的“名言”，都在不知不觉地灌输读书的功利性目的。我们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都共享着这样的文化，这使得教育问题愈演愈烈，陷入恶性循环。

记者：教育不可功利，但教育也还是有目的的。您认为教育的目的，或者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鲁白：我在大学里教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家长，女儿今年考大学，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我对大学本科的教育想得更多些，我们就从大学谈起吧。

几年前，我出席儿子的大学开学典礼，当时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在演讲中，讲的就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但是，演讲结束后，仍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家长围住她问：学校如何保证我的孩子毕业后找到好工作？或者如何进入哈佛的医学院、斯坦福的法律学院、麻省理工的商学院读硕士？雪莉回答说：你们不应该在孩子刚踏进学校大门时，就想着出去后的事。找工作不是目的,做有趣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才是目的。

在这位校长看来，普林斯顿有优美的环境、优秀的同学、智慧的老师、一流的课程、丰富的课外活动，为什么不利用学校提供的资源，好好发掘和发展自己？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擅长的是什么，将来才能在社会上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记者：也许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自我发现之旅并不一定轻松惬意。

鲁白：普林斯顿曾经有一位叫詹姆斯·麦迪逊的学生。他在学校里学了拉丁文、希腊文、哲学、自然科学、地理学、数学和修辞学。可是毕业后，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向校方申请再读一年，又学了希伯来语和政治哲学，但他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于是，他四处旅行，旅行回来就住在父母家里。最终，他发现自己对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充满激情，而这也能发挥他在写作和辩论方面的才能。后来，他成了美国的第四任总统。这就是一个学生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最终发现自我的故事。

互联网时代，大学也许已经不是学习知识的唯一场所。麻省理工学院把所有的课程、所有名教授的讲座都放在网上，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免费看到，但人们为什么还要到麻省理工读书？因为上大学不等于上课，你听课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学老师讲的知识，还在学老师的风格、老师的个性、老师的做人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学校还有那么多同学，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大学的性格和大学的文化。文化才能熏陶人。所以，不是你上了麻省理工的网上课程，就能变成一个真正的麻省理工学生。

中国学生在认识自己这件事上，花费的精力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身处大学之中，是什么让人真正成为一名大学生？

鲁白：首先，大学会帮助你发掘兴趣与潜能，点燃你对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激情；第二，大学生活会帮助你了解自己的个性，了解什么是你的长项，什么是你的短板；第三，大学是新兴学科的信息汇聚地，可以帮助你找到有发展前途的领域。

但是，中国学生在认识自己这件事上，花费的精力是远远不够的。不管自己是否喜欢、是否适合，只要社会上流行的、将来能赚钱的专业，大家就趋之若鹜，但又有多少人脱颖而出？没有兴趣的支撑，是很难深入去钻研一门学科的，自然也很难做出成就来。长此以往，造就的是一个庸常的社会。

记者：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是有好奇心的，从小学到中学，孩子的这份好奇心往往被抹杀了，变得越来越“老成”。

鲁白：那是因为我们的中小学，有些重要的东西没教，而是反复纠缠于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我儿子读小学的时候，非常调皮捣蛋，我经常被老师叫去训话。升中学的时候，虽然他已被几所重点公立中学的“天才班”录取了，但考虑到他需要加以管教，我就送他去读华盛顿地区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该校以管理严格出名。在拜访该校负责人时，我问他学校都教些什么。负责人说教三样东西：第一是知识和技能；第二是道德的培养，孩子要有羞耻感、正义感；第三是修养，或者说是教养。

记者：知识、技能好教，但道德、修养这样概念化的目标培养起来就难了，应该怎么培养？

鲁白：我当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当时这位负责人的观点是，体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途径。他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每个学生每天都必须参加体育活动，而且是团队性质的体育活动。老师除了教课之外，还必须是某个运动队的教练。

为什么这么重视体育？多年后，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体育不等于锻炼身体，体育中有体育精神，而体育精神是无法在课堂上教授的，学生必须身体力行，参与其中，才能有所体验、有所感悟。通过体育运动，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就是输，也要输得有风度。很多深刻的道理，是要靠自己体验出来的。

记者：教育目的不同，培养出的人才自然也是不同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下在人才培养上的缺憾。

鲁白：我们学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常说，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均值高，方差小。就是清华的学生整体都很优秀，但很少有特别突出的，近些年少有冒尖人才、创新人才。平时在校表现也是如此，学生完成任务的能力很强，但很少能自己发起项目。批判精神也不够，少有挑战老师权威的。

