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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17】《二十二》导演郭柯:成名前后的奇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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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抒怡 2017-12-27 13:25
摘要:郭柯希望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能不难受,但不难受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这桌已经坐满了,要不先开吃吧!”在某活动晚宴现场,导演郭柯碰了下大圆桌上的转盘,早已放在转盘上的七八道冷菜开始旋转起来。然而,围坐在饭桌边的其余几个人忙着交换名片、互加微信、觥筹交错、十分热闹,似乎没有人听到郭柯的这句招呼。

 

“早知道在外面吃黄焖鸡米饭了。”郭柯默默收回已经伸出的筷子,小声嘀咕了一声,开始刷手机。但是,在这种宴会现场,作为创下今年票房奇迹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郭柯并不会独处太久。

 

“您是《二十二》的导演吗?能加一下微信吗?”一位打扮入时的女性过来打招呼。两分钟后,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过来敬酒:“郭导,我们这里有个项目,我们可以合作,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郭柯均微笑回应。当他被热情的活动主办方介绍给其他重要嘉宾时,台下有人窃窃私语:“他是谁?”

 

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们走出宴会现场时,郭柯长舒一口气。当天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白天演讲、接受采访,晚上赴宴。无论到哪里,他始终背着个双肩包、拎着个保温杯,独来独往,没有经纪人或助理,以至于作为记者的我多次被误认为是经纪人。

 

2017年对于郭柯来说是极富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说是转折点也一点不为过。”郭柯也这么认为。更准确的说,转折点出现在今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以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的纪录片《二十二》正式上映。

 

在此之前,郭柯默默无闻。但当影片的排片从最初的1%冲上10%,创下的国内院线放映纪录片最高票房纪录1.7亿,成为2017年的现象级电影之一时,郭柯一跃成为电影圈的“当红炸子鸡”。

 

“我没坐过过山车,不知道这是不是过山车的感觉。”在《二十二》上映两周后,郭柯接受媒体采访时依然有点“懵”。

 

而现在,他已经清醒。“当红炸子鸡?还能红多久?明年还会有人来采访我吗?”郭柯一连问了我三个问题,沉默几秒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些问题:“明年啊,该干吗干吗”。此时,那双被张歆艺描述为“水汪汪真诚的大眼睛”正一眨不眨看着前方。

 

《二十二》纪录片背后最知名的故事是,投资方撤资使得影片拍摄计划一度搁浅,郭柯不得不卖房筹款时,仅有一面之缘的张歆艺借给了郭柯100万元。我开玩笑问:“是不是因为张歆艺是你认识的最大牌的明星?”郭柯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对啊。”然后轻叹一声,“惭愧啊,我一直都是电影圈的边缘人。”

(2015年釜山电影节上的郭柯)

 

“古惑仔”的残酷青春

 

郭柯自嘲自己一直是个边缘人。这并非自谦,事实上,中学时的老师、同学大多以为他长大后会为一名古惑仔。

 

郭柯出生于1980年,10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之后,他就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如果我是一种动物,一定是散养的。”郭柯这样形容自己。

 

中学时的郭柯,头发,必须染成黄色,以至于有老师冲他大喊:“郭柯!我就没见过你黑头发的样子。”衣服,必须一身黑亮,必备的行头包括了一套仿漆皮的皮衣皮裤和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这样的打扮让当时的郭柯感觉特别酷,他喜欢被人叫做“浩南哥”,他的另一个朋友外号叫“乌鸦”,全部取自《古惑仔》电影里的角色名。

 

学习上,只要看一下郭柯的座位,就知道他在班级里的排名。“要么坐最前排,讲台旁边,要么坐在最后排,打扑克。”因为不愿意读书,又赶上了街机游戏最流行的时期,那时候郭柯每星期都会旷一两次课,和朋友结伴打游戏。

 

初三的时候,郭柯的妈妈试图拯救他的成绩,将郭柯转入另一所学校,结果弄巧成拙,他在新学校经常无缘无故挨揍。“太疼了,还没缓过神,又一个巴掌甩过来,眼前一白,天旋地转。”直到现在,郭柯都能清晰地回忆出那种痛感。为了变得更强,郭柯也成了“混子”中的一员,彻底成了家长们嘴里“不要跟他玩的”那个孩子。

 

“打架,现在想来肯定不对,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初中时,我们要揍高二高三的,挑战更强的人。”那时候,草莽少年郭柯向往拥有强大的拳头,一言不合,就用拳头解决所有事情。

 

好在,郭柯自认为还是有底线的。初中开始,有同学抽烟,他觉得没兴趣,没有学着抽。有同学打架开始动刀子,郭柯感觉“太吓人”,他说他打架只用王八拳,连木棍都不用。

 

