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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整治最严模式”已半年,深圳再无三和“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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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书源 林环 2017-10-31 19:45
摘要:“三和本就没有‘大神’,都是想让自己过得好点的打工者,走着走着却走偏了。”

25岁的大专毕业生方冬,带了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24寸银色行李箱,从湖北老家重返深圳“三和”。他决心体面务工,因此刻意租住在一街之隔的锦绣新村。可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戒备过度了——
   

今年5月以来,一场被当地媒体称为“城中村整治最严模式”的治理行动,在深圳龙华区龙华街道景乐南北区展开。至今已约半年。    
   

被媒体、外来务工人员、当地人口口相传的“三和”,准确的地理指代正是景乐南北区。而这一片区的三和人力资源集团是深圳最早从事人力资源业务的企业之一,因此“三和”渐渐成了此地的代名词。
   

这一次,当方冬的目光习惯性向地面扫射时,他诧异察觉,那些原本光天白日就躺卧在地的人消失了。

   
那些终日躺倒甚至身负违法乱纪烙印的求职者曾被戏称为“三和大神”——以日结工作勉强为生,身负债务,流连网吧,与家人失联,低价变卖手机、衣物乃至身份证……对方冬而言,这就是之前的三和:个体极易被人群“传染”,顺势倒地,不再振作。


两年前,方冬从这里逃离。那天他刚完成一份通过三和人力资源集团找到的月结工作,领了工资,钱包却被偷走……类似的不堪往事,遮盖了此地的另一面真实:三和人力资源集团、海新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海新信”)等十余家职介机构入驻,日均求职人员至少达7000人。仅三和人力资源集团,已累计为社会输送就业岗位达千万人次。
   

在这个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型人力资源市场集聚地,人们正在努力探索一条人口密集区域城市管理治理的新路子。
   

“做一天阔以(湖南话,意为“可以”)玩三天”,这是一家职介公司电子屏上曾经滚动播出的,也是在三和广为流传过的。今年9月,记者和方冬的脚步几乎同时踏上此地,只见电子屏上的滚动字幕已被另一句取而代之——“实现蓝领城市梦想”。

 


新规

相关部门在景乐南北区悬挂公告:打击黑中介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次回来,方冬发觉三和还是保留着一些习惯,比如它的早晨醒得很早。

 

清晨6时,三和人力资源集团大楼门口的广场上已挤满黑黢黢的人头,这是最早一批求职者。“以前那么多人聚在三和,就是为了干一天玩三天。”方冬说,“但现在抓得那么严,不是真心想要干活的,就不愿留在这里了。”

 

海新信的负责人张经理一早就在公司门口。求职者在门外手持身份证自觉排队,衣衫褴褛者几近绝迹。

 

一位身着制服的求职引导员,紧紧攥住30多张报名者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丢一张,经手人罚3000元。”他向记者解释,这是今年综合治理展开后所立的新规。

 

也有的职介所引导员干脆现场教学:“这是手机上的一个配件,一根线对应三个头……”这位引导员手中的配件,是他去工厂实地确认招工信息时特地拿回的。

 

在海新信应聘的人潮里,记者结识了同样重返三和的江西人刘金根。他微信名后拖着的一长串数字,是横店演员公会的编号。

 

刘金根过分干瘦以致眼珠凹陷,173厘米的个头体重不足45公斤。以前在三和抢日结工作时,应聘者一哄而上,他总是落空。

 

体力没有优势,他于今年年初改去横店做群演。他的手机里,存着一张排布着20多个剧组名单的表格,记载他今年8月每次做群演的收入,从100元到200元不等。角色一栏,只有一个空格标着“土匪”。

 

由于当群演也“没法活”,刘金根恰巧听说三和在整治,留下的大多是“规矩人”,心动了:起码招人的时候能够按照秩序排个队吧。

 

