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日，江青在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讲话，在直攻邓小平的时候，也拐弯抹角给华国锋一点“颜色”看看。

在会上，江青居然当众点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的名，“批判”《园丁之歌》，甚至追溯到“文革”之初湖南没有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旧事，对他进行了批评。

明眼人谁都知道，华国锋当时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江青批评张平化，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华国锋。

在会上，张平化当场据理反驳，一时间会场上好不“热闹”：

江青：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

张平化站起身：来了。

江青：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是不是你搞的？

张平化答：是。

江青：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你还说“初烂”（即“初澜”，当时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的笔名，江青手下的笔杆子之一。——引者注）就让他“烂”了吧。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和春桥、会泳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

意见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了。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太小，不看。……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

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

江青：你是完全搞翻案！

张平化：不是。

江青：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

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

江青对于张平化，早就看不顺眼。前文已经述及，早在1968年3月30日，江青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代表时，就对张平化说了一段“狠话”。江青说：

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但是毛泽东对张平化仍留有余地，所以在1968年4月6日毛泽东批示说，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不要点名批判张平化。

正是有毛泽东的保护，张平化在1971年被重新起用，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张平化被调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

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忽然要张平化站起来，要“批判”的是《园丁之歌》，矛头则指向华国锋。

《园丁之歌》这一“公案”，说来话长……

《园丁之歌》是湖南地方戏——湘剧高腔。1972年下半年，已经晋升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湖南省文艺汇演期间看了一批文艺节目，其中的《园丁之歌》、《两张图纸》、《送货路上》反响热烈，给华国锋留下了很深印象。

《园丁之歌》最初是长沙市碧湘街小学创作的，原本是花鼓戏，剧名为《好教师》，经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改名《园丁之歌》，参加了省文艺汇演。

《园丁之歌》的剧情是这样的：

女教师俞英一心要搞好教育革命。她来到工厂征求如何搞好教育，工人们告诉她，“人从心上育，水往根上浇”，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和孩子们交朋友，和他们交心。男教师方觉对陶利这样出身于工人家庭、调皮贪玩的孩子，不去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而是没收他的小玩具火车，甚至粗暴地不让他进课堂。方觉认为对陶利这样的孩子，不管怎样做都是“挑沙填海空费力”。为此，俞英与方觉之间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俞英对陶利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不但没有没收陶利的玩具小火车，还与他一起修理小玩具火车。她启发陶利，要学会开火车，就必须学习好功课，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俞英耐心的说服教育下，陶利转变了。男教师方觉在工作中感到俞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正确的，他决心改掉自己简单粗暴的缺点，和俞英一起把孩子们教育好，让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戏剧受舞台限制，影响毕竟有限。华国锋知道，在1965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曾把湖南的两个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拍成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影响。1973年３月，华国锋对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负责电影工作的狄福才，说起了《园丁之歌》等节目，以为也可以拍成电影。

吴德、狄福才很快就落实了华国锋的指示，把拍摄任务交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影厂组成了以沙丹为导演的摄制组。沙丹在1972年执导过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乐《沙家浜》，对于拍摄舞台剧很有经验。沙丹率摄制组赴湖南，只用了三个多月就完成了《园丁之歌》的拍摄。

那时候，电影在上映之前，要由国务院文化组审查。向来以“文艺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常常对电影、戏剧横加干涉。听说《园丁之歌》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拍摄的，江青更是要看一看。江青当时和张春桥、姚文元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973年7月28日，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的小放映室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审看《园丁之歌》影片，国务院文化组陪同审查。

江青看毕，对《园丁之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首先，江青抨击了《园丁之歌》这一剧名：“《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

接着，江青抓住《园丁之歌》中的一句台词上纲上线：“‘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简直是反攻倒算！”

江青说，影片中的女教师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而男教师“活像个油头粉面的二流子”！

从江青如此严厉的抨击，可以看出她对《园丁之歌》全盘否定。

张春桥也说，《园丁之歌》宣扬学生要受教师的摆布，是典型的“师道尊严”。

姚文元则三句不离本行，声称一定要对《园丁之歌》进行“大批判”。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狠批《园丁之歌》，那潜台词就是，你华国锋不懂文化，连这部戏的严重问题都看不出来。

四天之后，江青又对《园丁之歌》说了一番尖刻的话：

《园丁之歌》牵涉到教育革命的问题，究竟教师和共产党谁是园丁的问题。戏里的那两个一男一女的教师，到底是什么出身？有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为什么故意隐瞒个人成分？

