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40年前的今天——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江河呜咽，举国悲痛。不久，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在各地流传开来，人们将信将疑，争相传抄。“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永别了，同志们！周恩来。”

读过此文者，皆热泪满面，广为传播。可是不久，风云突变。凡是看过传过这份“总理遗言”的人，都成了公安部追查“政治谣言”的怀疑对象，人们惶恐不安，遂酿成一场震撼全国的惊天大案。

今以此文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并缅怀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大耳朵家的狗肉聚会

从小生长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大耳朵吕建树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快过年了，房东杀了一条狗，送给大耳朵一大块狗肉。大耳朵回杭州城里过年，就把这一大块狗肉带回了家。大耳朵出身工人家庭，却有一帮干部子弟的好朋友。那个年代，同学间爱起外号，倒也亲切，蛐蛐、瓜子、阿斗等等，都是大耳朵志趣相投的中学同学。
1976年2月5日，大耳朵当了一回东道主，把蛐蛐、瓜子、阿斗等好朋友叫到家里，难得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围着火炉烹狗肉。

这一群热血青年中的李君旭，外号蛐蛐，头发有点微卷，一米八几的个儿，长得风流倜傥，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另一个智囊人物瓜子，在发电厂工作，英俊有才气，点子很多，文笔也好。还有几个同学，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兵团，也有的在农村插队。他们戏称是“狗肉朋友”，打来黄酒，把盅对饮，议论起对时局的忧虑。如果“四人帮”上台怎么办？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国家怎么办？他们甚至想到安吉山里打游击。

酒酣脸红，同学们猜想，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会不会有遗言？如果有遗言的话，按照周总理在中央所处的位置和境遇，他会说一些什么？有人分析说：中国向何处？国务院总理是最要紧的掌舵人。有人推测说：“按照总理的性格，他可能也会说一些张春桥、王洪文也不错的话，总理给人的感觉不偏不倚，比较平和，也有斗争策略。但是主要一点，周总理是要把邓小平推出来，让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

聊天以后，蛐蛐非常有心，收集了周总理过去的讲话，还参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词、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揣摩词汇语气，沉浸在遐想之中。蛐蛐发挥了特定年代的独创性思维，把同学议论的话题过滤融合裁剪，酝酿创作了“总理遗言”。

阁楼里传出的“总理遗言”

几天后，同学们来到蛐蛐家的小阁楼。蛐蛐就把写在两张纸片上的“总理遗言”，摊给大家看。很奇怪，到场的瓜子、阿斗等同学，没有一个人去问蛐蛐：“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反而觉得：“哎哟，这些话怎么跟我们议论还挺像的。”同学们马上就开始抄起来，“遗言”凭借人际关系迅速传播。

当年流传的“总理遗言”，有两个部分。一份是写给邓颖超，比较短。“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

一份是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比较长，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总理遗言”中最精彩的一段话是力推邓小平：“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在浙江衢州某军用机场，几个飞行员拿着“总理遗言”手抄件，找前来休假的女军医苏承业问询。飞行员还有“总理遗言”的另一个版本，说是周总理在病榻上，拿了一个小苹果，用手一切，示意“四人帮”要向小平开刀了。飞行员群情激奋，要苏承业去问问她的父亲苏振华，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苏振华是海军第一政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定知道这份“总理遗言”是不是真的。苏承业很率真，抱着孩子，连夜坐火车从衢州去北京。苏承业赶到北京西山，见到了父亲苏振华，问“总理遗言”是不是真的？苏振华一脸严肃，没有回答。
这时，“总理遗言”已经传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各地民众争相传抄。

瓜子家来了神秘的抄家人

瓜子的家在杭州菩提寺路，爸爸妈妈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靠边站了。有一天，瓜子家来了一群穿警服的人，非常专业地开始抄家。最注重的是抄书橱、抽屉，检查笔记本、信封。细致到会把一本书从头翻到尾。瓜子妈妈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来人把花盆里的土全部倒出来，把土都捏碎了，看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抄家之前，有人要把瓜子的爸爸带走，说是组织部找他谈话。当时天气很热，瓜子的爸爸穿了老头汗衫。那人说：“老袁，你再带一件外衣吧。”瓜子的妈妈搞过地下工作，觉得不正常，要出事了。菩提寺路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瓜子的爸爸上车前，回头望了一下家人。

瓜子的妹妹叫袁敏，是杭州织锦厂的女工。抄家，父亲被带走，哥哥在外地情况不明，袁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接着，袁敏在炼油厂当工人的姐姐也被抓走了。专案组在抄家时，翻出了阿胖写给袁敏姐姐的一封信。有人问袁敏的妈妈：“阿胖是啥人？”袁敏的妈妈回答：“阿胖，我也弄不清楚。”其实，阿胖是袁敏姐姐恋爱中的男朋友，阿胖的父亲陈伟达是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有人揣测，“总理遗言”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肯定有高层背景。

瓜子从北京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淮海路的姨妈家，姨妈和姨夫也是老干部。军宣队找姨夫说：“我代表市委领导找你谈话，你这个侄子犯事了，我们今天要在你家里进行抓捕。组织上对你三条要求：第一，你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要抓他的信号，要绝对保密；第二，不能让上海的老同志知道这个事情；第三，你侄儿在上海的所有行动，你要写出详细汇报。”至于这个侄儿犯了什么事，不讲。
姨夫回到家，姨妈说是不是能够给他一点暗示，姨夫说：“这是不行的。”晚上八点钟，姨夫破天荒地上床蒙头大睡。