刘金根的左脚左侧,有块皮肤常年抹着红药水,这关乎他口中在三和“最不像样”的往事。如今他敢回来了,也和“那些人”销声匿迹有关。一次山穷水尽,他找黑中介借了几百元,此后无力还债,被黑中介找人来“打得生不如死”。

 

今年5月15日晚,龙华街道兵分四路暗访景乐南北片区,启动集中整治,决心根治黑中介、黑网吧、黑旅馆等乱象。治理以量化标准进行:旅业出租屋居住标准需保证人均6平方米以上,网吧需保证每台机位2平方米以上……

 

7月,深圳市公安局牵头,多部门抽调人员成立综合治理攻坚组,进入三和人才市场设点办公。当地街道办9月提供给记者的景乐南北片区治理阶段成果显示:“该片区总警情下降26.9%、治安警情下降31.8%、盗窃警情下降50%。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30多宗,刑事拘留嫌疑人54名;治安案件17宗,行政拘留35人;两次大规模集中清查整治,清查人员近4000人;查封网吧3家……”

 

夜里,方冬喜欢骑着小黄车逛三和的街区,发觉这里的夜晚变得冷清,尽管还有活得像流浪汉的少数人在游荡、躺倒。

 

冷清,却也清净。“不能说我们重点治理的人群就是犯罪群体,但他们是距离犯罪群体最近的一拨人。”综合治理攻坚组一位负责人说,“要让这类人很难再形成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效应。”

 

今年9月末一个上午,方冬闻讯:一名“大神”被警察押着重返此地指认犯罪现场。方冬想去瞅瞅是否认识,到了现场却发现围观者早早就散去。

 

方冬忽然意识到,“三和大神”的“传奇时代”过去了。

 


空间

 

方冬也曾眯着眼睛,趴在台阶上昏睡了3个月。那是名噪网络的“海信大酒店”,因常有无钱住宿者露天过夜而得名。

 

当时方冬耗尽了所有积蓄,不管白天黑夜,都觉得“强光刺眼”。如今,他终于站在这级台阶上,拿着打印好的简历走进职介机构。  

 

他坚持认为自己并非“大神”:“‘大神’是指一条绝路:变卖身份证,有违法犯罪史,和世界切断联系。”他坦言,在长达半年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时,曾有一阵子琢磨过“灰色地带”,但最后还是“缩了回来”。“父母都很信任我。”他说。 

 

2012年夏天,大专毕业的方冬离开了国营大厂流水线工作,因为车间里“都是油和水”,不堪忍受。他带着1万多元来到深圳。

 

第一次出远门,对深圳的向往源于他认为“深圳是一个不问出身的城市”。

 

在深圳打工的朋友告诉他,三和是在这座城市找工作必去的。

 

“这么破!”下了火车直奔三和的方冬不由惊呼。工厂拉人的大客车驶过时卷起的粉尘裹挟着臭水沟的味道,四处是穿着拖鞋叼烟晃荡的身影。他当时在求职人群里闻到阵阵馊味。于是,他最初选择住在距离此地有段路的宾馆,也看不上“一股头油味”的便宜网吧,常光顾4.5元/小时的网咖,在通宵游戏中昏睡过数次,还丢过两次钱包。那时,三和网吧的均价是0.9元/小时。

杨完成和他经营了十多年的面馆。

 

在三和呆了14年的湖南老板杨完成,上个月从老家养骨伤回来,重开了歇业数月的双丰面店。这家面馆在当地极其有名,一是因为营业时间,每天营业18个小时;二是因为价格,一碗肉丝面多年雷打不动卖4元。

 

前段时间,一个拍摄三和题材的剧组来面馆取景。老杨勒令剧组吃干净了他们买下的所有面——面虽便宜,却也不是用来当道具糟蹋的。

 

老杨自知固执。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拒绝给网吧里的玩家送面。在他眼中,“三和变坏”,网吧是“害人精”。 

治理改造后的一家网吧,坐满了通宵上网的人,但整洁有序。

 

