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辉

数据显示，华为凭借1.02亿部的销量登上2017年中国手机市场榜首，其后分别是OPPO、vivo、苹果和小米。

可谁又想到，如今一飞冲天、声名远播的华为手机，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踽踽而行，默默无闻。华为手机公司的前半生过得相当苦逼，2008年母公司甚至打算卖掉她，不巧遇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未遂”。2011年后，华为手机成功战略转型，得以展现她的绝世姿容。

我身在华为逾16年，前8年致力于移动系统销售，后8年钻研战略、资本运作及业务发展，其中有三年时间就在手机公司楼里工作，有幸亲身见证了这伟大的发展历程。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1997年，我电子硕士毕业后加入华为，阴差阳错在坐落于西乡农民村落里的生产部呆了一年。现在那里是深圳的“前海”，六七万一平。

这几栋楼是当时的办公室，前面的空地是大巴停靠点，我经常站在这条狗的位置等车

1998年春节快到了，生产部发了一个文件：华为产的高档无绳电话机，买回家孝顺父母，最后三天，优惠大清仓！

一些同事马上掏钱，兴冲冲地揣回了老家：“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是儿子公司生产的高级电话！”节后从愁眉苦脸的同事们那里得知，孝心电话基本上用不了。

当时正是从模拟话机演进到有来电识别功能的数字话机的时代。华为话机事业部虽然在国内较早做出了数字话机，但价格竞争激烈，生产又外包，导致质量不佳。ISDN话机配合C&C08程控交换机在中国电信销售，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防雷，打一次雷，就坏一大批，服务人员只好坐飞机过去免费给用户更换。

更惨的是，很多无绳话机还作为礼品送给了客户，故障连连。1998年秋天，我去刚组建的移动行销部卖GSM基站。客户调侃我们：你们连无绳电话都做不好，怎么能做好基站？搞得我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任正非先生因此对终端产品退避三舍，他听到研发手机的提议时，竟“啪”地拍在桌子上，说：华为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华为完美错过的首拨国产手机潮

上个世纪末，华为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长征”。

起点是1998年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GSM（全球通）实验局通过了国家鉴定，终点是1999年10月在福建获得第一个大规模的商用，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以此为出发点，征战全国，并远征海外。率领这场长征的负责人是“南霸天”李祥庭，重大项目是宋联忠，总工是侯金龙，我是所谓的“高工”。

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采购成本因此急剧降低，向普罗大众收取的资费也大幅降低。2000年，用户增长逾4000万户，达到前5年的新增总和，用户总数更是超过8000万户。中国移动也悍然成为全球第一大网！

移动用户的爆炸增长掀起了首波国产GSM手机浪潮。

1998年以前，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分天下。1998年秋天，我以2600元的昂贵代价了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个手机——诺基亚5100。

我的处女机：诺基亚5100

转折的1998年终于到了，国产手机崛起，这与两个关键词密不可分，一是牌照，二是贴牌。

1998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手机生产必须获得牌照许可。牌照一夜间成为竞相追逐的女神，科健、波导、熊猫、夏新、迪比特、TCL、中兴、南方高科等纷纷中大奖，获得女神垂青。当年10月，第一部国产手机—科健KGH-2000问世，尽管饱受诟病，但其意义远超过产品本身。

“Bird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 欧耶!” 波导是疯狂广告战的佼佼者，在2003年以1000万台的销量超越了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成为当年手机市场的总冠军！波导是用法国萨基姆(Sagem)手机贴牌的。

我知道Coco，就是从波导手机广告开始

多年后，我与波导的老板徐立华先生畅谈往昔。他说其实他也是在深圳起家的，奉化政府慧眼识英雄，投资了波导，才迁去了宁波。波导现在依然是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

现在的华友会会长俞渭华也是在2002年从华为辞职后，投身进入了火热的国产手机行业。

1998年后的五年是移动用户疯狂发展的五年。国产手机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巅峰时达到50%以上。然而浪潮退去时，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从巅峰跌落，尘归尘、土归土，令人唏嘘。

2004年，延续五年之久的手机生产“审批制”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核准制”。三星、LG为代表的韩流直接入市，三星anycall的性感广告随处可见：一个美女倒躺在沙发上，长发及地。我也挡不住，拜倒在石榴裙下，高价买的这款性感手机现在还留着呢。