培养青少年一代，是靠共产党还是靠教员？你们想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子？是让他们规规矩矩的听教员的话而俯首帖耳？还是让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谁说没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现在是读书无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戏中的主题完全与党中央背道而驰！

不言而喻，影片《园丁之歌》被江青“枪毙”，打入冷宫，再也没有上映的希望。

影片《园丁之歌》在冷宫中待了将近一年，在1974年6月14日忽然获准走出冷宫，在全国上映。

《园丁之歌》怎么又可以上映了呢？那是因为江青在这天指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在上演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

原来，上映影片《园丁之歌》，是为了“供批判用”！

为什么江青在将近一年之后，又记起影片《园丁之歌》呢？那是因为当时正在全国批判晋剧《三上桃峰》，要把《园丁之歌》也拿出来批判，以表明这样的“黑线回潮”现象不是单一的。

晋剧《三上桃峰》是根据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报道《一匹马》改编，讲“四清”时河北省抚宁县某大队，卖了—匹病马，支书知道后将病马赎回，并用好马支援友队春耕。

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在北京二七剧场彩排。江青手下的得力干将于会泳审看这一节目，在大幕落下之后一言不发就走出去了。显然这是一个不祥的讯号。

经于会泳向江青汇报之后，把晋剧《三上桃峰》定为“大毒草”：因为《三上桃峰》初名《三下桃园》，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时正是在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尽管《三上桃峰》与王光美毫无关系，却被安上了为“大叛徒刘少奇歌功颂德”的罪名。

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11处之多。姚文元称：“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此文发表之后，全国掀起揭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高潮。

也就在这时，江青决定在全国也掀起批判《园丁之歌》的高潮。

1974年７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通知》，通知内容说：“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1974年８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为批判《园丁之歌》定调。于是全国许多报刊相继群起攻之，发表对《园丁之歌》的批判文章近百篇。

没有想到，《园丁之歌》在遭到如此密集的“大批判”之后，居然有峰回路转之日。

那是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达长沙。81岁的毛泽东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往，所以他声称，这次来湖南是休养。

人在北京的华国锋，关心着毛泽东在湖南的休养。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为“九所”6号楼转播电视节目——那时候中国各电视台还没有卫星电视，所以要靠专门的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转播各地电视节目。

中共湖南省委还为毛泽东提供电影。在1974年11月，毛泽东从省委提供的电影名单中，圈定要看湘剧《园丁之歌》。

毛泽东很高兴看了电影《园丁之歌》。看罢，毛泽东鼓起掌来。当时在场的服务员曾彩谋连忙告诉毛泽东，这是一部正在受批判的片子。毛泽东问着：“受批判？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看。”曾彩谋回答说：“听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毛泽东肯定地说：“我看这是一出好戏。”

在那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这句“我看这是一出好戏”，一下子使中共湖南省委扬眉吐气，使华国锋笑了。

这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的耳朵。江青没有想到，中共湖南省委居然借助于最高权威毛泽东来“制服”她，非常生气。

有了毛泽东那句“我看这是一出好戏”的“最高指示”，1975年8月29日，湖南省文化局向国务院文化组报送了《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强调指出，“《园丁之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戏”，要求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发行。

国务院文化组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副组长刘庆棠（江青的干将）大为震怒，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气势汹汹，最后通牒！”

在江青的支持下，湖南省文化局的《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被压了下来。

也正因为这样，1976年3月2日，江青在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讲话时，就叫张平化站了起来，当众对《园丁之歌》再度进行“批判”，而且说“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园丁之歌》才终于得到平反。

1976年12月6日，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振军同志转平化及省委书记各同志”。他在信中说：转上《解放军报》、《北京日报》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文章，“建议省委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会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大会，省委书记李振军、省文化局长王庆章等十多人先后发了言。最后，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作总结讲话，他说：“‘四人帮’为什么扼杀《园丁之歌》？是为了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到湖南想看湖南地方戏，圈定看《园丁之歌》，看戏中鼓掌，说这是出好戏。今年3月中央‘打招呼’会后，江青又召集十二省市领导开会，点名批评湖南为《园丁之歌》翻案，把状告到毛主席那里了。这就说明她已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是好戏，她还要批判。她的矛头是指向谁，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写的文章《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并配发了编者按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还利用他们的喉舌‘初澜’评论班子，在1974年8月4日本报抛出的一篇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毒草文章，把《园丁之歌》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以后，仍负隅顽抗，封锁消息，继续玩弄诡计。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

《园丁之歌》公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