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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成长 上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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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中岛幼八 2015-09-03 11:55
摘要:我要上学了,养母感到格外高兴。本来是捡来的一条小命,从濒死的状态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到现在,不只使他起死回生,还眼看着长得胖乎乎的,如今又要上学,小脑瓜越来越伶俐起来了。

过了年就要上学了。

 

那个时候,上学就要起个学名,我们叫大名。前边说过,我已经有了“来福”这个小名,再起一个学名就可以了。我随养父的姓,给我起的名字叫庆和。我觉得这个名字十分出色,遗憾的是没有名副其实。而且,陈庆和这个名字,在我的人生中时隐时现,回到日本以后还曾经用过。这是以后的事。

 

我要上学了,养母感到格外高兴。本来是捡来的一条小命,从濒死的状态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到现在,不只使他起死回生,还眼看着长得胖乎乎的,如今又要上学,小脑瓜越来越伶俐起来了。

 

那个时候,入学是从过了年以后开始,一年里最冷的时候。

 

上学穿什么,带什么,都得准备准备。棉袄是对襟、布扣儿的;书棉裤叫马裤,也可能是骑马穿的,裤口紧收,大腿部鼓成半圆形,风雪不透,御寒效果特好;鞋是高腰儿的棉布鞋,还佩戴了棉手套,这手套的大拇指和别的指头分开,可以拿东西,用小绳连起来,挎在脖子上,不用时系在身后;书包是帆布做的,挎在肩膀上。这些东西都是养母自己给我预备的,因为还不那么富裕,鞋是新做的,别的就用现成的。

 

上学了就不能穿虎头鞋,养母自打入冬以来就准备做棉鞋,利用冬闲的时间,养父的和我的都得做。手头攒的旧布一块一块地用糨糊均匀地贴在木板上,有四五层左右,晒干。这样打好的袼褙,用来做鞋,鞋底、鞋帮都用它。按鞋样把袼褙裁成鞋底,三四枚叠起来,然后用麻线密密麻麻地纳得结结实实。养母纳鞋底儿的样子,给我留下鲜明的记忆。她老人家坐在热炕上,把鞋底放在膝盖上,右手使劲地用锥子在鞋底上穿孔儿,通了麻线拉紧,如此反复,时而把锥子往头发里划一下,锥子尖儿似乎就锋利了。没有耐性是纳不好的,养母纳出来的鞋底儿梆梆硬,做出来的鞋既结实又好看。我们全家穿的都是养母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艺术品。要出嫁的姑娘一般做布鞋,当礼物给男方,用以表达自己的爱情。正像过去日本妇女织毛衣那样。

 

日本人古来穿木屐或草鞋,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做布鞋的文化!

 

过去,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我们沙兰小学从入学可上到六年级才毕业。所以正门的牌子上写有第六区沙兰完全小学。

 

另外,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前不能上学的穷人子弟,解放后都可以上学了,没有年龄限制,人数剧增,分了甲乙两个班。我们班里,我八岁算最小的,最大的叫王庆林,上了学没几年就抱孩子当爸爸了。

 

刚上学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上学的男生全部都剃成光头。不知学校的守则里有没有这个规定,也可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习惯,对此养母是非常讨厌的。当我入学的时候,养母坚决不让我剃光头。

 

她老人家说:“我们孩子虽然是日本人,大了也不当和尚。

 

天这么冷,干吗要剃成光头呢?俺们不剃。”就这样,我把头梳成三七分的分头进了学堂。

 

学校里男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头,只有我没剃。班里男同学不少过来取笑我:“真羡慕你呀,头上还长着头发呢。”我的性格比较老实,跟女生一样,头上又有头发,可能是那个淘气包子段元昌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我小姑娘。他坐在我后头,时而伸过手来抚摸我的头发:“小姑娘,让我摸摸,你的分头多带劲呀!”我逐渐地躲开这些淘气包子,跟同桌曹秀兰等女生玩儿的机会多了。这样一来,小姑娘这个外号就更落实了。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养母喜形于色地迎过来,问:

