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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兰英:采访巴金的那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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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赵兰英 2015-10-15 09:53
摘要:中国文坛一个巨大的背影,离去已十年。今天,《解放日报》“朝花”刊发赵兰英先生饱蘸情思和笔力最新挥就的回忆文章

 

存在心底的身影,任凭历史的尘埃有多厚重,也不会被掩没,相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凝重。

 

1979年初夏,第一次惶恐又兴奋地走进了巴金办公室。从此,直至2005年巴金去世,26年中,除去每日必回的自己的小家,武康路113号巴金的家,是我去得最多的家。一个个巴金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走进巴金的家,是一个夏日。那时,我供职的新华社上海分社,还在南京西路西康路口。一路日晒,加上挤车,到了巴金的家,已热得不行。然而,踏进113号的大门,只见绿树婆娑,蝉儿欢鸣,微风吹来,一下凉爽了许多。巴金不在底层的会客厅。他的女儿小林说“爸爸在三楼,你上去吧。”“蹬、蹬、蹬”,我踏响了楼梯。一路上去,只见走道上、楼梯的拐弯处,堆满了书。到了三楼,更是一惊:全部是书。

 

但见,在密密的书林中,巴金正吃力地踮着脚,从书架上取书。我赶忙上前,说:“我来,我个子高,我来拿。”巴金露出笑容,说:“你来啦。不用帮忙。你不晓得我要拿什么书。”巴金的脚边,已经堆了一尺多高的书。我问道:“巴老,您拿这么多书做什么呢?”他头也不回地说:“做善事。”我没有听懂,问道:“什么善事?”“就是人死后的事,也就是身后事吧。”他解释道。年轻的我,当时真是吓了一跳:一个“死”字,谁会轻易说出口?身后的事,还可以自己做?惊愕中的我,突然冒出一句话:“哎哟,巴老,您真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关于生与死,巴金想得明明白白。年轻时,他就撰文表述:“没有一个生物是不乐生的,而且这中间有一个法则支配着,这就是生的法则。”什么是生的法则?巴金说道:“就是互助,就是团结。人类靠了这个才能够不为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毁,反而把它征服,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个民族靠了这个才能够抵抗其他民族的侵略而维持自己的生存。”他又说:“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

 

从此,穿着一件旧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踮着脚尖,费力地从书架上取书的巴金身影,留在了我心里。

 

巴金的微笑(油画) 张克伟

 

翌年4月,巴金庭院内的花草树木,春意盎然,蓬勃向上。大门开着,只见几位工人模样的人,扛着一捆捆书,进进出出。巴金坐在楼梯旁的木椅上,神情庄重,两只眼睛随着书的进出,转来转去,一脸的不舍。原来,巴金还在做他的“身后事”:将藏书整理好后,分门别类,捐赠给有关单位。这天,北京图书馆正来取书。这是巴金捐给北京图书馆的第二批藏书,全是外文图书,有2000多册。我走上前,他轻声地说:“它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就是靠了它们,才活到今天。”

 

与书,读书人自有很深的感情。巴金的这一份,非常独特,浓得化不开。少年时,因父亲的去世,他连中学都上不起。后来,在大哥的支持下,考上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与三哥一起出川,2年后拿到东南大学附中的毕业文凭。他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检查身体时,却发现肺部有阴影,只能放弃学业。巴金之所以后来文学创作丰盛,还通晓英、法、日等5国语言,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书本给了他知识,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力量,给了他希望。“文革”落难时,他是靠背诵但丁的《神曲》,才走出黑暗的。他是新中国唯一不拿国家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所以,他要说,它们是他的朋友,靠它们他才活到今天。将书视作朋友和亲人,视作生命的支撑和动力,在那时,阅历简单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震动的同时,还有更多的感动。

 

从此,楼梯旁那个坐在木椅上,神色庄重,两眼随书转来转去,满脸不舍的巴金身影,烙在了我心里。

 

