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凡事有三”。继1967年的“一·二八”、1968年的“四一二”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1976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谁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嗷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3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3月5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位置，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3月5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迭起。

那是20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

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琢磨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420多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3月11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3月25日晚，南京大学有30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报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其实，前文已经说过，姚文元在1976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就有预感：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姚文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姚文元日记中所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这“上海”其实应写作“上海帮”！

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3月31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在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

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便是姚文元起草的：

中共中央电报通知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语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的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1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在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紧急局势。

4月2日凌晨，联络员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席：

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4月2日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

1974年4月20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