刘金根在和无业的鏖战之中,也常龟缩在小网吧。他不怎么会玩游戏,目不转睛地刷各种古装电视剧。他向记者推荐了一家紧挨着大路的网吧,因为那里“干净,没臭虫”。

 

为体验网吧在治理后的现状,记者凌晨来到这家9元/小时的网吧,按店员要求出示身份证后,在所剩无几的座位里选了一席。

 

一夜太平。网管介绍,网吧老板在听说治理消息后,主动优化了网吧的通风、监控设备,50多台电脑也自觉裁撤到40多台。

 

网吧不再乱象丛生,但依旧是“漂”在三和的人消磨夜晚的去处。次日中午11时,记者重返网吧,一左一右的两个座位都没有换人;而夜里值班的网管也已下班,投身到玩家队伍。这是此地网吧的特殊经营之道:选常年流连网吧通宵打游戏的玩家为网管,因此不用担心他们哪天会消失。   

 

“这里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一刀切清除是不妥当的。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些空间慢慢形成良性循环。”龙华街道办一位参与治理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正试图引导务工人员通过合法途径找到合适工作,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进阶

一家职介机构内,富士康正在招聘流水线工人。

 

“很多人对三和有误会。实际上,就算在三和,如果你不是一直往上走,也会摔得屁股开花。”方冬对记者说起三和的“进阶法则”。

 

以三和大楼为例:一楼,属于无特殊劳动技能的务工者,汇聚了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岗位;三楼、四楼则是属于白领和技术工人的,求职者进入招聘会需缴纳费用、办理入场卡。

 

刘金根从未“到楼上看过”。记者问起原因,他答:学历只有小学毕业。

 

“其实我们主打的职位还是专业性较高的蓝领岗位、白领职位以及管理类岗位。”三和人力资源集团总经理许琴告诉记者,外界将此地俗称为“三和”,让公司有种“躺着中枪”的不快。

 

学历、技能、工作经验、性别、年龄……控制着求职者在三和大楼能抵达的楼层。

 

“分层”,在此地的生活之中,以各种面目存在——杨完成4元一碗的肉丝面,虽未涨过价,但他原本卖6元的配菜猪脚已涨到8元。他解释:既然有钱吃猪蹄,就不是三和最潦倒的人,说不准还是坐办公室的。

 

老杨提起常来店里吃面的一位小伙子,“好几年不找正经工作,懒洋洋的……”后来,小伙子“失踪”。半年前的一天,老杨见他穿戴整齐来吃面,身边还多了一位年轻姑娘,两人有说有笑。小伙子告诉老杨,他已在附近一家工厂找到工作,虽然物质条件略有改善,但为了攒钱成家,他带女友光顾廉价面馆的频率反倒更高了。

 

大专毕业生何家安,算是三和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他5年多前在三和获得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待遇不错。作为竞争意识强烈的求职者,这5年多,他像逛超市一样每周都来三和,询问与自己相关岗位的薪资与岗位需求。

 

今年9月末,他结束了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重新走入三和大楼三楼的招聘会。他只买了一张招聘会的周卡,有效期7天。第4天,他在一家新型物流公司找到心仪工作。

 

王丽穿一身职业套裙,稳稳踩着棕色高跟鞋,站在三楼招聘大厅。曾在一楼应聘过家政工的她,这次的角色是招聘者——她在三和一次次求职,每份工作都比上一份的收入“高一点”,现在成了一家保险公司销售小团队负责人。最近,团队扩容招人,她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地点就是三和。

 

何家安测算过,来三和应聘,能比网上投简历快半个月——在求职网站上看到招聘信息,他很难轻信,因此不会在网上投递简历;但只要是三和设招聘点的公司,他都来实地考察,直接与人力资源部门沟通。

 

不过,自称是大学毕业生的王诺,却从来没到“楼上”看过。

 

一个周日晚22时许,记者与昏睡了26个小时“出来转转”的王诺撞了满怀。他后来站在彩票店里,双手叉腰像在讲课,“我这个学历,最合适的还是做大厂里的小管理层!”人群里忽然发出冷笑:“你吹牛吧!”王诺冲到那人面前扬着胳膊喊:“我本来就做过白领,你呢?”

