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一进门的厅里有烧锅做饭的灶，一般在冬天烧木头，不只做饭，还兼屋里取暖。从结构来说，日本人可能不太了解。在灶膛里烧柴火的烟带着余热，通过烟道从烟筒排出去。这个烟道就叫炕，是四角形的箱子状，尺寸一般是占屋子的一半，炕上比较热乎，当床用，可在上边睡觉；还放台桌，全家围桌吃饭。炕的形状大同小异，根据人数，随房间可大可小。房间的一边，或两边都可以砌炕。我们家人口少，只是南侧有炕。用土坯砌成，有大人的腿高，上边平铺火山熔岩的石板。烧过火之后，灶口关起来，余热封在烟道里边，热炕头经久不凉。

准备入冬的烧柴，这是男人的活儿。我们家没有牲口和车，只得下雪后，养父拉爬犁进山，一个冬天，养父要进山几次往家拉烧柴。出去拉柴火的时候，养父每次都是跟西院儿老许家搭伙，他们家有马，马拉爬犁，这是北方冬天最快、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山中树木被西伯利亚来的暴风刮倒，被人们拉回家来当柴烧，尤其桦木烧起来引火快。养父他们进山不砍活树，捡回来的尽是那些刮倒的木头或树枝。活树即使砍了拉回来烧，也因水分大，不易着。

进山时还伴随着许多风险。这里的雪和热带沙漠的沙相似，虽然是两种气温的极端，但雪被风刮起来，像沙一样到处飞扬。

山里的积雪填平了沟堑，稍有不慎就将陷入雪海，只身入山，没法搭救。不了解地形的人也容易遇险，因此养父和他的伙伴，每年都去同样的地方。养父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不辞辛苦和危险，远涉几十里路，用自己的肩膀拉雪橇，给家里带来温暖。他们往往都是半夜起程，一般是选择月亮当空的晚上，以免迷路。

清晨到达目的地，装满爬犁往回赶。

养母深知养父的辛苦，每次出发前都给养父做滚热的片儿汤吃。过年过节都舍不得吃的面和肉，留到今天，给养父做片儿汤用。这道夜餐，连我都能沾光儿，父母把我叫醒，跟养父一起吃这顿美餐。那扑鼻的香味儿，袅袅的热气，两位老人那敏捷的动作，体现了喜气洋洋的家庭气氛。养父把爬犁的缰绳套在自己的肩膀，弯腰拉着跟在老许家的马车后边，渐渐而去。养母站在外边，一直送到看不见人影为止。

第二天，养母一到了傍晚时分就坐立不安，时常出去瞭望西来的大道，盼着养父平安归来。一旦看到了，就喊我：“爸爸回来了！”我也跑出去接，一遇到养父的爬犁，喊一声“爸爸”，他就停了下来。皮毛的帽子裹着头，露出的脸上、眉毛、胡碴上都是白霜，脸冻得红紫，张嘴笑的时候，牙齿显得特白。他双手把我抱到爬犁上让我坐，从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缰绳勒进他的肩膀，艰难地往前拉。养母也赶到，对着我说：“福儿，下来，一块儿推。”我就下来，跟她一起在爬犁后边推。

在严峻的自然环境里，养父母那勤劳的形象，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养父在辛勤的劳动之余，有一个消遣的乐趣，晚饭时的烧酒给他白净的脸上带来红晕。那个时代，贫困不能使他天天有这个口福。有时养母给人家接生有点临时收入，就给他那酒瓶装点高粱酒。晚饭时，养父把小酒盅往嘴里抿，那抿嘴的动作显得特别香。我的这位养父虽然是庄稼汉，但是在我眼里，按现在的话来讲，长得非常帅气，长方脸，白净的皮肤，眉毛稍重，高个子，不胖不瘦。酒晕之后，眼白翻上，眼睛一斜，显得十分舒服。我看在眼里感觉很奇怪，爸爸喝的这个烧酒，究竟是什么味道，使他那么陶然自得？有一天，家里没人，我偷偷地把酒瓶对准了自己的嘴，稍微抿了一点，还学着爸爸抿嘴的样子，可不得了，辣得嘴唇都要麻木了。

美酒能使养父忘记一切疲劳，但遗憾的是在节骨眼上，未能从危机中挽救他老人家的性命。

1950 年，我上学后不久，养父又要上山拉柴火。

跟往常一样，养母在锅台给养父做片儿汤，养父在穿乌拉草鞋。这乌拉草鞋是用牛皮做的，里边装满捶软了的乌拉草，裹在脚上御寒，腿肚子也裹上乌拉草，用布包起来，把两根鞋绳儿，从鞋帮子交叉缠绕，系到腿肚子处。既轻又暖和，非常适合冬天在外头干活。