中兴和TCL是当时少有的走自研路线的公司，也成了中国手机设计和ODM行业的黄埔军校。2006年后诞生的三大ODM巨头闻泰、华勤、龙旗都是中兴创业系。韩国的design house 就从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中消失了。

《中兴通讯》一书中写道：中兴手机返修率一度高达10%，主要原因是生产外包，质量不好控制，因此下决心自建了SMT生产线以及专门的检测部门来严控质量 。主导此事的殷一民，就是现任的中兴通信董事长。那个年代主要是靠人工目检，现在基本都是机器看了。

国产手机正大兴其道之时，华为焦急地作壁上观,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某天中午，我和无线研发老大陈朝晖一起在食堂吃饭。他是刘江峰、余承东、彭智平等一众人物的顶头上司。他说他曾多次向任老板提出做手机。任老板也动了心，就去诺基亚考察，对方介绍有多达5000名手机研发人员！任老板一听顿时气短，加上以前的阴影还梗在心头，就搁下了。

要做好手机，还真地要有这个人力规模。现在华为终端公司在生产被大量外包出去的情况下，还有一万好几千人呢。

迫于小灵通的压力，开创了华为手机

约莫是2000年，中国电信拿不到移动牌照，被迫启动了小灵通，采用源自日本的PHS技术。对于PHS技术，任老板认为是落后的，且不能向未来的3G演进，因此战略放弃了。

一阵熙熙攘攘之后，中国电信发现供应商只有两个：中兴和UT斯达康。他们既做系统，也做手机，都是拿日本的方案来贴牌的。大大出乎华为的预料，尽快技术落后，但小灵通很快大热，让中兴和UT斯达康数钱数得手软。

刘晓棕最近在《华为的战略选择和华为手机的三大步》中说，日本公司当时把所有的方案递到华为面前，问华为做不做？任老板拍板拒绝了。2003初我参加市场大会，任老板亲口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只是大家给他面子不说而已，说的就是错失PHS小灵通的事。现在大家纷纷做事后诸葛亮，说华为不做小灵通，而聚焦海外GSM拓展的战略是高瞻远瞩。但当时大家肠子都悔青了，这个决策失误也辜负了任正非本人对华为“工程商人”的定位。

小灵通号码短，资费便宜，单向收费，风靡一时。但它先天有覆盖差的缺陷，被用户调侃：手持小灵通, 傲立风雨中, 昂首又挺胸, 就是打不通。

2007年,中国电信彻底关闭了PHS小灵通网络，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京瓷，短短7年时间他获得了1000亿以上收入。同年中国联通将CDMA网络转给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则专心发展GSM网络。现在看来，在中国通信史上，PHS小灵通是本可以没有的历程。

“双垄断”一定会带来暴利。中兴和UT在小灵通上大赚特赚，2003年，中兴、UT、华为的收入都在200亿左右，隐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华为终于受够了！

为了打击UT和中兴在小灵通上获得的巨大利润，华为终于开始做小灵通手机。技术上很简单，拿京瓷的方案来贴牌就好了，要求是：不求高利润，也不准亏本，自己养活自己，滚动发展。运营商是华为的强项，打开销售渠道非常容易。很快，华为小灵通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就增长到了25%。 华为的参与，使小灵通手机的价格迅速下滑，老百姓很欢迎。

华为与UT的手机其实非常相似，都用的京瓷方案

自此，华为不做终端的禁锢终于解除了，2004年华为终端公司成立了。

 3G手机，一入侯门深似海

华为GSM这个第二代移动通信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立马开始3G（第三代系统）的研发。

最初在开发3G的时候，华为没想自己做手机，只想专注在系统上， 但很快发现这样行不通。正如任正非所说的，“当年我们没想过做终端，是被逼上马的。华为的3G系统卖不出去，是因为没有配套手机。”

2002-2003年期间，我在移动国际行销部担任GSM总工。2003年2月19日华为参加了在法国戛纳举行的MWC （国际移动大会，当时叫做3GSM展），我是展台的主策划。

就在这次展览中，索尼爱立信和诺基亚发布了自己的首款3G手机: Z1010和6650。记得当时展览中有一个词很时髦：INTEROPERATION，就是手机和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余承东参加了大会的圆桌论坛，这是他的国际首秀。我找机会问他：听不懂别人的英文怎么办？他说：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我只管说自己背好的词！

英法德主要运营商早在2000年就高价中了3G牌照，他们急切要大量 3G手机来发展业务。华为想做进欧洲运营商，为他们定制3G手机是绝好的切入点。任老板在3G研发的李斌陪同下好好逛了逛展览，深有体会。

