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版的“福尔摩斯”正在上映，虽然大家都觉得此片水平一般，但仍不妨碍一批批“卷福”的资深粉丝冲进电影院。然而，中国观众难免又会多一个问号：要说悬疑侦探类故事，中国也有类似的“公案小说”，为什么就没塑造出一位中国的侦探明星呢？

事实上，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根本就是两种打开方式。

“公案”本指旧时官府审理案件时用的案牍，后引申为疑难案件，“公案小说”即指以这些“疑难案件”为主线的小说。公案小说渊源于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盛行于明清两朝，代表作品便是“捧红”了包青天的《三侠五义》。《三侠五义》之前还有一部同样以包公为主角的《龙图公案》；在其之后则有《彭公案》、《施公案》、《海公案》、《蓝公案》等一系列以公案为书名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公案小说这一分支。

同样都是破案，中国的公案小说与西方的侦探小说最直观的不同，便是主角的身份。包公自不必说，彭、施、海、蓝四公案的主角分别是江都县知县施仕纶、三河县知县彭玉麟以及大名鼎鼎的海瑞与蓝鼎元——都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西方的侦探，基本上都是私家侦探。

主角身份的不同，其实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公案小说，疑难案件只是载体，主要宣扬的还是道德层面的惩恶扬善，“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江湖人士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帮助朝廷匡扶正义，还受冤屈的百姓一个清白。案件一旦被侦破，功臣就是明君贤臣和清官。但从技术角度来看，侦缉探查的手段并不高明，不仅没啥严密逻辑可言，有时候还得假借神秘力量“开挂”。

然而这些都不重要啦，因为主事官员的品行与节操，才是市井坊间读者所关注的。“皇恩”是否浩荡、“大人”是否明察、是否符合封建纲常，才是最最重要的，侦探？什么是侦探？

西方侦探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与英美法系的特点也有关系。英国法官是相对被动的职务，他往往要求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而举证不足的一方承担败诉的后果。在这一体系下，法官的消极、两不相帮反而是其公正体现，于是侦探的存在便显得非常必要。打个比方，在一个没有包青天的国家，如果连福尔摩斯都没有，那海量的疑难案件要由谁来破呢？

再深入挖掘，侦探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缺失也百姓的“正义观”有关。

从法学角度来看，正义分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指意味著正义的终极状态必须实现，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形式正义则相对简单直观，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重点所在。

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正义是典型的实质正义，这种伦理追求也深刻地影响了公案小说。在诸多公案小说中，含有冤屈的事实通常被事先告知给了读者，而之后的情节则是一个英明的官员与一群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如何抽丝剥茧与恶人斗争，最终将真相大白于天下。“罪恶-揭露罪恶”的递进模式使得读者有了掌握事件来龙去脉的“上帝视角”，在这样的前提下还原事实真相就显得理所应当，就算在破案中用了一点“非常手段”，就是前面说到的“开挂”，比如《彭公案》第九回“验尸场又遇奇案，拷贼徒巧得真情”；甚至线索来源于非现实世界，比如《施公案》第一回“胡秀才告状鸣冤，施贤臣得梦访案”——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能沉冤得雪，谁还会在意细节？

而英国所代表的英美法系及至于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形式正义。最出名的莫过于给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利的“米兰达权利”以及要求强制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证据等等。

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中，因为唯一的证人已经被杀人灭口，安迪无法通过证据还自己清白，只能通过违法的方式自我救赎；而他报复监狱长的手段也并非传统中国的以牙还牙，而是通过一系列伪造的证据以另一个罪名将监狱长“绳之以法”。

这样的事实可能会让笃信实质正义的人失望，然而现实就是，谁也不是上帝。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与雷斯垂德检察官所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个个真相不明的案件。在“谁也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的预设下，逻辑推理术就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以证据为立足点、拒绝“上帝视角”的叙述方式最终催生出了西方文学中的侦探形象。

最后问一个问题：如果是中国人创作出了福尔摩斯形象，那这本书会叫什么名字？大约会是《苏格兰场公案》或是《雷斯垂德洗冤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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