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人是最具创造力、也最闪耀的元素。上海科创中心建设10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走访了10位科技工作者，听听他们的科创故事和感悟，以及对未来的期许。不一样的精彩，一样的勇立潮头、勇攀高峰。

人物简介：夏强，1966年9月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上海器官移植与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作为我国儿童肝移植重要开拓者、领军者，他与团队引领我国儿童肝移植工作从几乎空白到成为世界领先。如今，仁济医院已成为世界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年完成量连续十年居世界首位，5年生存率94%，达全球领先水平。

夏强团队手术中。

记者：您长期深耕小儿肝移植领域，引领中国儿童肝移植从几乎空白到世界领先。能谈谈是如何做到的吗？

夏强：我国每年有3000至5000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疾病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在肝移植手术成熟之前，90%在1岁以前就会死亡，肝移植是挽救终末期患儿的最有效手段。我们的小儿肝移植团队起步于2006年，不到10人、三四间病房。在此之前，这项技术在我国几乎没有开展，可以说，在成人肝移植的技术挑战之上，小儿、活体，这两个关键词更是层层难关：供体取肝需要在血流不阻断的情况下进行；顺利切下来后，还要吻合患儿极其细小的血管。手术在显微镜下操作，不能有半点差池，简直像在豆腐上手术。从在实训基地每天14小时的动物实验开始，早期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解决技术难点，2006年10月，完成了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

有人说，手术做完，就是成功。但其实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围手术期管理、长期随访、寻找潜在肝源都很重要。为此，我们建立了完整的技术体系，由移植外科、小儿内外科、小儿麻醉和重症监护等组成的多学科、多院区合作。

一开始，每一台手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后来，随着大量实践经验的累积，手术量上升得很快，如今单中心已经挽救了3000余名患儿的生命。

记者：近10年来，您在这项工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惊喜是什么？

夏强：今年，随着各种往来的全面恢复，已经有好几位马来西亚患儿前来手术了，这个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将夯实之前双方打下的基础，接下来几年，在小儿肝移植领域建立完整的“一带一路”会是我们的重点工作。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除了经贸、商业、文化等软实力和吸引力之外，医疗技术作为科创的重要环节之一，与民生形成息息相关的国际医疗线路，也越来越受欢迎。10年前，许多人还难以想象，外籍人士专程来华就诊；而如今，本市确定了首批13家医院作为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我国港台地区、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地的专家学者也前来学习。今年，我们正在改版出台属于中国自己的诊疗指南与规范，希望在全球的医学高地上展现中国话语权。

刚起步时，最早的几例手术都邀请了台湾高雄长庚医院陈肇隆教授来帮助我们。当时，他带领12人的医疗小组、带着70公斤的医疗器械前来，我们十分感动。而今年上半年，陈教授再度来到上海，他联系我，“要专程来上海学习微创技术。”

肝移植和微创技术，听起来似乎难以结合。但根据临床经验，为患儿供肝的大多是年轻父母，如果腹部有一个很大的刀疤，可能影响美观。因此，我们逐步采用全腹腔镜供肝切取手术，留下如同剖宫产一般更隐匿的疤痕，用技术改善医疗体验。

就这样，整整18年后，我与当年的引路导师对换了身份，从单纯的学习变为相互的交流，上个月，陈教授也成功完成了首次微创取肝，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莫大的自豪与快乐。

记者：目前，您也同时担任上海器官移植与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南亚儿童终末期肝病转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临床治疗到基础研究，有哪些新亮点？

夏强：就像我之前所说，手术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肝移植后，患儿将面临器官排异、免疫耐受等问题。他们的人生还很长，长期使用免疫抑制药物，对个人发育、家庭经济都造成很重的负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与免疫学基础研究团队开展大样本合作，例如哪些免疫细胞可以重塑、能否找到可参考的免疫耐受生物标记物等。最终，如果有些患儿可以尽早停药、有些患儿可以减药，都将对预后和未来的成长生活带来益处。

其实，我倒完时差不久。在赴法进行仁济医院中法外科学院的新一个5年计划续签工作的间隙，我特意花了一天时间到德国汉诺威大学参观实验室。虽然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但如果能开拓非器官移植、非有创手术的新领域，将为这些患有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儿带来革命性的治疗。

临床上，我们看到许多器官衰竭的患儿，并非是功能障碍，而是体内缺乏某种酶。有些缺乏糖代谢酶，会不明原因经常低血糖；有些缺乏脂代谢酶，小小年纪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些缺乏草酸盐代谢酶，导致肾衰竭……我们想到，既然是单基因缺陷引起的疾病，能否将缺损、突变的基因进行修复，进行精准施策？汉诺威大学团队在基因编辑上有诸多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合作成立基因编辑与细胞移植团队，希望有所突破。

夏强（左三）。

记者：我们期待您与团队的新突破，医药健康领域的科创革新，理应成为提升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作为大型三甲医院管理者，您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夏强：在我的理解中，医疗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即除了解决疑难杂症之外，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在尚未解决的难题和制定规范指南中。目前，临床中使用的药品、共识，“中国原创”还不算多，而另一方面，我们拥有海量的临床数据，理应能做好这些工作。若找到这个“源”，最终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于上海的头部医院来说，探索新药、新技术、新规则，或许比问诊有限的患者效率更高。

我们地处上海浦东这片热土，又紧邻张江这一生物医药的科创策源地，不能浪费得天独厚的机遇。如今，上海迈入了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新一个十年，新型复合型人才不能只是会看病的医生，而是经过临床训练、拥有科学思维，最终能成为“大家”的医学科学家。

十年来，医学科技在发展，民众的科学素养也在进步。从医疗到健康，再到“大健康”，医学科普纠正亚健康的生活方式、诊疗行为，也将产生无可估量的积极效应。

记者手记

头发白了，风尘仆仆，在手术台旁、病房里、实验室、会议室……他始终奔走在路上。

这十年间，从纯粹的临床医生，到如今大型三甲医疗机构的掌舵人，夏强的身份越来越多，无论再多疲累，谈及心爱的学科，他始终神采奕奕。“6月项目就落地了……不用动刀就能治愈，对孩子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夏强笑了起来，仿佛眼前就是“新肝宝贝”健康成长的样子。

他也曾谈及过在实验室屡次失败的崩溃心境，和最初那些年，缓慢增长的病例数量。就像每一个白手起家、从0到1的科创突破，小儿肝移植的十例、百例、千例，到如今3000余例，啃下了硬骨头的夏强带出了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团队，希望毫无保留地将挽救生命的技术推广至每一个有需要的角落。

科学创新对于医学的意义是什么？勇于颠覆，赋予生命更厚重的价值，让有限的人生能更高质量延续，让全周期健康不再是空谈。正如夏强的人生座右铭，其语出世界移植之父Thomas Starzl——在医学史上，昨天还无法想象、今天几乎无法实现的事情，往往明天就变成了家常便饭。

一代代医者，正为之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