华为从此开始了定制3G手机的历程，没想到一入侯门深似海啊。

我一向喜欢舞文弄墨, 产品国际负责人陶景文给我命了个题：让3G走下神坛。与3G汪涛讨论后，捉刀写了一篇文章，并在文中大胆预测: 未来会有100美元的3G手机！该文在内部流传甚广。2003年9月16日，德国英飞凌科技公司与华为在北京宣布，双方将合作开发低成本的3G手机平台。时任无线产品线总裁的徐直军说：3G应该从神坛上走下来，走向平民、走向普通大众，“高而不贵”！大家都对3G指日可待的大规模运用信心满满。

一年后，华为再次来到戛纳的国际移动大会上，就秀出自己的首款3G手机了。华为借鉴了爱立信的方法，也做了一台集装箱3G演示车，取名“东方快车”，在欧洲巡展。这个车子的可行性报告是我根据前一年看爱立信等公司展车的记忆写的。

东方快车

2004年以后，华为就开始大量做3G手机了。直到2011年前，华为手机基本都是以定制形式销售给运营商，不直接卖给消费者，也很少广告宣传，故而鲜为人知。定制的商业模式有两种：一是客户承诺销售量，手机只打客户的LOGO，没有华为的；二是手机上打客户和华为双LOGO，在这种情况下，每台华为要给客户宣传补贴，就像是“Intel Inside”一样。

然而，当年大家集体臆想的那些3G杀手锏业务，如猛推过的可视电话业务，从来都没有真正落地过，高价买了3G牌照的运营商们苦不堪言，纷纷不得已大幅裁员应对危机。运营商的压力很快传到华为这些供应商身上。

定制是个苦力活。做一款手机，净利润率大概只有5个点。客户提供市场预测，很多物料需要提前三个月下单。如果市场预测不精准，物料就可能砸华为手上了。这些物料都是海鲜价（内存涨价是小概率事件），出现一批呆料就将利润全亏光了。

当时，欧洲的手机销售人员（现北京华友会会长）陈国龙称自己是华为手机的“炮灰”，他没等到华为手机的辉煌就黯然离开了。

香港SUNDAY项目可以窥见当时3G做得多苦逼。华为不仅融资给SUNDAY建网，还融资提供了大量手机，由SUNDAY免费提供给香港市民试用，主要就是打免费电话。

国内外对3G一片不切实际的预测导致爱立信与华为等一众厂家都扎进了3G设备和手机的开发里，最多的时候，负责3G研发的余承东称投入了四五十亿，还没有什么回报。

实际上，直到2007年乔布斯推出苹果手机引领了智能手机革命，APP模式随后成熟，3G业务才真正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业务，移动运营商也开始大赚其钱。

华为因为前期在GSM的2G标准上布局非常成功，就在后续向3G的升级上赚了个盆满钵满。

我也背了终端销售任务

2002-2003年期间，我在移动国际担任GSM业务总工。我在海外干过，英语流利，经常被于向萍抓过去帮忙吹牛卖CDMA。尼日利亚运营商STARCOMMS的CTO来访，我滔滔不绝。他突然对我大叫一声：你卖CDMA给我，自己却用GSM手机，Shame on you，shame on you!

04年，我再次披挂上阵，重新杀向一线，在印尼负责移动业务。居然给我下了1000万美元的终端销售目标，主要是卖CDMA固定台和CDMA手机。终端公司的吴波过来支持。

固定台的天线可以在话机上，也可以在屋顶上

华为做固定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为农村覆盖的ETS450设备做配套终端。在1998年长江洪水的时候，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总书记现场指导救灾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固定台电话。

手机公司最早负责人是徐直军兼任，他带着他的高级幕僚潘少钦一起来访问印尼，点名要听终端的汇报。我将所了解到的各种问题都汇报了，也免不了对研发有怨言。“研发的不做实，一线的都是骗子。”他拿了个小本，将我们说的问题认认真真记了下来。

他说：“你对我反映问题可以，情绪别被直接发泄给研发，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弱。终端公司现在是用做系统的蓝宝石芯片来做的，先求稳定，不求功能和低成本。”看来，华为从以前ISDN终端和无绳电话失败中获益匪浅。

CDMA受高通约束，完美地败于同样是2G的GSM标准，CＤMA网运营商都灰头土脸的。庆幸的是，现在的全网通手机，各种标准都支持，包括CDMA，中国电信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有心种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欧洲的3G网建起来了，可是没什么客户。如果闲置损失更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用于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数据卡业务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起来了。