前几年回成都,郭柯向曾经被他揍过的同学一一道歉。回头来看那段有些荒唐的“残酷青春”,郭柯认为自己身体力行总结出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许那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至于那身皮衣皮裤,郭柯想起来就笑个不停,“你知道有多热吗?不透风!那时候只要看到水龙头就去冲一下,冲一下才凉快。”

1997年郭柯和他的朋友们,右一站立者为郭柯

 

电影圈的“边缘人”

 

“学渣”当导演,在电影圈里是什么角色?“还是‘边缘人’。”郭柯嘿嘿一笑。

 

现在,在网上还能找到郭柯在2008年导演的一部30分钟的网络惊悚悬疑短片《二灵八》。那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导演栏中。短片的剧本来自于一位曾经合作过的导演,后来项目搁置,他就接过来试试。当时《疯狂的石头》很火,郭柯认为情节跌宕起伏的悬疑片更能抓住观众。

 

片子一共拍了4天,花了4000多元,费用由郭柯自掏腰包,所有演职人员免费出镜,4000多元全部花在了租场地、借机器和吃饭上。然而,片子拍出来后,事情就算结束了。在视频网站上,这部片子的放映量至今没有超过800次,在豆瓣上,没有关于这部短片的任何评价。郭柯的努力就还不如一颗小石子投进水里,掀不起任何浪花。

 

“我觉得我可能是没什么天赋。”郭柯幽幽吐出这么一句。

 

郭柯确实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班导演训练。1997年,还是高一学生的郭柯退学,报考了四川省艺校,一年后再次退学。1998年,他进入由香港演员方刚成立的“巨采”艺员培训班,同年参与了公司制作的长篇连续剧《浪卷红尘》的拍摄,饰演男主角的小伙伴,在剧中插科打诨。两年多的拍摄和后期制作将郭柯带入影视圈的门,但之后他还是无事可做。“点个盖浇饭,租个光碟,然后躺在床上看《流星花园》,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按照母亲给郭柯规划的未来,他要么留在成都开出租车,要么去学理发。郭柯认真考虑了这两种发展方向,最后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临走时家里给了2000块钱,他请朋友“唱K”花掉1200元。怀揣着剩下的800块钱,郭柯开始闯荡北京。

 

第一次考试,复试被刷下,在亲戚的介绍下,郭柯进入片场给剧组打零工,做过演员助理、演员替身、灯光助理。第二年再报考,过了专业课,但文化课报考流程出错,郭柯再次失去了回归“主流”的机会。那时,郭柯开始做起了副导演,说是副导演,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导演推荐演员,有时也给演员讲讲戏。

 

这样的工作更多需要的是社会经验,这点郭柯恰好有。那时候,郭柯一听说明天需要500个群众演员,就很兴奋。“大场面,我能搞定啊。”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他的工作方式是打电话,打114,找当地的文工团,不行;老年文工团,不行;社区文工团……一直凑到500人,找几辆车子拉到片场。

 

跟演员沟通,郭柯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敏感。别人说难合作的演员,他去试试,似乎都能搞定。曾经有一位资深演员冲他发脾气,郭柯不动声色,第二天在网上买了便携式小烟缸送过去。之后,那位演员对郭柯的态度开始改变。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郭柯承认自己的行为逻辑已经和中学时完全不同。“以前觉得只能用拳头解决问题,后来慢慢发现,换种方式一样能搞定,效果还更好。”

 

那时候的郭柯将“混子”的印迹褪去大半。因为一开始几乎没戏可拍,他珍惜每一个拍戏的机会。“有时候也许做得不太好,但态度一定是认真的。”慢慢地,他开始见缝插针干起执行导演的活,反反复复看剧本,整理出人物性格,梳理故事的逻辑关系,有时也给导演提提意见,如果导演接受,他就很开心。10年来,郭柯参与过40多部电影的拍摄,他的拍戏节奏从一年一部低成本电影变成一年两部长篇电视剧、两部低成本电影,一年只休息一个月。

 

2008年,郭柯打算给自己考个试,试试自己究竟能不能做导演。考试的内容就是拍摄《二灵八》。拍摄结束后,尽管也有合作过的导演鼓励说拍得不错,但郭柯自觉确实“没有亮点”。

 

“会不会很沮丧?”我问。“不会,当导演的想法并那么迫切,那就继续干活呗!”郭柯解释说自己的性格就是典型的四川人性格,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生活最重要的是安逸。尽管如此,他还是下意识地把之前的副导演、执行导演的工作称为“干活”。

 

除了“干活”,他也在寻找另一种活法。

2008年《二灵八》拍摄现场,后面摄影师就是《三十二》、《二十二》的摄影蔡涛

 

不玩花哨是最难的

 