每次去巴金家,多是九姑妈——巴金胞妹开的门。看到我,她总是扭头高声地向着客厅叫一声:“四哥,赵兰英来了!”瘦瘦小小的九姑妈热情开朗,时常笑嘻嘻地站到我身旁,比划着,玩笑地说道:“你咋这样高呢?”
通常,这时候巴金总是坐在小桌子旁,有时在翻书,更多的时候趴在小桌上,费力地写着什么。这张小桌子,只有一尺来宽,不到三尺长,放在会客厅向着阳台的门旁。每天,吃完早饭后,巴金就在家人的搀扶下,坐到小桌旁,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有时候还坐在小桌旁看电视。中央台的新闻,他每天必看。上世纪80年代初,巴金患了帕金森氏病。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手脚不便,说话困难。写字时,手抖得非常厉害。在这张小桌上,巴金完成了《随想录》的写作,为《巴金译文全集》写了10篇《跋》,撰写了大量的怀念友人的文章,还为无锡、成都等地的小朋友写下充满无限情感的信……

 

每一次,站在他的旁边,看他写字,心里就疼,眼眶发红:只见他,抖抖地抓起笔,握住了,又掉下去,反复好多次。好不容易握住了,笔尖在纸上,应该要写一竖了,可竖不下去,老是往横里去;要写一横了,出来的却是捺或撇。有时候,写着写着右手不动了。他叹了口气,就用左手去推右手。写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记得是1998年的春节,我去看他。只见他脸色灰黄,坐在轮椅上。他告诉我:“我发病了,两次休克。”我心里沉甸甸的。临走,他说:“送你一本书。”是新出版的《巴金书简》。他打开书,看到扉页处有一点点撕破的地方,便说:“换一本吧。”家人重新拿来一本,巴金又说:“要精装本的。”随后,他动了动身子,慢慢打开书。家人说:“就不要签名了吧。”我也劝阻:“就不要签名了吧。”但是,他不语。顿了顿,说:“好吧。就签一个名。”家人在轮椅上搁上一块板,拿来了笔。巴金俯身,双手抖抖地握住笔,终于写出“巴金”两个字。巴金像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轻轻舒了口气,靠在轮椅上,露出了笑容。

 

巴金经常说:“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那个趴在阳台门旁小桌子上,用右手推着左手,勤勉地写作,至死也不愿停笔的巴金身影,驻在了我心里。
采访巴金26年,与巴金合影不多。这一张(见题图),搀着巴老,放肆大笑的,却是最喜欢的,是文学报记者徐福生“抢”拍的果实。看,照片中的巴金,苍苍白发下,是那张清癯却又真诚的笑脸,右手尽力地抬着,频频向客人挥别。1904年出生的他,“文革”开始时,早已超过国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可是,仍被批斗,仍被下放到“干校”。“文革”结束后,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毕竟年事高了,又体弱多病,很多重要活动只能在家里进行。巴金又重友情,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无论是高官达人,还是普通读者;无论是外国政要,还是国内友人;无论是白发长者,还是青涩少年,临走,巴金都要送至门外。很多时候,家人不在旁边,搀扶巴金就成了我的“责任”。

 

冰心曾经评论巴金:“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冰心大姐太了解她的巴金老弟了,形象地表述了巴金性格的一面。巴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亲友、对读者、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感情。他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他是靠读者养活的。他说,亲情和友情,是他生命中的长明灯。一个人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了亲情和友情,那么生命又有何意义?他说,他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永远与祖国在一起。

 

那个颤巍巍地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童稚般地开怀笑着,挥手向客人道别的巴金身影,刻在了我心里。

 

2005年11月25日上午9时55分,东海口,鲜花伴着巴金和萧珊的骨灰,形成一条长线,从从容容,热热烈烈,向着太阳,向着深海,流去、流去。10年了,巴老,您在那边生活得好吗?巴老,您一定也在看着,这边的我们生活得都很好。啊,分明是看见了,你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本文转载自今日《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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