数据卡(学名是无线广域网调制解调器)最早是由比利时的Option做的。2006年，沃达丰一位高管来访问华为，问了声有没有3G数据卡。华为打听了一下市场售价竟高达1000欧元，顿时兴奋起来，当时华为测算成本估计不超过50欧元。

那时市面上的数据卡要安装驱动程序，还只能从光盘安装，很不方便，华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华为数据卡插入电脑USB接口后，电脑会自动识别其为一个U盘，并自动运行其中存储的驱动程序。华为数据卡业务是在时任终端公司总裁郭平的手上成就的，是他最辉煌的战绩之一。戏剧性的是，华为的这个小小改进，竟将数据卡这个欧美厂商眼中的“鸡肋”业务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对深陷3G的欧洲运营商简直是雪中送炭。

很快，中兴等中国公司也积极跟进，2009年华为数据卡全球出货量高达3500万，中兴通信出货量也逾2000万部。根据惯例，中国人参与竞争后，价格就惨烈了。于是数据卡的利润率一年下降了90%以上。

比利时Option出离愤怒了，立即向欧盟提出要对中国生产的数据卡进行“反倾销”惩戒。于是，2010年6月30日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中国企业出口额约41亿美元。Option认为，华为和中兴接受了大量非正常贷款，以及大量政府补贴，使中国企业能以最低20欧元(约合27美元)的单价出售数据卡。

终端公司总裁郭平以前打过华为与思科的官司。现在新官司来了，郭平又挺身而上。

郭平快刀斩乱麻，直接摆平。根据公开披露的所谓“战略合作协议”，华为同意购买Option的连接管理器软件授权，第一年的授权费为2700万欧元，并以800万欧元收购Option下属半导体公司M4S。两笔交易中共支付Option 3500万欧元。

购买的这个软件授权对华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送钱。《新世纪》当时报导，华为的说法是“目前要确认会在哪一个华为产品中使用(Option的)这一软件还太早。”  

Option拿了钱就撤诉了，“反倾销”事件就草草结束了。当时有人提出，中兴也是受益者，应该一起出钱。任老板拒绝了，他说：就让华为为整个中国的电信业尽一份心吧！

尘埃落定后，某天郭平与我们聊起让华为数据卡称霸全球的那个技术时说：要是当时申请了发明专利就好了。

出售手机公司49%股权“未遂”事件

2008年10月，郭平身兼手机公司董事长和华为企业发展部总裁，他说：“投资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我就加盟了他领导的企发部。办公区就在手机公司的最里面。每天我得穿过手机公司长长的办公区，才到办公位。

华为想复制出售华电和华三的成功经验，对外再出卖手机公司49%的股份，企发部找了全球非常多的大牌基金来谈，如TPG、银湖(Silver Lake )、红杉等。最有故事的一家，就是与华为很有渊源的贝恩资本。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08年9月14日，雷曼突然破产，象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发了巨大的金融危机。西方基金的出价一下子低了很多，还加了一堆条件。任老板直接拉倒不干了。

大家慨叹：如果进度再早一个月，这个事情就成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看来，却成了好事。

2011年开启了余承东时代

郭平之后，华为手机又历经了陶景文、陈朝晖、万飙等几位CEO，构筑了完整的市场体系，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囿于任老板的“为航空母舰保驾护航”战略，华为手机还局限于运营商的3G定制市场，普通老百姓也不怎么知道还有华为手机这回事。

2011年，余承东卸任欧洲总裁职位，接任手机公司CEO。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他刚做老大的时候，有次开会涉及资本运作，让企发部去个人，我就去了。老余显然还没有从大卖系统设备的火热状态中调整过来，先发表了一通在欧洲如何如何成功卖single RAN的宏论，然后翻历史居然翻到了当年如何手把手调教武汉凡谷做合分路器，一不小心让老板夫妻成了湖北首富。他兴高采烈，唾沫四溅，乐得我们前仰后合。等到兴头过去，才开始讨论正事。至于正事是什么，我却彻底地忘了。

2011年是非常关键一年。任正非专门带着徐直军、郭平等一帮高管，跑去与华为终端业务的人开了个座谈会，确定了不再FOLLOW运营商做定制手机，而是坚定地走开放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的的战略决定。这是华为终端的遵义会议。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个文件，也都颇为华为捏把汗，因为改变实在是有点大。之前爱立信同时将2B的系统和2C的终端都做好的努力失败了，有前车之鉴。

