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见到郑永年教授，他表示自己太忙：“从10月中旬参加的香山论坛算起，这是第7个论坛了。”

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炙手可热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会议间隙，郑永年接受了《上海观察》记者柳森的专访。

郑永年  1962年生于浙江余姚。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0年后辗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要减少误解，中国首先必须了解自己

上海观察：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读懂中国”。它暗含了一个信息：中国正试图通过努力，获得更多理解。但如何努力，才能被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愉快地接受呢？

郑永年：开这样一个会议，就表明我们希望人家了解我们，而且我能感到，这是一种强烈的希望。但虽说是希望，有时未必必要、被需要。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在国际、区域的角色越来越有分量，已导致一些国家或者个体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90年代，人民币曾升值10%、20%，都没人有什么反应。因为那时的中国还不重要。但现在我们升值2%，或者贬值3%，很小的一点点，就会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这表明中国的重要程度今非昔比。而外界误解中国，已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问题，还事关影响外国投资等系统性问题。

我今天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人家来理解自己，到底怎样做，才能获得理解呢？你不希望人家误解你，那你总得拿出一点东西来，让人家来理解吧。那我们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一点呢？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吗？我们现在解释世界的那一套，人家是否听得懂？还是自说自话？

当代中国研究的核心就是理解中国。这也是我的专业。那么，多年来我的一个体会是，要让人家来理解你，你首先要理解自己。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话，怎么让人家来理解你？

我们总抱怨人家误解我们、不理解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对自己的软实力没有信心，却忘了，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让人家理解你。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是接受、喜欢。这才是软实力。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读懂中国”确实要提到一个战略的层面。其中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则是我们首先要理解我们自己。在我们理解自己以后，才是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讲给人家听。

上海观察：您觉得我们现在一些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有何不足？

郑永年：比如，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却不去了解一下，人家想了解什么。于是有时我们觉得重要的，人家觉得不重要。人家觉得重要的，我们觉得不重要，就没讲。

如果中国和西方两个话语体系长期无法互联互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之间就依然很难有交集。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到两个话语体系的互联互通非常重要。

很多年来，在这方面之所以没做好，当然西方也有责任，但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这个鸿沟逐渐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即便西方有责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都是西方不好，我很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要到处去看，而不是闭门造车

上海观察：您之前提到说，您有自己“读懂中国”的方法。能介绍一下吗？

郑永年：我的方法就是到中国各处去跑。因为我觉得“理解中国”不光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光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的体系到底在怎样运作，眼见为实。所以，这段时间，我就跑了很多地方。

上海观察：您四处跑的时候，最关心什么问题？

郑永年：最近主要就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经济下行压力有多大。中国的国际环境问题。我不仅要跑中国，还要跑美国，跑其他国家，了解具体情况。 了解中国，不能光看书，或者光看看历史。这是不够的。人家关心的是什么？也要了解。

老外到这边来，开会讨论当然很重要，但真的要了解，还是要走“群众路线”。

我们要了解国外，就要走到国外去看看。我们要了解自己，也一定要到四处去看看，而不是关起门来，写几篇文章，做几个演讲。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相信，我认为，……”你说得再多，还是必须得跟现实对照得起来。

中国人讲究言行一致，那你的normaltive（规范化的那一套）也必须和positive（积极正面的那一套）对应起来。如果对应不起来，人家就会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还是第一位的。然后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讲好这个故事。

我现在最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不仅对中国很重要，事关小康社会能否建成，对世界很重要，对世界上的秩序也很重要。

现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就处于失序状态。你去看看中东。中东乱局。它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欧洲的难民潮。美国重返亚洲。

大家都在看：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那么中国可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中国是要维持这个秩序呢？还是要另起炉灶，开发一个秩序呢？

今天大家也都在讨论中国关于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提议。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不是中国一个“beyond economy（超越经济）”的考虑，会不会是一个军事上的考虑？

中国现在“大”了，如何去构建秩序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要说清楚，中国跟现在的秩序的关系怎么样；中国现在发起的这些动议，跟现有秩序之间，是怎样一个关系。

11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

面对更大责任，中国必须量力而行

上海观察：此番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出席午餐会并作演讲时提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秩序，能足够好地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郑永年：基本同意。但也许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秩序。甚至比美国还强调。中国同时还强调，中国未来要倡议的任何新的国际治理机制，都只是对联合国框架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取代。这样的立场，要说清楚，且值得反复去说。

上海观察：您曾指出，因为2008年那场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中的新格局中，您认为当下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能否应对好？

郑永年：2008年开始的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表明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出了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地位一直在上升，不仅经济体量在增加，也对世界经济增长非常稳定地做出了最多的贡献。尽管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了，依然贡献了很大份额。

但这样一来，挑战就来了。比如，大家说，你经济体量大了以后，怎样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呢？怎样来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及其治理结构？对你会有很高的期望。有时甚至会超出你本身可以达到的能力。对此，我觉得中国应该认识到，既然已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且仍处于往上爬升的阶段，那么如今这种爬，就不光是为了权力，也是一种责任。

这时中国需要注意两点，一个就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点，傅莹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根据自己能力量力而行。如果你的承担超过了你的实际能力，你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最最重要的。

11月2日，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午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作午餐演讲并与参会嘉宾交谈

世界秩序是一种既得利益，但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

上海观察：在这次会议上，“全球秩序”、“一带一路”问题引发热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次，中国想走在西方前面”。您如何看待目前世界上的“秩序之争”？中国如何作为，可以争取到更多朋友？

郑永年：基辛格（编辑注：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曾经在自己的书中说过，第一，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秩序，同时总有几个秩序并行。第二，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的秩序观。无论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都有自己的秩序观。第三，近代以来，西方的秩序占了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西方秩序仍不是唯一的那个秩序。

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第五次会议的美方主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近代以来，西方秩序向东亚扩张，中国少了很多自己的地域政治利益。那么现在中国崛起了，又会形成一些以自己为中心的秩序。但美国的秩序，不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么。目前的全球秩序已是一个多极化的态势。但不管怎么样，很多区域的秩序，仍处于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秩序中，这就需要大家在一个复杂局面中寻求共同利益点以及互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好好做功课，把自己的定位和角色搞清楚。如果能解释清楚并有效传达，“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现有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我们也获利很多，但不会如西方某些国家认为的那样，离开这个秩序另搞一套”，就能得到更多理解与认同。

换个视角来看，世界秩序也是一种既得利益。比如中国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中的一些进展，就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阻拦，但中国也不能老这么等着啊，于是就有了亚投行、一带一路这些动议。

正如傅莹在演讲中所介绍的，亚投行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银行不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也不做，所以我们可以做。既然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必要，就可以去发现并支持这个没有被覆盖到的需求。所以我理解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动议都是补充，不是取代，且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值得肯定。

郑永年教授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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