说起这乌拉草来，我也忘不了。乌拉草细长，很像日本制作榻榻米席子用的“蔺草”，穿用时用木槌捶成绒毛状。这项工作极简单，小孩也做得来。后来，在我家就变成了我的活儿，又单调又会使胳臂酸痛，对我来说比其他什么活儿都吃力。

养父穿好了乌拉草鞋，养母做的片儿汤也冒着热气端上桌来，屋里充满了香味儿。

我也被叫起来，坐在养父对面一块儿吃。汤也好，面筋也好，我微笑着，吧唧着嘴吃出声来。养父往我的碗里挑了一块肉，我也撒娇地一笑。我还根本不懂得大人的辛苦，只盼着养父出门打柴这一天能吃到片儿汤。

正在这个时候，听到房后头远处有什么东西嗷嗷叫，不知是狼还是狗。养父说：“罗家菜园的狗疯了吧？”他边说边站起来出去看：“我去把老许家叫起来。”在锅台收拾东西的养母也没拦住他。不一会儿，从外边传来“啊”地一声叫，养母一听是养父的叫声，就赶紧往外跑。出门在狭窄的通道上与返回来的养父撞在一起，两个人都倒在雪地上。养母扶起他，养父捂着下巴，血顺着手指往下淌，白雪被染得通红。扶到屋里坐下一看，嘴边的肉没了。养母猜出来这肯定是让疯狗咬的，马上找出接生时用的白布包扎，可怎么也止不住血。

我在旁边已经吓呆了。只见养母眼疾手快地忙碌，不愧为久经考验的接生婆，见血也丝毫不怯场，冷静地对我说：

“来福，快把锅台烧起火来，妈要烧水。”听她老人家说得那么急，我也似乎从梦里醒来，赶紧生起火来，往灶膛里填柴火。

听说出事儿了，老许家和其他邻居也都赶过来帮忙，说是用狗毛烧的灰止血管用，就从西厢房的狗身上剪下不少毛，烧成灰，给养父的伤口抹上。

好容易出血止住了，安定了一些。养父的伤口还是疼得厉害，忍耐着跟大家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出去想叫醒老许家，刚走出去，就看到在白雪地上，闪出来一个黑影儿，像一条狗，尾巴夹在屁股底下。他想这狗奔着他来，弯身做个捡石头的姿势，狗就会吓跑。正弯下腰，没想到狗就蹿上来，咬了一口。刚才听见远处的狗叫，可能那狗闻到香味儿，就跑到这儿来了。

被疯狗咬了之后，养父就在家里养病，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由养母操办。

当时沙兰没有像样儿的医院，只能委托养父的表兄陈玉风这个所谓汉医大夫给治，他虽是亲戚，跟他亲兄弟地主陈玉喜一样，没有良心。养母也不得不去敲门求诊，花大钱，央求陈玉风给拿药治病。

过了些日子，养父的伤口愈合了，但是被疯狗咬掉的地方缺了一块肉，正好是左边嘴角的上边，上牙床露出来，吃东西时往外漏，需要用手捂着吃。虽然不方便，但不疼了，对养父来说比什么都好。我们家里总算缓了一口气，养母仍十分担心，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只能听别人说些禁忌：不能横过马路，不能进麻地等，而没有采取医治疫病的根本措施。

养母忙于春耕的准备，顾不了家里的事。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老许家的马死了。自打伤了以后，养父一直不能喝酒，忍耐了这么多日子，真有些口馋了。从老许家要了马肉，趁养母白天不在家，养父就着马肉，喝点烧酒，自在自在。喝得有点脸红了，傍晚养母回来一看，就发火了，养父像个小孩子似的，老老实实地不敢回嘴。

过了几天之后，三口人围着桌子在炕上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养父把饭桌推翻了，忽地在炕上站了起来。养母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怔住了。只见养父眼神僵直，伸开双手，似乎在摸索什么东西，那姿势特别吓人。而且，在炕上不知高低就往前走，要不是养母阻拦，差点儿摔下炕来。养母把他按倒在炕上，他却一个猛劲儿把养母推翻在地上。养母大声叫我：“来福，赶紧去叫许大叔过来。”不一会儿，老许家和老胡家都赶来了。养父一见了他们就变得更强暴起来，见人就打。大伙赶紧找绳子把养父绑在柱子上，身体动弹不得，急得口冒沫子，连声喊：“狗东西！”邻居看出来他们在旁边养父就更闹得邪乎，就只把养母留在他身边，别人都走开。过一会儿，养父平静下来，养母就给他把绳子松开，养父也不动手。我躲到东厢房老胡家去了，桂芳姐姐闻讯赶来，帮养母照顾养父。养母又过河去陈玉风那里拿药，回来给养父用。我记得那药像狗屎似的，黑黑的，让养父握在手里。养父已经疯到这个程度，哪里还能握得住？没办法，养母把药放在他的手心，用布把手裹起来。养父一听说这是陈玉风的药，就更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地喊:“陈玉风那个兔崽子，他正过东大桥，往这边来呢！看我不宰了他！”养父疯的第二天，我从东厢房的老胡家窗户盯着我们家的门，想知道屋里的动静。忽然，我家的门“咣”地一声开了，养父从屋里闯了出来，两脚叉开，停住，双手伸出来，似乎感到阳光刺眼，不知所措的样子，脸色煞白，没有血色。原本那么帅气的脸，现在根本不像样子了。我恨不得跑过去抱住养父。只看到养母紧跟着跑出来，把养父拉回屋里去了。

