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氛围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红色情结，它流动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遗传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探究红色文化的基因，必须把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串联起来。中华民族早已与“红色”结下了不解之缘。红色代表着权威，代表着吉祥与喜庆，是自古至今老百姓最喜欢的颜色。红色是喜庆之色、吉祥之色，是阳刚之色、发达之色，也是刚强之色。红色代表着革命，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可以发现党始终与红色息息相关，建红军、举红旗、上红榜……这种“红色情结”延续下来，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表征。

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便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一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的历史。他强调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上海，这座以海纳百川而闻名的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它善于吸纳来自全球各地的最新风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诞生地。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天生具有红色基因。习近平提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基因”一度成为习近平经常使用的词语。基因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它支撑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基因用于人类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就有了多重属性。比如，生物基因标示着人的自然属性，文化基因则显示出人的社会文化属性。人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生物基因有关，而文化基因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属性，对人类族群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更好把上海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事关上海全球卓越城市建设及未来发展。

把传承红色基因转化为激发上海城市活力的强大能量

上海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这里最早对外开放，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文化，融汇了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正是这种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上海文化特色，使之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现代城市，这也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党诞生后对上海的发展产生着哪些影响？党的红色基因又给上海带来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就是说，在各种文化成分中，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上海文化历史发展中，优良的红色基因也应该成为提升海派文化高度和厚度的重要因素，它要为海派文化保持强大竞争力提供不竭的动力，提振海派文化的精气神。

上海的丰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怎样，传承运用的情况又如何，还需要在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细细加以思量。从当前状况来看，上海对于红色资源的运用和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上海固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资源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一些最重要的资源，特别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上海理应起到更大的作用，并使之成为保持上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比如，“红船精神”得到了浙江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嘉兴市的一张文化名片。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对于红色资源的重视度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湖南、湖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在红色资源的传承和运用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做法。

在梳理上海红色资源的过程中提升海派文化的高度

要思考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为什么一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红色基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上海不仅仅有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和中共四大会址，而且从1921年7月我们党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这12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都设在上海（除短暂外迁广州等地外），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在上海工作过，实际上这里是我们党早期的指挥总部。据统计，上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遗址遗迹共有四百多处。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的各类机关旧址，有确切地点可以认定的就有30多处。比如，早期中共中央局和政治局机关办公联络点旧址、党中央所属各部委办公地旧址（如中央特科、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等），还有党中央附属的工作机构办公旧址，如印刷所、秘密电台、编辑部等。

丰富的红色资源，锻造了上海具有“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色基因，从中也能领略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上海创造出很多个“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党的成立；创办第一份党刊——《共产党》，传播党的主张；发表第一份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文本，第一次明确把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了青年团第一个临时中央局，成立第一个青年干部培训学校，创办第一份团的机关刊物；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出版第一份工人刊物，创办第一所工人学校以及第一所妇女学校——平民女校，成为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创办了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成为党的重要文化阵地；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构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等等。这么多的“第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孕育到诞生、发展、壮大的历程。毛泽东曾把上海称作“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

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我们既要注重这些有形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深挖其精髓要义、揭示其时代价值。只有这样，红色基因才会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发挥出红色文化应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上海可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所承载的政治、教育、文化等多重内涵，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讨阐释，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释放红色文化资源的“乘法效应”，让红色基因融入到上海的血脉中，打造红色文化的精神殿堂，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使之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途径。

使弘扬红色文化与建立全球卓越城市的工作有效对接

党的一大会址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兼具红色文化、传统江南文化的特征，也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所在。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把传统江南文化、红色文化融汇到海派文化的激流之中，答案只能在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伟大实践中展开寻找。

从历史上看，海派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曾经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区域，由此也使江南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小高峰。这里商品流通比较发达，手工业者和文人雅士荟萃，也是思想流派最多的地区。近代开埠之后，上海较早与西方文化接触，凭借中外各种资本、资源汇集，再加上科技、人力的集聚，较快建立起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人们通常所说的海派文化，正是伴随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在原先江南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了西方文化，并在融合过程中进行了文化再造，形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特质。

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得以在上海萌芽、发展和传播，也正是基于海派文化的这种特质，基于上海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20世纪初的上海，有着鲜明的殖民地特点，率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一批人，切身感受到东西方的差距，在外来势力的压迫之下，如果国家不独立，中国人根本挺不起腰来，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必须要使人民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毛泽东曾将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他深刻认识到，“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变被动挨打为主动革命，红色基因在上海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从此便一发不可收，逐渐在中国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今天，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是经济竞争，背后实则是文化竞争，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竞争。上海要借助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彰显红色文化诞生地的功能，要立足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有所担当，率先建立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全球卓越城市。只有提升城市的文化功能和精神品质，才能使它真正称得上“全球卓越”。要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红色文化凝结着我们党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呈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鲜亮底色，建设全球卓越城市必须把红色基因的传承作为一个重要抓手。

把传承红色基因与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弘扬红色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海派文化的自身建设之中，不能只体现在一批有上海特点的文化作品中，还应将其融入到上海人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真正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红色文化不仅具有重大政治价值、教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经济社会价值。上海也应结合时代特点，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融合发展，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上海在探索一条符合城市特点发展新路子的过程中，“党建引领城市社会发展”的特点呈现出来。这座有着红色基因的大都市，党的建设基础不断夯实，并成为引领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劲动能。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成为引领各项事业前进的核心力量，党建成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比如，强调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始终强化党的意识，强化党的领导，把基层党的建设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社会治理不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市民依法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依靠广大市民参与社会治理。

当前，城市治理创新中需要着力破解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健全体系、整合资源、增强治理能力。上海以强化街道党工委职能作用为突破口，将管理和服务力量向街道社区倾斜，在提高“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效能的同时，构建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共治新格局。建立了区委、街道党工委、居民区党组织“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在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党建协作互补、社区党组织工作向新兴领域拓展过程中，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完善了党建网络体系。依托党建网络体系，在城市社区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群众活动团队等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不仅促进了纵向联动与横向协作，而且有效解决了传统治理网络存在盲区的问题。

不断推进自治、共治、德治、法治的有机融合。立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将“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作为重要方向，以精准高效服务群众为着力点，以党建联建为基本方法，以价值引领、人才引领、专业引领和项目引领为主要内容，推动形成了适应多元社会、推动资源整合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也成为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的一个有效方法。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这根“红线”，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坚持党建“红线”是城市治理的底线，保证创新工作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二是坚持由党建体系为城市治理提供发展的基准和框架，党组织体系成为基层治理的支撑结构和内在骨架，做到了使党建“红线”成为城市治理的资源供给线，保障广大市民在城市发展过程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并将为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卓越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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