不一会儿，瓜子回到公寓姨妈家，没过几分钟，就有人敲门了。瓜子条件反射，很快冲到厕所里想把一封朋友来信撕了，可是又怕流水声响，让抽水马桶冲掉已经来不及了。他赶紧把信塞到镜箱背后的雪花膏瓶子底下。
公安人员进门，看到一个背包：“这个包是你侄儿的吗？”姨妈沉默片刻，她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就点点头。这个包马上就被打开，包里的笔记本牵连了不少人。后来，瓜子再也不记日记了。

瓜子的脑袋 蛐蛐的笔

手抄的油印的“总理遗言”铺天盖地，在各省市蔓延开了。

全国追查“总理遗言”，找到了突破口。发现“总理遗言”许多传抄件，源头是在杭州汽轮机厂。汽轮机厂就盯牢蛐蛐。一经审问，蛐蛐心里就有点发虚，毕竟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是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的遗言，事情闹得太大了，蛐蛐就把狗肉聚会说了出来。接着，专案组顺藤摸瓜，狗肉聚会那一拨人，隔几天抓一个，瓜子、阿斗、大耳朵一连串抓进去。

公安部门定性了，狗肉宴是预谋会议，瓜子的脑袋，蛐蛐的笔。

杭州就把蛐蛐、瓜子、阿斗等人，连同他们父亲都抓了起来，押往北京，关在白云路中央政法干校。这个案件惊动了中央高层。张春桥说：“儿子背后有老子。”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中国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震撼到了北京。牢门都洞开了，被关押的“犯人”和管他们的战士都融成一片，大家要求生。瓜子在放风的院子砖墙上看到刻字：“瓜子，对不起。”这是蛐蛐写的。冤是有点冤，瓜子没有写过一个字，却被当作蛐蛐的智囊抓了起来。

“总理遗言”疑案的核心人物关在北京。而第二层次人物，如大耳朵、蛐蛐前女友的爸爸、阿斗的妈妈等就关在天目山临安，称为“临安组”。1939年，周恩来在浙北临安联络和布置抗日统一战线时，曾经下榻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恰巧三十七年后，留椿屋这个景点却分批关押着“总理遗言”疑案的一些牵连者。
瓜子的妈妈、妹妹袁敏等人，作为第三层次人物，软禁在杭州家里。

留着“政治尾巴”归来

1976年10月，绝望中的大耳朵用镜片割手腕，血流了一地。但他绝处逢生，从鬼门关转了一圈被救了回来。

几天以后，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粉碎“四人帮”。“临安组”解散了，关在天目山的同学和被牵连的家长，最早放回到杭州。大耳朵说：“哎哟，幸亏我没死。”但他的手腕上留下一个疤。

“北京组”一共关了七个人，先放了五个人。瓜子的爸爸被释放时，为了安抚，有人还带他们去八达岭长城观光，吃北京烤鸭。

可是，案件的核心人物蛐蛐和瓜子，还留着政治尾巴。毕竟是遗言伪造者，有错在身，严重政治错误。瓜子不服气，不愿出来。有个公安就对瓜子说：“我送你们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好顺路去唐山看他的女朋友，结果遇到了大地震。我的儿子就从人间消失了。如果我儿子在的话，我也应该抱孙子了。”

瓜子听了一震，和这样鲜活的生命突然消失相比，自己所遭受的不算什么，他的心态一下子平衡了。瓜子就签字同意出来了。但他在结论上写了一行字：“我保留向华主席申诉的权利。”

瓜子就这样带着政治尾巴回家。他原来是电工，结果调到煤场当搬运工。大学也没上成。这就是带着“严重政治错误”尾巴的后遗症。

钱塘江边的弄潮儿、“总理遗言”的制造者蛐蛐也回到了杭州。杭州汽轮机厂党委书记和同事对蛐蛐挺好，一点也没有歧视他，还让他当团委书记。大家特别敬重他，觉得他勇敢，有担当，能做这样轰动的事情，说那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

平凡地活着最好

蛐蛐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又是青年才俊，一时间他不断升迁，事业与爱情处处得意。蛐蛐先是调到《浙江日报》担任本报评论员，文章经常上头版。然后他又当文艺部副主任，调到《东方青年》当主编。

仕途前景看好的蛐蛐，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击倒了。他经常处于幻觉当中，有一次在报社，他近乎梦游般从天窗翻进去。第二天上班，地上留下一迭脚印。蛐蛐去报案，人家说，这脚印就是你的。蛐蛐拿了两个暖壶去打开水，突然眩晕摔倒，两个暖壶啪地全打碎。

原来，蛐蛐在北京被关押期间，严重失眠，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毒瘾般的药物依赖。蛐蛐频繁摔倒，结果发现脑颅内血管出血，就动了开颅手术。可是，手术不成功。在病榻上这一躺就是二十年，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却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

有一天，蛐蛐问照顾他的同学：“大耳朵，我在床上躺了多久了？”大耳朵说：“二十年。”蛐蛐又问：“我爸爸呢？”大耳朵说：“你爸爸早走了。”蛐蛐的爸爸妈妈走了，他都不知道。蛐蛐失去大部分记忆，只记得一个数字，就是汽轮机厂的电话号码。

当年狗肉聚会的这些同学，因为“总理遗言”案件受了不少磨难。这些同学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挺不错，但是都非常低调。他们真切地感觉到，轰轰烈烈之后，冷静下来，平凡地活着是最好的。

可惜，那个编造了“总理遗言”的李君旭————蛐蛐，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了，享年62岁。然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蛐蛐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留下了“善意的谎言”，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长久保存。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