对于郭柯,纪录片也许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这不是别人的判断,是郭柯自己的微博简介。

 

2012年,郭柯在微博上看到90岁的“慰安妇”韦绍兰和她“鬼子孩子”的故事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拍纪录片。一开始,吸引他的是这个题材,“觉得这个题材会吸引人,里面有触动观众的痛苦”。但真正拍摄时,郭柯却推翻了之前的设想。

 

这个改变直接导致了《二十二》的一个奇特之处。虽然这部纪录片创下票房奇迹,但是导演的制作手法却一直备受争议。同样一部电影,有的观众看出了克制、平淡,自然而不刻意,有的则看出了故事线不清晰,“辜负了这个题材”。

 

“一个人的行为处事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郭柯这样解释。第一眼看到韦绍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和自己的奶奶长得有点像,都是小小的个子。

 

2012年拍摄短片《三十二》时,韦绍兰因为郭柯的追问低声抽泣时,郭柯并没有决定关掉摄影机,而是接着拍,继续追问。但拍完后,其他人转场去下一个场景时,郭柯背过身去哭了起来。“这是一种内疚的哭,摄影师看见后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懂我为什么会哭。从那次以后,我就明白以后该如何拍这些老人了。”郭柯的语气温柔而坚定。

 

在郭柯成为穿着皮衣皮裤的“浩南哥”之前,他有三年时间和奶奶相依为命。那是真正的相依为命。当时郭柯的父母已经离婚,他和奶奶住在远离成都市中心的临街小平房里,周围环境鱼龙混杂,只要父亲一出差,郭柯就感觉心里不踏实。

 

有一天晚上,家里停电,郭柯听到有人敲门,奶奶出门张望,但外面什么都没有,第二天早上,他们才发现木门下面被老鼠啃了一个洞,晚上的敲门声,其实是老鼠咬门发出的声音。“你不知道,成都的老鼠有这么大。”郭柯拿手比划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恐惧感作祟,他比划的老鼠足有猫那么大。

 

一年冬天,大风一吹,郭柯和奶奶被关在门外。奶奶带他到楼下馄饨小摊,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碗抄手。“她自己没吃,让我吃,等我吃完,她把我搂在怀里,很温暖。”说到这里,快40岁的郭柯脸上竟然显出几分孩子气。

 

郭柯拍《二十二》的时候,有时候会单膝跪下,握住老人们的手,搓一下。这些看起来特别肉麻的举动,郭柯说他做着并不难受。“我就是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奶奶了。”郭柯说,“在我懂事的时候,没有为我身边的老人做些什么。我现在遇到她们,就应该做一些。”

 

这种感情是相互传递的。至今,郭柯面对每一个记者几乎都会反复提到这个故事: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郭柯给了她500元零用钱。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老人从衣服里掏出来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郭柯打开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元。

 

2014年正月,郭柯在拍完《二十二》中两位老人的葬礼后在朋友圈写下这段文字:当我们打开自己的心,不表现自己、不功利的面对,不强加于自己那点所谓的感受时,天、地、人的情感会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温情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剪接方式被郭柯描述为“笨拙的”。即使在《二十二》已经受到市场承认的现在,郭柯仍然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创作理念上都不够强。“我玩不来花哨,只能老老实实,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用最原始的方式的做片子。”沉吟几秒后,郭柯又接了一句,“不过,不玩花哨,是最难的。”

2012年7月,郭柯第一次见到韦绍兰老人

2014年7月拍摄李爱连老人时,郭柯在老人家蹭面条吃

郭柯与毛银梅老人

2014年,郭柯与张先兔老人

 

成名之后

 

《二十二》获得票房认可后,短短几个月,郭柯见过很多名导演、演员、制片人,这是他之前接触不到的。

 

媒体的追光灯也一直聚焦在他身上。最高峰时,郭柯一天要接受近20家媒体采访。以前他不相信,真有废寝忘食这件事,但那时候他感觉真没有时间吃饭,一度接电话接到头晕。

 

“几乎一直在接受采访,上出租还有人录像,到了现场就跟观众、记者交流,交流完了又赶下一场。”有一天,郭柯的活动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但公司同事告诉他,等他回家后,11点有一个采访,12点还有一个。

 

即便如此,媒体想要郭柯采访并不难。“不能给脸不要脸吧。”郭柯还记得,2015年,为纪录片《三十二》做宣传时,他珍惜任何一个媒体采访的机会,但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他都会非常认真地准备,文章发出来后,都会热情转发。“有宣传就是好事”。

 

相比之下,郭柯在那顿晚宴上的社交显然不能算游刃有余,在晚宴开始前,他甚至一直在向主办方打听,能不能不参加。“不觉得圈子很重要吗?”我问。郭柯的回答斩钉截铁:“不重要!我不想进入核心的圈子,这样自由一点非常舒服。”

