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推出一项改革新举措：“湖长制”。此前，“河长制”已经在全国推行。从“河长制”到“湖长制”，只是一个缩影，折射了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不断进行的新探索。过去五年，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党中央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的坚强决心、为之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从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再到中央环保督察的威慑、“河长制”的创新设计，可以说，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对于“绿水青山”的认同前所未有，许多地区、广大群众也将崇尚绿色作为新的生活时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的理念、方式和实践都将有新的气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从“吃饱肚子”上升为追求安全舒适的环境，特别在生态环境的需求方面有了更迫切的愿望。进入新时代的生态环保工作是怎样的？从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些新的治理特征。

第一，在目标设计层面，更加以“公众感受度”为出发点。

十九大报告对本世纪中叶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描述中，增加了“美丽”一词，这意味着我们将要建设的现代化强国是全方位各领域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包含“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因此，区别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评判方式也不再是过去自上而下的、纯数据化和指标式的评判，是要回归自下而上的、公众主观感受的评判。即使有指标设计，也是类似“优良天数”、“森林覆盖率”、“黑臭水体消减条数”等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使得一项项数据背后的“人”浮现，即所谓的“感受度经营”，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直面的问题和涉入的深水区。基于此，十九大报告专门用词“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问题梳理清楚作为治理目标。其中值得探索的途径便是，培育合适的社会组织，让社会企业家这类专业的第三方来运营，促进社区治理参与，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建设生态环保型社区、村镇为抓手，形成报告中所提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二，在推进动力层面，与高新技术更加融合，催生出新经济业态。

新时代的环保工作，其前进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新技术、新业态。我们会在未来看见更多融合绿色化的高新技术和商业形态。例如人工智能的扫地机、空气清新剂、清洁生产技术、大数据进行污染点位的实时监测、绿色化的供应链体系，还有由老百姓对生态环境个性化要求催生出的一系列生态产品、打包式的园区环境治理、生态环保型社区的构建、环境医生、环境保姆等新业态等都将出现，经济学反复提及的“需求”是“有效需求”，精准识别有效需求能够带来一系列商机，带动中高层次的就业群体，摸索出从“绿水青山”通往“金山银山”的途径。

第三，在监管体制层面，资源、环保等责任部门的管理效能加快融合。

新时代的环保治理体系将会迎来一场深刻变革，自然因素的产权更加清晰。如“国家公园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将打破部门分割、地域分割、权责分割，克服之前生态环保中多头监管的“碎片化”问题。之前环保界中“水利不上岸，环保不下水”的治理困境有望彻底消除，通过横向职能整合及纵向监管的增强，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的大生态环保观，让行政管理的系统性和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契合，未来的森林、山岭、田野、草原、河流、滩涂等自然资源资产都有了“产权”意识，将十九大报告中的“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切分细化，落实至各部门；将分配监管这些资源的部门进行整合。这也类似于国外成熟的环境管理体制，将环保监管职能趋向综合，例如希腊、瑞典等国就将自然资源、公园管理、植物多样性等机构与环境保护机构合并，做大做强环保部门，且领导高配，综合性更显著。

第四，在治理区域层面，加强城乡环境治理“公平性”。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逐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城市病和乡村病，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交通拥挤、房价高企，加之城市空间布局的不科学，工居混杂现象明显；而农村在发展乡村经济时为了快速增加收入，选择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型企业落户，袅袅炊烟、恬静舒适的乡村生活似乎只能从诗词、散文中觅得。为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农业面源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并且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环境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环境治理致力于实现均等化，实现公平受益。这也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内涵之一，城乡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平衡，乡村环境治理硬件不充分，是阻碍全面小康的一个短板。

第五，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将从参与者、贡献者转变为引领者。

从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居中斡旋的身影，到G20峰会作为主席国首倡“绿色金融”。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新时代的生态环保工作，已不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而要如十九大报告中所言“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意味着有些环保标准不仅要针对国内，还要对接国际标准。因为由环境问题引发的食品问题、人群健康问题、产品环保标识、旅游生态等，都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项重要软实力。从参与者到引领者，角色转变的背后，也会倒逼国内治理体系的改革。

从上述五个特征的表现，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生态环保表面上是追求看得见的“绿色”，但更深远的在于追求政府执政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居民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这才是解决环保和发展兼得的长效之道。同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我们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能否借助环保实现发展转型”这一难题作出回答，从而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一份具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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