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7月18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7月21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7月25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7月27日以中共中央（1975）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1975年2月10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46岁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1975年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