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被誉为网络时代。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所著新书《广场和高塔(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中分析了网络的角色。从大脑结构到食物链，从等级制到社会网络，有自上而下的，也有平面发散的，尼尔·弗格森认为网络一直伴随着人类。网络可能是权力和变革的真正来源和驱动力，不断变动的网络可能改变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认知。

在撰写基辛格传记的时候，尼尔·弗格森突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假设：除了个人智慧和意愿，这位前国务卿的成功是否基于一张兼收并蓄的人际网？这张网不仅包括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人物，还有那些外国元首、大使、媒体等。于是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分析了推动基辛格走向成功的那张网。现将部分内容编译如下：

不可思议的崛起

无论你对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都是不可思议的。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儿时从纳粹德国逃至美国。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他发现了自己成为历史、哲学和地缘政治学者的未来职业生涯。在冷战期间，他是众多进入美国政府的哈佛学者之一。

1968年12月，尼克松获选总统后不久便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这令许多人(包括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为基辛格曾与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密切。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病床上表达了对这一任命的怀疑，“但基辛格是个教授。你可以让教授做研究，但你不该让他们负责管事”，艾森豪威尔说道。

许多人认为基辛格的成功得益于他和尼克松的微妙关系，或是他的学术经历，或是官僚内斗，但这一想法可能忽略了基辛格最重要的行为特征：当他的同僚们受到官僚等级制掣肘，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投入很大精力建立一张四通八达的人际网，不仅包括媒体，还有各外国政府提供关键信息的“返回渠道”。

在构建人际网方面，基辛格似乎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在受到尼克松任命前，基辛格就把自己的这项才能“磨砺”了很久。因此，尼尔·弗格森认为，除了学术知识和对政治权力的敏锐解读，正是基辛格在构建人际网方面的独特才能使他成为令人敬畏的人物。

同时，基辛格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世界格局正从两个超级力量的决斗转向相互依存和“多极化”的新时代。正如《时代》所说，基辛格是那个“在对的时间和地方出现的对的人。”

一次偶遇

尼尔·弗格森写道，与一位东方集团/社会主义阵营(Eastern bloc)官员偶然相遇——预示着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的最大成就：中美外交关系开启。

斯大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人遇到美国人时(当然他们很少会这样做)，他们也不得不保持警惕。

但帕格沃什会议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冷战期间，这些会议的性质更加模糊。参加会议的苏联学者必须事先得到批准。而基辛格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用他标志性的辛辣幽默给苏联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参加了几次聚会。

1966年，在波兰索波特举行的帕格沃什会议上，基辛格对苏联抨击中国的行为感到震惊。“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而是法西斯主义”，“美国和苏联在防止中国扩张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苏联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亚诺夫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时告诉基辛格。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亚诺夫承认，自从赫鲁晓夫发表非斯大林化演讲之后，他没见过苏联政府如此混杂。

基辛格通过帕格沃什会议受邀从波兰到布拉格，他在那里遇到了安东宁·什奈达雷克，前捷克在德国的情报头目，后来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两人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年会上再度碰面。安东宁·什奈达雷克直白地告诉基辛格，苏联并不是真心实意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事实上，东南亚危机可能会成为“(莫斯科)加强对东欧控制的一个借口”。

1967年1月，基辛格回到布拉格，安东宁·什奈达雷克再次启发了基辛格。他启发了基辛格思考一个“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中美是否正在进行接触。

从捷克人的角度来看，“约翰逊和毛泽东签订条约”是一幅令人担忧的景象，如果中美达成协议，将在欧洲加大对苏联的压力。基辛格很惊讶，但捷克人担忧的“中美接触”似乎“真实、深刻”。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猜测，是哪位美国战略家构想了1972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那场重大事件。看来，首先想到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苏联阵营的战略思想家，他们预见到了中苏分裂后的新世界，在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四年多前，他们就已经预见到了。

他们的网

基于回忆录材料，尼尔·弗格森描绘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人际网(图1和图2)；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人际有向网络(图3)。这三张图描述了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图1-2中，靠近中心“自我”的节点和区域体现了人物的相对重要性。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相互提及的方向和频率。

尼克松的人际网

基辛格的人际网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人际有向网络

这些图表让人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谁是尼克松和福特时代的重要人物。对尼克松来说，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亚于他的妻子，基辛格也是两届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

接下来(图3)，尼克松的幕僚长霍尔德曼紧随其后。白宫顾问约翰·迪安、内政顾问约翰·埃利希曼、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未来总统老布什和基辛格的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后来担任国务卿)也名列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的网络”和“基辛格的网络”不同。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白宫围墙之内。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最常提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尔、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亚历山大·黑格(图1)。

相比之下，基辛格经常提及的40人中只有16位是美国人。他曾多次提及外国政府人物，提及最多的是苏联人，包括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其次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埃及总统萨达特(图2)。在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个人中，除了勃列日涅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只有一位外国领导人：南越总统阮文绍(图1)。

当然，有人会说和外国人打交道是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本职工作，但很难相信前几任顾问和国务卿也像基辛格这样经常远行和谈判。

在参政期间，基辛格登上《时代》封面的次数不少于15次，他被形容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基辛格的影响力和声誉不仅得益于智慧和勤奋，还有他与生俱来的连通性，穿梭外交是其中一部分。正如《时代》所指出，基辛格“有一种微妙的等级观念”，当然还有他的人际网。他的一位朋友说：“很多门都是为他敞开的”。

等级制弱化和20世纪70年代的网络强化带来了许多好处。从基辛格的观点来看，这些趋势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毕竟，这是与苏联进行更频繁对话的核心理由，也是与中国进行沟通的开始。

同时代的人常常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缓和”，他更喜欢说“相互依赖”。然而，生活在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既有代价，也有好处。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两个时代之间》中所指出，由“科技时代”创造的新“全球城”是“一个紧张、不安、碎片化的相互依赖关系网络”。

即便是1977年离开美国政府后，基辛格的权力仍然建立在一张跨越边界的网络之上，并在咨询公司基辛格协会中制度化。未来，无论多么有才华的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都难能取得基辛格所取得的成就。

（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