 

“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学国语了。”我回答,顺便给养母背诵了一段。

 

“第一课,人,一个人,两只手……”养母听了,乐滋滋地问:

 

“是吗,那么‘人’字怎么写呀?”养母不识字。

 

我就把胳膊绕到背后,两腿叉开,对养母说:

 

“妈,你看着,这么写,一撇一捺,就是‘人’。”我给妈比画。

 

“你那马裤像长了翅膀,可别飞走了。你是妈的宝贝儿啊!”从争子纠纷的那个时候起,虽然过了四年多,可在养母的意识深处,还留有我被夺走的恐惧。

 

学校的生活,我逐渐习惯了。

 

我们的校舍南面紧靠沙兰河的河边,教室是一栋较长的砖房,正中间的校门,有点欧式古典风格。进了校门向两端伸过去有走廊,排着高年级的教室和教员办公室。西头往北拐过去是西栋校舍,有教室和礼堂,是后盖的。再往东拐,连着的是北栋教室。南、西、北三栋房子连在一起,学校的房子是“区”字形。

 

围在中间的操场和砖房前边的河边地,是我们学生玩耍的乐园。

 

沙兰河上有三座桥。西大桥和中间的桥之间的河以北是我们校舍,我家住在东大桥附近。所谓中间的桥地处沙兰站的中心,河以南有供销社、旅店等商业设施,本来应该有个象征性的大桥,可是因为河太宽,都是临时搭的板桥。

 

我在上学期间,几乎都是从西大桥过河。下文提到家里发生的不幸遭遇,使我改变了上学的路线。过了西大桥,在砖房的西端角上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是学校的象征,就好像日本的学校都有樱花树那样,枝条荡漾,柳絮飞舞,给孩子们报春,沙兰河在它面前破冰,阳光在河面上闪闪地流动。

 

这所学校是我们德育、智育、体育的摇篮。我在沙兰的近一半时间,都是在她的孕育下成长的。(可是今天,在这地球上,她已经不复存在,2005年的天灾一天之间把她抹掉了。)

 

学校当时的设施是很简陋的。学生数突然增加,没法容纳。

 

刚刚解放,资金缺乏。连温饱都顾不上的时代,哪还谈得上教育预算。为了让孩子都能上学,赶紧盖了房子当教室使用,总算遮风避雨能够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板凳坐,土坯摞起来架上木板,当书桌用,在上边可以写字。我们班有五十个人左右,设备虽然简陋,有课本念,有老师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快乐的集体生活了。以后逐步地给我们做了桌椅,两个人一桌,这才有了“同桌”这个概念。

 

我们的班主任叫马春兰,她就像一朵娇艳的兰花。我的同桌叫曹秀兰,她像是一朵洁白的兰花。她住在河以北的长安村,和班里的张淑芝是邻居,上学放学两个人都形影不离。张淑芝嗓门儿好,唱歌说话如鸟语婉转动听。我和她以后又有机会不期而遇,在我回国的时候,她曾助我一臂之力。

 

学校这个地方集中了全镇的孩子,当然开拓团遣返后的日本遗孤也都在学校里亮相了。每个遗孤怎么与亲人离别又抱给中国家庭的,在学校里故事般地传开。

 

一个叫刘淑琴的女孩子遗孤比我高两年级,学习成绩很出色。老刘家把她卖了当童养媳,当地政府拒不批准,收留了她,并供她上学。在同一个年级有一个叫赵全有的男孩子,是她亲弟弟。脑瓜格外聪明,在高年级的乐队里敲大鼓,每逢学校有活动时,都是他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敲着大鼓前进。

 

在他们下一年级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名叫孙淑琴。

 

