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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在说城镇化,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提“逆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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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士林 苏晓静 王晓静 2018-04-20 06:41
摘要: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只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根本上不可能取代“城镇化”。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是就推进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做出的新的战略设计。

 

我国现有乡镇级建制单位41636个,设有村委会的农村为58.9万个,它们既是大多数新城市人的“乡愁”所系,也是约1亿人就近城镇化的“空间”所在,乡村建设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结合部和焦点,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质量。

 

“逆城镇化”缘何出现

 

城市在任何时代都代表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最高发展水平,这是现代城镇化进程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高歌猛进、席卷全球的原因所在。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聚直接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不同程度损害了“过更好的生活”的城市本质,因而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局部出现了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向流动,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城镇化”。

 

作为城镇化进程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和调节,“逆城镇化”十分自然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大城市和部分中等城市的“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另一方面则由于持续多年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务等,因而在大城市周边和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这符合城镇化基本原理和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人们之所以愿意离开繁华和舒适的都市回到农村,不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机制也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既有我国大城市在前一个时期由于“城市大跃进”而导致的规模失控、结构失调、功能紊乱等现实问题,有市民对世界、对人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再认识和再选择,同时也切实表明了我国农村的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已得到长足进步,显示出国家和社会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和作为正在取得实效,因而才可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新的家园。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从世界城市化的总体格局和历史进程看,还是就我国目前的“逆城镇化”的体量和程度而言,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只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根本上不可能取代“城镇化”这个当今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的主要原因。

 

逆城镇化不等于反城镇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成为绝对的主角,农村相对被边缘化。但在当下却出现了刻意拔高、扩大、美化农村,甚至以此来贬低城市、否定城市化的言论和做法,它们只看到了城乡之间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生活质量等方面依然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差距和矛盾,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城市,但却没有看到大城市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为综合解决城乡矛盾、带动农业地区发展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与先进实践框架。如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大都市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如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这些片面夸大“逆城镇化”的言论和方略,不仅在理论上有失偏颇,而且一旦进入社会和实践领域,也是相当有害的。

 

逆城镇化不等于反城镇化,乡村振兴也不等于否定城市。对于城镇化,必须全面辩证地看。任何一种走极端的方式,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教训。2005年10月,《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但人们很快发现实践中出现一个悖论:要么不建设新农村,要么建成以后,农村就变成了城市,和城里人住一样的楼房,用一样的水电煤气,享受一样的医疗教育,组织一样的文化娱乐活动等,而千百年来传承的自然景观、生产方式、邻里关系、民风民俗等,往往会很快地消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在根本上涉及到我国广大农村在城镇化背景下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传统那种只顾经济指标而不计环境与资源成本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探寻新农村建设或农业地区城市化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就成为当务之急。比如,上海嘉定区毛桥村曾经以“毛桥模式”享誉全国,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可复制可推广性,需要进一步作深入调研。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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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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