 

走出彩票店,王诺指着脚上的阿迪达斯运动鞋问记者:“你觉得我和他们一样吗?”他拿出贴身带的学生证,说只是暂时来三和“歇歇”,还坚持请记者加上自己的微信号,虽然他暂时无法添加记者为好友——他刚以150元的价格卖掉了手机。

 

方冬在一旁嚼着槟榔,冷冷看着王诺扬长而去,过来人似地说了句:“看不起三和的人,结果是三和也看不起他。”

 


人情

 

方冬说,他母亲至今也没搞清“三和”是什么,隐约觉得那是方冬常去的一家在深圳的工厂。

 

方冬老家在湖北一个繁华小镇,镇很大,有专门以这个镇命名的火车站。“我家有100多平方米大,前几年新装修的。我爸是货车司机,妈妈是工厂里的厨师。”他说,在家的日子和在三和不同,属“中上等”。

 

2013年临近过年时,方冬的手机被偷。他用公用电话打回家:“我在三和工资很高,工作很好。”刚挂电话,他鼻子就酸了——当时他无业、睡马路,深陷恶性循环。

 

那年春节,他买了硬座票,带着仅存的300元回家。上火车前,他特地找了一间澡堂换洗干净,但还是被家人看出端倪。在家的日子里,母亲连方冬要抽的烟都替他买好,只提了一个要求:不再回“三和厂”。

 

后来,方冬跟着老家的施工队去成都修了一年多地铁。直到一天,方冬向父母提出还是要回三和——这次,他发誓要学点老家没有的技术,回来开个门面。父母松口了,他却至今未能兑现承诺……

 

“三和本就没有‘大神’,都是想让自己过得好点的打工者,走着走着却走偏了。”方冬说。

 

刘金根皱巴巴的钱包里,有两张身份证:一张自己的,一张他父亲的。

 

父亲的身份证被刘金根精心包裹在一张印着小广告的卡套里——父亲在5年前因心脏病离世,从此他总是责怪自己没本事,没钱把父亲送到好医院,才耽误了救治。

 

刘金根对未来犹疑不决,到底是坚守三和,还是再去横店,他还没想明白。总之,他希望“出人头地,有个女朋友,对得起老爹”。

 

记者支付了2元会费进入一个多达1421人的三和求职者自发组建的qq群,希望进一步了解其生态。群内看似聒噪粗俗,但细看,却发现不少聊天内容是在互助解决彼此困境。    
   

对三和的求职者,或许没有谁能像杨完成那样始终乐观了。“他们都能变好的。”杨完成说。就像他对于顾客“加1元面”的要求那样,总是带着善意——食客话音一落,老杨就异常抖擞,把面堆得冒出碗口。
   

“必须那么满,他们饿了很久。你想想,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该是多心疼?”50多岁的老杨说。
   

杨完成觉得,三和从来不缺少人情味:失业的人穷困潦倒太饿了,在群里找其他人“捐”个饭,半小时内必有回应;有的三和人,在绿皮火车硬座上遇到了穷困的孤儿寡母,就掏出仅有钱捐助,因为没有谁比他们更知晓“吃苦”的滋味;外界来采访三和的记者,如果坦诚相告来意,三和人往往不避讳、不为难……

 

记者告别三和的前一晚,方冬坚持要骑着小黄车把记者护送到住宿酒店楼下。分手时记者问起他未来打算,他仰着头自在地说:“早点找到工作,赚到钱后回老家镇上开一家足浴房,过脚踩地的生活。”

 

(注:应受访者要求,方冬、王丽、王诺为化名)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文字编辑:林环 题图来源:本文图片摄影:杨书源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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