怎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性，和分数不相干的东西，便不舍得花时间与精力去关注。不少家长，从孩子读小学一年级开始，到进入大学选课，样样过问，务必样样要有实际功用。

功利带来的结果是，兴趣被抛弃了。事实上，一个人在人生的长跑中跑多远、跑得精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积极主动。比如，研究生选课题，你是等着导师给你题目去做呢，还是自己主动选题？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爱好、长短处都没有了解，你想选也选不了。我做博士后研究时，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保罗·格林加德，他是脑神经蛋白磷酸化研究的鼻祖。他让我做synapsin（突触素）的磷酸化研究，我说我对synapsin在神经突触发育中的功能更感兴趣。于是，他支持我去与著名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的实验室合作，结果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

记者：除此之外，您所看重的优秀人才还有哪些特质？

鲁白：创新的精神和标新立异的勇气。

杜甫有句名言“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要写出与别人的不一样。王安石为“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苦思良久，从“过”改为“入”，又改为“满”，改了十多次，最后才定为“绿”字。做研究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思路、方法，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今天，我们的教育改革，就是要培养出一批有勇气、有胆识、有冒险精神的“四敢”新人。一是敢问，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谁说教科书上全是正确的？二是敢做，比如，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不是什么大科学家，而是一位博士后和一位研究生，但他们解决了20世纪生命科学中最重大的科学问题。三是敢试错，不要怕犯错误，改了不就好了？四是敢坚持，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对的，不要轻易放弃。

到底是孩子的成长重要，还是家长的面子重要

记者：即使教育的目的得到明确，但若是教育评价体系不改变，唯分数论依然会“绑架”教育目的。

鲁白：对，评价体系对目标起着导向作用。

我是个爱较真的人，儿子被普林斯顿录取后，我依然“固执”地想知道普林斯顿的录取标准。美国很多名校都不公布录取标准，我就特别好奇。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雪莉校长说，学校确实没有写在纸上的标准，但又确实是有标准的。

她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学校曾经需要在两名申请者中作出选择，录取其中的一名。他们一个是黑人女孩，一个是白人男孩。女孩的考分是2100分，男孩是2390分，但最终被录取的是女孩。为什么？女孩来自单亲家庭，除了上学，她一周还要工作30个小时，在家照看弟弟妹妹，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去社区做志愿者。另外，她在数学方面有突出表现，她所在的中学送她去附近的大学上数学课。而男孩的母亲是某政府部门发言人，父亲是律师，他比女孩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对于这样的选择，雪莉解释说：“如果我们现在给男孩、女孩拍张照，把这一刻定格下来，那么，确实是男孩优于女孩；但如果我们拍部电影，呈现这两个人的成长轨迹，显然女孩是在严重缺乏学习资源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走到今天的，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看中的。我无法告诉你具体的标准，因为标准在我自己的体会中，在我们的选择中。”

在这里，我不是说所有美国的大学都很好，都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美国一些常春藤学校的录取标准也饱受批评，存在拼爹现象。中国教育有问题，美国教育也有问题，但至少雪莉说的这个故事让我深有感触。

记者：历史地、动态地评价一个人，这样的视野才具备广角镜的广度。

鲁白：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人在考虑改革教育的评价体系。新浪创始人王志东是我朋友，他最近在做一个叫“校内外”的手机APP。如果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特长，那就请他把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的所有音乐作品都上传。有绘画特长的学生也一样，既然要以绘画特长为自己申请大学加分，那就让我从你小时候的作品看起。这就拉长了考察的时间长度，抬高了作假的成本，因为你不能在几年、十几年里都作假。

记者：所有的改变，都应该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从批判者到检讨者，再到建设者。

鲁白：如果每个人不再功利，能够做到诚实守信，那么，教育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教育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好的教育是帮助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潜能，这对个人的发展是最好的，对我们的社会也是最好的。在我看来，教育应该是双轨制的：一部分人特别爱学习，特别擅长学习，那就让这部分人往学术、科研的方向发展；另一部分人在其他领域各有所长，那就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既能实现自身价值，也同样是在为社会作贡献。比如德国的技术工人，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低，工作可以给到他们获得感。而我们现在是，把所有人都往读书一条道上赶，所谓“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走不远的。

到底是孩子的成长重要，还是家长的面子重要？那些只关心“成功”的家长，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任务档案：鲁白

1996年发现了神经营养因子对学习记忆的促进作用，开辟了新的神经研究疆域。历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儿童发育研究所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基因认知与精神项目副主任。2009年回国，2013年出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