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文化 > 海上记忆 > 文章详情
国权路:特级教师于漪的备课路
分享至:
 (5)
 (0)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轶伦 2015-09-14 09:17
摘要:到位于四平路的杨浦高级中学上课,于漪每天早上从复旦第四宿舍出门,花20分钟走到55路公共汽车站。这20分钟里她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放一遍: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高潮,怎么结尾,这个问题下去学生会怎么回答,回答不出如何引导……一条国权路就成了于漪的备课桌的延伸,有时乘上车子于漪还在想,好几次还坐过了站。

国权路上走来一个青年女子,一路走着一路出神想着什么。

 

这是1950年代初的国权路,一条僻静而略显荒凉的道路。路上鲜有行人,亦无店家,更遑论汽车。道路两边有些低矮平房,远处风吹稻田,枝叶起伏,一切还都是田园风光。

 

独自走路出神的,是青年教师于漪。从1953年开始,每天早晨出门去学校,她总是一路走着,一路默默心中备课,于是,一条国权路见证着她在教师道路上的成长,而她也见证了国权路的日益繁华。

 

搁浅的“大上海计划”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曾有意在上海的江湾五角场区域规划“大上海计划”,希望建成既有别于租界,又能发展港口的“新上海中心区域”。

 

在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这片区域包括了1929年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的江湾区淞沪铁路以东、浦江以西之间,北至闸殷路、南至翔殷路的土地约七百余亩。按照计划,当时总共将构筑11条“中”字打头的马路,10条“华”字马路,5条“民”字马路,10条“国”字马路,9条“上”字马路,13条“海”字马路,15条“市”字马路,12条“政”字马路和8条“府”字马路,组合起来正是“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

 

然而,随着日军入侵,“大上海计划”搁浅,五角场沦落,日军统治8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租界收回,上海的行政与文化中心又转移到原租界。一度繁华的五角场成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郊区,曾经规划下的五角场地区的放射与网状相结合的道路虽还保有基本雏形,却被逐渐荒置。

 

资料显示,至1949年建国前夕,五角场已经杂草丛生、野兔出没,一片荒芜。根据《1949年上海市综合统计》记载,截止到1950年1月,五角场地区住户仅有10612户,工厂户、手工业作坊户、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业户、机关学校医院人民团体及其他户均远远低于蓬莱、邑庙、闸北等原华界地区,更不必和卢湾、静安等原租界地区相比,甚至也不如高桥、杨思等边郊地区。

 

解放后,五角场地区的新市区和江湾区人民政府成立。1952年,两区又合并为江湾区人民政府,到1956年又与吴淞、大场合并成立“北郊区”,随着开鲁、市光、市京、工农、殷行等一批新村落成,逐渐可居住20万人。

 

对于当时初到上海、刚登讲坛的于漪来说,她的许多学生就来自于这一区域的家庭,大多数的家长是普通工人、甚至是赤贫,无心也无力在学业上给予孩子们更多支持。

 

任课期间,她曾一户一户地走访每一位学生的家庭。有时,是在逼仄的工人新村里,撞见本身还是少年的学生正带着4、5个弟弟妹妹。有时,是找到了铁路边的“滚地龙”(贫民用毛竹木片搭建的居所),有的孩子甚至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还有一些学生家长,还在田里务农,看到老师来了,坦承自己是乡下人,并不识字。大多数家庭的居所狭小,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且无一例外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贫瘠的连一张写有字的纸都难觅。

 

目睹学生家庭的难处,于漪决定拿出自己的津贴为学生订书订报,并自此至今一直资助着贫困的学生上学。

 

备课桌在路上延伸

 

 

1958年,于漪被调到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即今天的杨浦高级中学)任历史老师,不久被要求转行教语文,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教师用书,青年教师也基本没有机会去听资深老教师上课。因此,于漪只好自己独立钻研,有时为了备好一堂课,常常花10多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做准备。

 

一次,学校请来一位演讲者在礼堂作报告,结束后于漪和同学走出礼堂,一边说“今天的报告内容不错,谈到了学生如何求知如何成长……”一个调皮的男学生冲着于漪说:“好什么呀,他讲了一百五十多个‘这个’,其他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说着打开练习簿,上面画满了计数用的“正”字。这件事给了于漪很大的震动:原来,不好的语言习惯有这么大的危害,能掩盖掉讲述的内容。

 

她联想到自己的教学语言,是不是也存在啰唆、贫乏、有语病的问题呢?年轻的于漪下了一个决心,决定把上课要用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然后自己修改,删除不必要的字词句,改掉不合逻辑的地方,再全部背下来,然后,再口语化。

 

到位于四平路的杨浦高级中学上课,于漪每天早上从复旦第四宿舍出门,花20分钟走到55路公共汽车站。这20分钟里她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放一遍: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高潮,怎么结尾,这个问题下去学生会怎么回答,回答不出如何引导……一条国权路就成了于漪的备课桌的延伸,有时乘上车子于漪还在想,好几次还坐过了站。

 

晚上,她就去学生家逐一家访,此时,国权路已经十分昏暗,路灯间隔很长才有一盏。回到家里,婆婆心疼又抱怨:“为你把这点小菜热了好几遍。”

 

但这样的持之以恒,果真有了效果,于漪的口头表达能力明显提高,教学用语文化含量增加,每次课后她还记录下学生的闪光点和自己的不足,每学期两大本教案,坚持了两年。可惜“文革”到来,一本本教案都被撕得粉碎还被点火烧了。于漪只能偷偷对天“表白”:为了吸引学生学习,“粘”住学生注意力,我确实尽心尽力了。

 

被重新唤醒的五角场

 

时至今日,在于漪家里,没有任何名贵的家具装饰,全家人所珍视的,就是一墙壁的藏书。多年来,于漪也从不戴首饰,亦很少添置衣物,五角场渐渐开了许多商店,她都不知道。

 

她对上海的认识,全是基于学生的需求。上个世纪70年代,每周要上5天半的课。到了周六下午,她会带着学生去虹口公园游玩,有时去上海博物馆参观,或者步行去龙华烈士陵园和宝山烈士陵园。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她与77届的学生一起走到五角场电影院看纪念周总理的纪录片。全体师生坐在电影院内还是长板凳的座位上,看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那是寒冷冬季即将结束的时刻,这一天坐在于漪身边的学生,后来都有机会考进大学,再也不用上山下乡了。而于漪,也在1978年被首批评为特级教师,“冲出暴风雨,课堂里春风拂面,教育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

 

如今,于漪住在黄兴路,依旧在五角场区域内。进入新世纪后,五角场也被重新唤醒,定位为以科教智慧为特色的上海的城市副中心,曾经的荒僻农田早就成为车水马龙的热闹场所,曾经的学生也已经成为社会各岗位的栋梁,而于漪在这里走着,从青年教师到耄耋老人,走过了一个甲子。不变的,是她依然对教育的热爱。

 

(本文刊登于今日《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上一篇: 没有了
下一篇: 没有了
  相关文章
评论(0)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