 

在这种宴会式的社交场合,更多的人在为自己寻找人脉、勾兑资源。但郭柯却自认为性格有缺陷,不喜欢跟不相熟的人“尬聊”,“我不觉得在酒桌上有什么业务要谈,有什么业务能谈成。”郭柯说,自己年轻时玩过、闹过,该经历的都经历过,现在他希望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能不难受。“但不难受是件很难的事情。”

 

郭柯甚至在考虑离开北京回成都发展。《二十二》的成功助长了他的这种想法,用自己的方式,也能干成事情。“其实弄剧本、弄片子,都是窝在屋里,对吧?”他反问我,似乎在求得一种认同。

 

从某种角度来说,被“散养”长大的郭柯一直都在追求自由,小时候,他追求的自由是不上课,天天跟朋友们玩;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干事。

 

在此期间,时间就如同一个温柔的手掌,把懵懂少年的冲动摩挲得沉静幽深。

 

这些年,郭柯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已经越来越像老年人,早睡早起,生活规律。“到了这样的年纪,终于明白快乐和烦恼的比例是一样的,越快乐就会越烦恼,自由可能一直都在远方。”对于生命,郭柯有了新的感悟。

 

拍完《二十二》后,郭柯回家探望父母,看到父母头发又白了许多,手上长出了老年斑。“应该经常回来跟父母吃个饭。”郭柯这样想着,但话到嘴边,他跟妈妈说:“幸好那时候我没去学理发啊。”

上观新闻:用一个词来概括2017年,你会用哪个词?

 

郭柯:温暖。同时也会更加谨慎。

 

票房第二天到1000万时,发行方的人都哭了。很多朋友、明星、企业、官方媒体、自媒体都在帮忙免费宣传,真的是靠了全社会的力量。

 

我当初判断这个电影上映后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好,成为社会讨论的现象;要么极端差,影院半日游。

 

上观新闻:如果极端差怎么办?

 

郭柯:接受啊。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以后我要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路:继续拍片子,把该还的钱还上。张歆艺可能不会说什么,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现在我可以更自由一些,更加有信心。

 

上观新闻:以前不够有信心吗?

 

郭柯:比较自卑。但有时候这种自卑是一种好事,能让自己保持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去做片子。当你觉得这部片子已经没问题了,随手拈来,这个片子就完蛋了。

 

上观新闻:有些人觉得《二十二》的票房很大一部分占了题材的优势,你觉得自己的努力在电影成功中占了多少比重?

 

郭柯:题材优势占一半以上,社会关注、明星转发至少占30%,15%是工作人员,我占5%。但是没有我这个5%,就不能形成最后的100%。

 

上观新闻:你就是雪球中心那部分?

 

郭柯:对。未必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坚持。这一个是源自于我拍戏多年的判断。还有一个我有股倔劲。我就要跟自己较劲,就要跟这个行业较劲。

 

卖不卖座不重要,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完。

 

上观新闻:《二十二》的成功会不会对你下一部电影带来压力?

 

郭柯:没什么压力。我把《二十二》当成我人生的顶点,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压力。

 

而且下一部我会拍剧情片,压力会小多了。

 

上观新闻:听说你的下一部戏是关于临终关怀,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筹钱了?

 

郭柯:不知道,还没开始筹措。我想和《二十二》一样,先把前期工作做好再说。

 

《二十二》收回成本之后,我手上也有一些钱,所以我会先把前期工作做完,把答卷做出来,然后再找资金。

 

上观新闻:听说现在电影圈里的一个普遍做法是先找投资方再做事。

 

郭柯:我做不了,没他们那么能说。

 

我想当初张歆艺能借钱给我,也是因为看到我确实付出了很多。我真的等钱去做完这件事,而不是等钱开始。

 

上观新闻:你承诺将把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的盈利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这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郭柯:细节还在商量中,预计2018年上半年能完成。老人医药费这几年都是在苏教授(注: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那边实报实销,今年,援助金从5000元涨到1万元。以前我们每年去看望这些老人一次,以后会增加到每年两次。

 

明年1月1日我们团队又要出发看望这些老人。虽然22位老人中有14位已经去世,但我们会到他们的坟头上跟他们汇报一下今年的情况。

 

上观新闻:真没想过把这些钱揣自己兜里?

 

郭柯:怕自己反悔,所以先说出去,说出去就不能反悔了。

 

这个片子不是说我拍得多好,而是大家在关注这些老人。观众中很多是学生,没什么钱,但他们一次两次地买票支持这部影片,如果最后我把钱收了,你说这些学生会怎么想?我觉得他们会失落,社会就会恶性循环。

 

希望大家从这个片子里看到希望,片子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希望。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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