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九月，诞生了这样一本杂志，它和现在的中国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科学、民主、人权、白话文……这些现已极为熟悉的概念，在当时还都是全新的思想，而正是这本杂志用白纸黑字，自信地把这些思想缓缓灌入当时年轻人心灵的土壤，间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它就是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杂志。

创刊：嵩山路太仓路口

说起《新青年》，它的创办人是必须要被提起的——陈独秀。当年，看似和陈独秀毫无交集的诗人徐志摩，写下了他与陈独秀匆匆一面的印象：“发甚高（发际线很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条分明，若近代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陈独秀外貌上很有个性，性格上也相当有感染力，据曾和陈独秀共事过的张国焘晚年回忆：“他非常健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有了这样的创办人，《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是一本轰轰烈烈的杂志。

（《青年杂志》创刊号 来源：网络）

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37岁，已有丰富的办报经验——25岁办过《国民日报》，26岁办过《安徽俗话报》，33岁办过《安徽船报》，36岁时还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回国后，陈独秀来到上海，和群益书店合作办起一本月刊，由书店承担印刷发行，陈独秀负责编辑，书店每月给他编辑费和稿费200元。

于是，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了。在后来不断被引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里，陈独秀提出了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呼吁，要脱离蒙昧年代，就需要“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这表明《青年》一开始就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揭开了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次年，因为被投诉杂志名字雷同，9月1日，《青年》杂志顺势改名《新青年》。

（《新青年》内页 来源：网络）

这时，陈独秀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谊）里21号，妻子高君曼以及三儿一女和他住在一起，他住到哪里，哪里就是实际的编辑部。吉益里就是太仓路119弄，正位于嵩山路太仓路口的南端。不过可惜的是，这里已经随着时尚据点“新天地”的入驻而拆迁，路口高耸的，是办公楼企业天地一期玻璃外墙的大楼，不时有崭新的车辆驶入旁边的车库。再往西一点，是一排修旧如旧的石库门楼房，幽深的门洞敞开着，多是售卖酒类、仿古物件的商店，典型的新天地风格。其中只有一间房屋大门紧闭，走近一看，墙上铭牌标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存在的和消失的历史建筑之间，依然遥相呼应。

（新天地石库门后，是办公楼“企业天地”一期。）

北京：全盛时期

不过，《新青年》一开始销量并不好，每期仅印一千份，还差点因为发行量太少而被群益书社停刊，它真正开始轰动一时的转折点是在1917年。这年1月，陈独秀被北大聘任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着他搬家也迁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第一人，文学革命逐渐升级到了思想革命。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新青年》逐渐吸收了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和学者（以北大为多）进入编辑部，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后来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也纷纷加入，《新青年》俨然成了引领全国思想潮流的北京大学教授们代言的刊物。

这年春天，北大预科实行白话文教学，响应了《新青年》的号召。这年，《新青年》上发表了毛泽东署名“二十八划生”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在这年，鲁迅揭露旧社会吃人本质的小说《狂人日记》首次在《新青年》刊发。

此后，《新青年》发行量开始上升，影响越来越大，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相购阅，发行量最高时可达一万五千份，真正轰动一时，也赢得了全国年轻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因此有学者评价，“1918年是《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也是知识青年最激动的时期。”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青年》也在这一年出版了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其中已经包括详细的马克思主义资料，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马克思传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巴枯宁传略》等。至此，新文化运动上升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新阶段。

南昌路：中共公开机关刊物

1920年年初，为逃避搜捕，陈独秀回到上海，住进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楼上厢房是他们夫妇卧室，楼下客厅就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会客开会的地方。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新青年》开始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出版，成为了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开始更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建设的经验。

（南昌路100弄2号南门）

今天的南昌路100弄是一个幽静而普通的弄堂，当我驻足拍照的时候，三个外国男女在梧桐树荫覆盖的弄堂口悠闲地聊天。走进不算宽阔的弄堂，左边都是花园里弄住宅，修缮得比较整饬，挂着“南昌路102弄某号”的门牌，而我要寻访的100弄2号则是位于右边明显杂乱一些的老式石库门房屋群中，远远看去，不少人家门窗的漆已经斑驳脱落，水斗、拖把、自行车、助动车，挤占着窄小的过道，是一幅上海老城区普通的日常图景。走近才发现，我要找的2号明显是其中相对整洁的一家民居，南面油漆乌黑发亮的大门紧闭，贴着崭新的“福”字，旁边则镶嵌着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金属铭牌，这里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新青年》那些激动人心的稿件，就是在这里面的房间里酝酿的。

（南昌路100弄2号北门）

当年《新青年》独立出版之后，还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设有门市部。不过今天的金陵东路，已经找不到279号这个门牌，比较接近的，只有紧邻的275号和285号，位于柱廊下的275号现在已经搬空，作为房屋征收办公地点，而隔壁285号朝马路凸出，屋檐下留有以前挂店招的印记，更像门市部的模样，也和当年图片颇为相似。很可能，是门牌号码已经有所变化。

（金陵东路285号）

1921年2月初，《新青年》被租界当局禁止在上海印刷，不得已迁到广州出版，但在10月由于政治高压还是停刊了。后来，《新青年》在广州又断断续续出版了季刊和不定期刊物，1926年7月，出版发行了近11年《新青年》终于画上了句号。从新青年、新文学、新思想，最终到新社会，火种会熄灭，但它点燃的世界终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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