当时是微博正火的时候，余承东用这个舞台，开始了他的暴力营销，直接与苹果三星做技术指标的对比。这对提高华为的知名度有好处，但也带来一些非议，2011年底，老余被老板禁言了一段时间。

余承东

华为确实交了不少学费，比如叫好不叫座的P1，又比如“疏油层”、“内存”和“闹钟”。余承东也一度有下课的危机，但任老板坚强地挺了他。

久攻之下，必有破门。在我看来，华为手机的关键两跳，都是在2014年创造的，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第一跳是复制小米成功，建立了电商平台和互联网品牌。2011-2013年，小米爆红。华为全面学习借鉴互联网运营经验，于2013年底推出荣耀品牌贴身近战小米，坊间形容为“像素级模仿”。荣耀抓住了互联网营销这个宝贵的窗口期，腾讯和迅雷等合作为华为引流，真正做到了爆款和放量销售。刘江峰带领荣耀用一年时间走完了小米三年的路。华为的电商平台VMALL也成功构建，乃至于任老板有次开玩笑要在该平台上顺便卖卖安第斯山牛肉。

小米和荣耀成为互联网品牌双强之后，其他互联网品牌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做大。抓住了这样一个宝贵时机，就好像抓住了股市从2000点暴涨到5000点的时机。

第二跳是MATE7在国内的热销，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产高端手机。

余承东喜欢上身穿西装，但是脚上穿布鞋。华为Mate7的设计就体现了他的大杂烩观念，MATE7将苹果和三星推动的时髦想法全塞一起，包括大屏，金属机身，按压指纹，双卡等。当时并没有做太大的期望，计划做得很保守，据说只有30万支，所以后来“一机难求”，倒不是华为有意来制造饥渴营销。

三星NOTE4的发布会是2014年9月3日，就在第二天华为MATE 7在德国柏林发布，明摆着就是为了对K三星。苹果6的发布会则是几天后的9月10日。这个九月，真是热闹非凡！

三星的NOTE开创了大屏时代。我是小个子但也喜欢大屏，因此有过一台NOTE3。但NOTE4却傻乎乎地居然还使用塑料机身（尽管有个金属框）和滑动指纹识别，而不是按压。因此，华为MATE7抢占了一部分以前NOTE系列的商务人群。

作者曾用过的部分手机

苹果在9月1日悲催地爆出了一个艳照门事件，大量好莱坞女星的照片泄露出来,加上苹果未坚持在国内设置APP STORE服务器，网络安全上大受质疑，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信息被传到哪里去了。而当时中国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有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提法。综合以上因素，很多政界和国企人士转而使用国产机型。得到消息，苹果已经和中国电信合作，在贵州设服务器了。

2014年，我从华为主动离职，投身于炙热的创业创新中，一个项目是研发如何在SMT生产线中通过一线多点的机器视觉检测（AOI）来有效提高手机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从此，我就是从一个所谓“商务人士”的消费者的角度来客观看待华为手机了。我先后买过D1、P1、P9、P10等华为手机，也有过三星的NOTE 3、果4、果6PLUS等。

有次在塘朗山爬山时候，遇到了独行且若有所思的余承东，相互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从此萧郎是路人”。我还记得2008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一起吃烧烤，他热情地邀请我加盟欧洲......

余承东出身于安徽的农村，没有什么背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永远争第一。世人称他为“余大嘴”，那些年，他吹过的牛皮，居然都兑现了。年初，在美国CES展上，他激情而率真的演说，感动了很多人。

这些天他发了条颇有人情味的微博：“服务消费者还未拼尽全身力气，岂敢先溜”。

2017年，华为手机终于获得了很大的盈利。手机本身的盈利只是一部分，更大的盈利其实来自于应用市场。

应用市场的开山鼻祖是苹果。比如你从华为手机附带的APP应用市场下载了一个手机游戏，依据行规，游戏充的值有约1/3是由华为的下载平台拿走了，原创方和发行方各拿1/3左右。

前段时间，华为和腾讯关于用户数据撕逼，也是因为商业利益。

顺便讲一个小故事。华为是巨大的机器，人人都是螺丝钉，因此对创立过小公司的人，是不愿招的。据说当年马化腾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来华为应聘过，但是被直接拒绝了：你做过小公司，我们华为不要的！ 谁也没有想到，小马哥的腾讯居然长大了，且做得那么大！