这一瞬间的养父形象，过了几十年，现在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

以后听养母跟我讲，被拉回屋里的养父，疯得更严重了。养父有些累，养母给他解开绳子，让他躺下睡了一会儿。养母也疲惫不堪，闭眼眯了一阵。到了傍晚，养父咳嗽起来，似乎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他还把自己的手伸到嘴里，要掏出什么东西来似的。养父双眼通红，向养母央求：“快给我掏出来，给我掏出来呀！”养母让他张开嘴，看了一下，当然什么也没有。

“嘴里什么也没有，给你掏什么？”养母感到奇怪。

“肚子里有狗崽儿，给我掏出来！”养父还是不停地喊，并且自己又把手伸到嘴里掏。就这么折腾了好长一阵子。

到了晚上，养父的发狂稍微平息一些，变成平常人了。躺在炕上，平静下来，把养母拉到自己身边，头脑清醒地说:“让你受了不少罪啊！看样子我不行了，剩下你们娘儿仨好好过吧。来福这孩子，要是他妈来要他，也没办法。拉扯大就行了。”虚弱的声音，说一句停一下。想了一会儿，似乎想起什么，稍微咳嗽一下，又说下去：

“为了给我买药，花得一个子儿也没了吧？有适当的人，你就别想我了，啊！”说到这儿，吁了一口气，慢慢地闭上眼睛。

养母怔了一下，在养父的手腕子上试了一下脉，虚弱地在跳动。

当天晚上，养父平静地睡了，养母也睡了一阵。早晨，养母要去拿药，就委托桂芳姐姐照料。出了门，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身后牵着她，匆匆忙忙地过了河，拿了药赶紧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看到桂芳姐姐往这边跑着喊：

“妈，快！爸又要折腾了。”娘儿俩小跑着赶回来，进屋一看，养父的身子横在炕边上，头朝下，不动弹。养母赶紧把他的上身抬起来放在炕上，还有点热乎，人已经死了。

后来，养母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常常难过得话也讲不出。

“卡在炕沿上，老头子到最后还遭着罪走的呀。”并责备自己说，“那天晚上，要是我盯着他不让他出去的话，也不会让疯狗咬了……老许家的马死的那天，我真不应该出去。他要是没吃那死马肉不也就没事儿了。”养父去世，这对我来说是头一次失掉亲人。

养母和桂芳姐姐哭得死去活来。我也很悲痛，但是没掉那么多眼泪。

为养父送葬的时候，我算是长子，给他老人家戴孝。头上缠着白布，身穿粗糙的没有领子和袖子的白色孝服。

把遗体装在不那么厚的棺材里，棺盖比别的地方厚一些。当时还是很穷的，没有钱置备那么好的寿材，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惭愧的。在中国，寿材越厚越好，尤其是容易腐烂的棺盖，有的甚至做到五寸厚。

出棺的时候，我在棺盖上用石头打一根钉子表示孝顺，一边打一边念叨：“爸，右边打钉子，你老人家往左边躲。”剩下的大人代替我给打了。我还摔了丧盆，把陶质的大盆往棺材头部摔破。这样出棺仪式就结束了。

我在前头打着白布做的幡，后边跟着养父的棺材及送葬的行列。在我家的地边上有陈家的祖坟，养父也埋在那里。在地上挖了坑，头朝南，还对准了老黑山的顶峰。数九天还没完，北风刺骨，地下还是冻土，又刨又挖，费了很大劲挖了坟坑，把棺材放进坑里。棺材的盖儿与地面平行，填了土，垒成很大的坟骨朵儿。坟头上放了纸钱，用土块镇好，在坟前摆了供品，开始烧纸钱。火刚灭，养母就大哭起来，桂芳姐和我都跪在坟前，祭奠父亲。养母哭了好长时间，姐姐把养母扶起来，拉着我的手，跟着大伙儿离开了。

养父的坟墓坐落在东岭上边，居高临下，可俯瞰沙兰盆地和南石岗，论高度则与远处群山不相上下。

回到家以后，感觉屋里空空的。

家里的钱花光了，连日子都没法儿过。我请假，没上学，去桂芳姐姐家待了几天。

未完待续……

（注：《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