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白色恐怖的上海，一天的夜里。走在街上的夏衍，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低着头专注地欣赏商店外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橱窗，那人帽子压的很低，从背影看，身形很像郁达夫。他走上前去拍了一下肩膀，那个人抬起头，原来不是郁达夫，而是瞿秋白。于是，夏衍好奇的问：“你怎么有好兴致在这儿看橱窗？”瞿秋白轻声地回答：“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关注每一个劳苦大众的。我们的奋斗，是为了让劳苦大众们都能够过上橱窗里的美好生活，创造物质的人，理应有权享受物质。”

这段故事，50年代夏衍写在了黄苗子从东安市场买回来的“瞿秋白文集”的末页，可惜，这本有着珍贵题跋的书在“文革”的抄家中丢失了。

瞿秋白和夏衍，他们属于早期中共党员，同时又是布尔乔亚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呼应。当然，不止是他们两个人，还包括周恩来和潘汉年，等等。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的这支笔。

（1924年夏衍在日本）

所以，潘汉年在1955年被捕前，特别的告诉夏衍的秘书李子云：“写文章不能停，要不断写下去。我在三十年代也写过文章，但是后来去干别的，没时间写了，笔一停就再也拿不起来了。你要坚持下去。”

夏衍永世难忘白区地下工作的峥嵘岁月，他所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可以看作是一种永恒纪念的方式。江姐的扮演者于蓝回忆说，1963年冬，夏衍正在广州休养，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手上准备的材料汇报完毕，听后他只问了一句话：“你们怎么不写写江姐？”当时的剧本，江姐只有两场戏。他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是会关心她的命运的，你们应该把江姐当成主要人物来写……这样吧，你们不要打扰我了，我现在就开始写，一个礼拜后就给你们交稿。”

现在回想起来，于蓝仍然感慨万千：“夏衍真的很厉害，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不到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拿出来了。他把江姐和许云峰两个人作为主要人物来写，导演水华看过之后，立刻就决定拍摄了，而且还告诉我不许再提意见。 ”夏衍专门叮嘱于蓝：“你演江姐，记住千万不能演成刘胡兰和赵一曼”。知识分子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是江姐区别于其他女英雄的特质，是整个人物的灵魂，这一类革命者正是夏衍的同道和他自己。这部影片拍摄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文化部整风”中被打倒，所以，编剧的署名是：“周皓”。而江姐则代表着白区千千万万的地下工作者，从大银幕走向了不朽。

（1992年与巴金相聚在杭州）

夏衍的这一段非凡的经历离不开两个重要的人——周恩来和潘汉年。“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刘小枫：《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刘小枫的这段论述中关于“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的结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是不符合史实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 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 1929年 秋冬，但是他们并未谋面。那一段时期，夏衍接触最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是瞿秋白，中央特科方面的是潘汉年和蔡叔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935年，而夏衍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两年以后。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的第三天。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夏衍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有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的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夏衍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是：“大约在三零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周恩来在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将离沪赴苏区，就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用潘汉年的话就是：“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

周夏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未来几十年的工作方向。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曾经在日本参加过国民党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另外，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办一张党报。这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被观察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实际的。

（1933年与夫人、女儿的“全家福”）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情报和统战是两条线，时有分合，有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在夏衍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的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夏衍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加直率：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夏衍生前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的说过：“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信的结束处，陈云特地的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青年时代，向着理想出发、流亡，千山万水、流离失所、浪迹天涯，一直流亡，直至回到故乡……这几乎是那一代五四之子的宿命。夏衍当然也不例外，五十而知天命。他在三十年代是“左翼”，到了五十年代却成了“右倾”。面对层层的高压，他内心守城，步步为营，坚持底线。用《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记述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在《林家铺子》《祝福》《故园春梦》和半部《早春二月》中描绘着自己的家国天下，在收藏的“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中国画中寄托着一个自由文人的情怀。

（60年代，与白杨、吴祖光等在一起）

离家的路是艰难的，回家的路更加漫长。在监狱中，他开始梦回故乡：“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夏衍：《懒寻旧梦录》）

1975年的夏天，他拄着双拐回到了亲人的身边，结论是：“犯有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补发监护、审查时期停发的工资，由外交部养。”

在北京南小街残破的家中，他又写了一遍《我的家史》，因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光明。这一次，他是留给家人和后代的，并不准备发表，文字里洗尽了铅华。

（夏衍与孙女，即本文作者，和猫）

直到1977年秋，夏衍给邓小平写信，他的“问题”得以解决，这一年正好是他的党龄五十周年。他不再回文化部，组织关系落在了王炳南担任会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1962年夏衍在埃及的金字塔前）

1980年12月4日，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从洛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1962年在开罗看见你并与你交谈以来，我对你就怀有亲切的感情，我想你也是知道的。我视你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真正爱祖国胜于爱自己的人。我认为你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你为中国鞠躬尽瘁，你是那种两面作战，既要反极右、又要反极左的最坚强的人。我佩服你，向你致敬。我认为你在世间的价值总有一天会被承认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中插图由作者提供。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