终端芯片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不仅获得了手机的成功，也获得了手机芯片的成功。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06年，联发科的GSM 一揽子解决芯片方案推出后，山寨机产业迅速崛起。三个人就可以做一个手机，深圳的“寨都”称呼因此得名。这直接导致GSM战胜了CDMA。

华为的海思芯片公司看得眼热，出了一款叫Hi3611（K3V1）的基于GSM的低端智能手机一揽子解决方案，并找了山寨厂来做手整机。坂田基地门口，我就见到有人在卖这个手机。

据说胡厚崑不高兴，认为服务山寨机混淆了华为的定位。加之产品本身也不成熟，这个方案就迅速灰飞烟灭。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买到一个这样的手机作为纪念。

企业发展部有位同学，是从海思调到企发部的，一向特立独行。他写了个材料，谈他对消费电子芯片的想法，意思是花钱太多但收益有限。郭平觉得这也是一种兼听则明的声音，就到公司EMT会议上研讨了一回，结果捅了马蜂窝。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将手机芯片从海思芯片公司转移到手机公司来做，手机公司内部还给海思的前期投入核算了几千万美元的费用。

郭平挖来了王劲来做负责人。他是个是个拼命三郎，之前主持研发的BTS30基站，一度是华为有史以来销售收入最大的单一产品。

华为的手机芯片战略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然，如果自己的手机不用，麒麟芯片是发展不起来的。海思的K3V1之所以失败，就是压根没有考虑到手机公司的需求。华为毕竟不是联发科。

手机公司做出来的第一款芯片并不是用于手机的麒麟，而是用于数据卡的基带处理芯片。当时，手机公司最赚钱的产品是数据卡，但高通独家供应的基带芯片出现了紧缺的问题。

巴龙(Balong)芯片

麒麟970芯片

王劲主持研发成功了用于数据卡的巴龙(Balong)，后续也研发了用于手机的麒麟(Kirin)芯片。现在看来，在手机公司孵化出芯片，是非常有价值的决策。芯片做起来之后，又从手机公司切回了海思，并成了华为甚至中国最牛X的消费电子芯片。

其实，无论是基站、芯片还是手机，核心的开发都是在华为的上海研究所进行的，是新一代上海滩传奇的全新演绎。

天妒英才！2014年7月，王劲从美国回来，时差还没有来得及倒就连轴开会。晚上感到不适，回家后就倒下了。 

打这些字的时候，我想起了《速度与激情》中的一句歌词：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结语

“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的说法是曾任华为新闻发言人的北大湖南才子傅军率先提出的。当时，四家公司棋逢对手，惺惺相惜。

但为什么华为和中酷联三家之间，如今却有了巨大的差异？关键原因是：华为在全球的GSM移动市场艰难布局成功，并在迅速发展的3G/4G系统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和众多的基础专利。任老板组织的华为2017战略会议的总结文章写道：如果华为不能在无线上熬过去，我们.....就不会有什么“神终端”。

为了构建独立品牌，华为付出了巨大的试错成本，同一篇文章中也写到：回想华为手机发展的过程，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IDEOS、Ascend品牌投了不少钱，估计快没有人记得了；原来预想中主打是D、P系列，Mate只是尝试性的细分市场产品，结果Mate 7大获成功后，Mate持续成为华为产品明星，D系列不见踪影了。回过头看这几年消费者BG的战略规划，估计至少每年的规划有四分之一是不到一年就基本失效了，两年下来，可能一半就失效了。

2014年国内运营商渠道大幅降低补贴，对华为的冲击有限，对中酷联三家却影响比较大。

余承东很努力，也够幸运，在他手上，移动基站挺进了欧洲，也卖红了华为手机。

不过也要看到，如果没有华为GSM在中国和亚非拉地区的广泛布局成功，single RAN就没有机会大规模进入欧洲。同样，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年定制手机的艰难努力，也无法想象今天华为的高端手机有如此耀眼的成功。

“一将功成万骨枯”，很多人都为华为今天的成功做了铺垫，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些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参考资料：刘平《华为往事》、张利华《华为研发》、冀勇庆《华为终端的来龙去脉》、上观新闻《华为离职江湖》、瞭望东方周刊《国产手机的第一个十年：成也贴牌败也贴牌》、潘少钦《成功的战略：方向要大致正确，组织必须充满活力》、米周和尹生 著《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AI财经社《死于公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