她的养母特别疼爱她,原来没有孩子,抱了她以后,生了个男孩,但对她仍然爱之如命。养母为了供她上学,宁肯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她的同班生里有个叫邱继友的男孩,个子较高,好像也是日本人。以后听他自己说,他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三岁,他父亲被征去当兵,母亲生病去世,他和哥哥分别被抱给中国家庭。

 

哥哥来看他,他扔石头子儿,喊“日本鬼子”。以后他的那个哥哥被带到南方,失去了联络。听说死在井里,不知是真是假。

 

当地有名的张兽医有一个抱养的日本孩子,村里相传那个孩子一哭肚脐儿就凸出来。这位张兽医会做生意,在沙兰大街开了个杂货店。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养父去买烧酒,手拉着我一块去,我走在养父身旁,觉得养父特别高,阳光照在养父脸上,显得他特别白。除了给自己买烧酒以外养父还买灶糖,过小年时供在灶王爷那里。张兽医拿来烧酒和灶糖,养父又说:“给这孩子拿包糖豆儿。”张兽医包了糖给我,还说:“这孩子挺仁义。”养父付了钱,就聊起我来。张兽医突然往里边连喊了几声“国华”,从里边跑出来个跟我一般大的男孩,大声说:“爹,叫我吗?”他似乎就叫张国华,眼神儿很机灵,而且是做买卖人家的孩子,不认生。而我却像闰土那样,藏在养父的身后,看了一下那国华,又躲起来了。

 

叫张国华的那个孩子,在我们这堆儿遗孤里可算是最富裕的。他的养父在全镇里人缘儿好,德高望重,是直隶人,在保府街开兽医馆。这个小店儿卖烟酒和糖果,是为老伴儿没事干,临时开的,日日有现金进来,不愁钱花。他家把这个日本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唯恐这个孩子被要回去。一狠心,全家搬得远远儿的。所以,以后张国华就不在我们学校上学了。

 

日本遗孤里有几个没上学的。我们新富村的一个叫裴凤启的孩子,稍微比我们大一些,据说当初被南卡门附近的刘家菜园子收留了。因为他尿炕,养母刘老太太把他退了,换成邱继友的哥哥,他被赶出来后由村里的哥儿仨跑腿子老头收留了。三个老头子究竟哪个算他的养父,外人是分不出来的,管谁叫爸爸都无所谓。家里比较穷,没钱供他上学,他自学文化,能写会算,还在村里当了青年干部,和我养母配合得很和洽,成为村里的青妇骨干。

 

刚过春节,养母带我上她娘家去串门。舅舅孙振荣是懂得汉方药的半拉大夫,家住王家屯。

 

我们娘儿俩走了七里地,老远就看到村南的大槐树,枝叶茂盛地挺立在那里。这是王家屯的象征,奔着它往前走,右手是裸露着青色玄武岩的青龙山。进了南卡门,再上一个陡坡,左手过去,我们中岛家就曾住在坎儿下的房子里,当然这些我完全不记得,也跟此行无关。

 

舅舅家在北卡门边上。全家人出来把我们娘儿俩接进屋里,让我们坐。养母让我依序向舅舅、舅妈、表姐、表弟都寒暄了一下。最后还有个表哥,他的名字叫孙守东,却和别的表姐弟等感觉不太一样。果然事后养母告诉我,他也是日本人。

 

在王家屯住了一宿,最小的表弟带我去邻居家串门。有几个人似乎知道我是日本人,还有的人问我:“你日本妈有信儿吗?”“以前在什么地方住?”等等。我根本答不上来。

 

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但他们好像还记忆犹新。日本人遣返后,已经过了五年左右了。

 

原来第六区的各个村子,剩下的几个日本妇女或孤儿,后来逐渐也开始认识,但在这个时候,虽然跟我都算同胞,对我来说没有那种感情,也就不太关心。

 

回到家,我开始上学读书,我们家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遭遇了一次最惨痛的转折。

 

未完待续……

 

(注:《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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