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管养母叫“妈妈”，平常简称叫“妈”的时候也有，在日语听来有点洋气味儿，但在中国，这是传统的叫法。那个时代中国的妇女差不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般是丈夫的姓加自己娘家的姓，再加一个氏字。譬如我妈是陈孙氏，后来才改为孙振琴。

对养父我叫爸爸，简称叫爸，这也是传统的叫法，我爸全名叫陈玉贵。独生女儿叫陈桂芳，年龄比我大一轮，我叫她桂芳姐姐。

把我抱过来的时候，养父也不太同意。在那一贫如洗的年代拉扯一个孩子比养活一个大人还不容易，这对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对操持里里外外家务的女方来说，也深知持家的不易。但慈母的爱心胜过一切，所以她毅然地抱养了我这个濒死的日本孩子。她本人自打懂事时起就丧了父，随母改嫁到老孙家。

她从小尝尽人间的苦，也养成了对他人的爱心。

养母是老式的接生婆。过去中国农村没有产院，也没有什么接生员，养母本着她生有的爱心，不知接了多少孩子诞生于世，这使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也是在她的爱心下获得成活的机会。

养父母给我起了个中国式的小名叫“来福”。这个名字寄托了养父母的希望，直到我上学前大伙儿都这么叫我，也有的时候只叫福儿。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国后，第一次访华时，我从天津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留在我的耳边。

上了学以后，我有了个学名，叫陈庆和。尽管这样，像刚才说的，过了好多年，养母仍然不叫我学名，一直叫来福。如果养母现在还健在的话，她老人家仍然不会改变，会照样叫我来福。

这两个字寄托了她对我的希望。

关于年龄的问题，一般日本遗孤回来寻亲时因为没有准确的生日记录，大都采用所谓推定年龄。而我虽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年月日，挑担小贩老王把我接过来时生母告诉他的三岁就成了年龄的依据。但是我的日本名叫什么，却没有传过来。

我被抱到养父母家以后，语言也由当初的日语，很快就改为汉语。

沙兰镇这个小镇，四周由土墙围起。好像是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的傀儡政权，为了便于统治，把散居的当地居民，全部集中到土围子里边居住。所谓土墙，只不过是挖土垒成的墙，墙外边是挖土堆墙剩下的壕沟，兼备防御性。已过多年，土墙越来越矮，不过，壕沟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深的。土围子四周各有一座门，称为东、西、南、北卡门。过去也许有过门，现在只留下一点痕迹，成为道路的缺口。出了东卡门，就是一个陡坡，称之为东岭。从这里可直达东京城，是通往火车站的要道。

镇的东、西、北三面都是岭，形成一个簸箕形盆地。大体上是四方形的土围子围起来的这个小镇，便坐落在盆底。沙兰河从小镇的西北角流进来，向东南角流出，与牡丹江汇流。小河，规整地把小镇分成了两个正三角形。

走出南卡门，则是一片开阔的火山熔岩覆盖的平川，一望无际，一直延续到南面的山根，当地称它为南石岗。虽是平川，坑坑洼洼的熔岩形成的地表没有土，不适合耕作，只能长一些灌木，还有狼窝等野兽的藏身之地。在远离几十里地的西边远处，尚留有远古时期的几个火山口，形成地下森林。当地对这个奇观，已经熟视无睹。谁也没去认真琢磨过火山爆发流出的熔岩垫平了这个石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质现象？南面的山脉顶峰叫老黑山，这可能是山北这一带人起的名字，因为从北边看上去山背面一直是黑的。当地的习惯，看风水的时候，中心点都要对准老黑山的山尖。闻名的景区镜泊湖如项链一般，绕在老黑山的山脚下。

沙兰又叫沙兰站，站是驿站的意思，清代时，西自吉林、东至宁古塔（宁安的古称）是一条交通要道，沙兰是其间几个驿站之一。据说过去在这里设有管理驿站的衙门机构。日本人进来后，驿站的衙门被撤销了。但是，它作为交通的要冲，继往开来，支撑着沙兰的繁荣。

从东卡门进来往街里走，过河之前，道北有一片庙宇，当地叫东大庙，是镇守沙兰的土地神。前后排着三栋朝南的庙堂，里边立着一些色彩鲜艳的雕塑像。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烧香跪拜。以后逐渐没人信，香火也就断了。到了夏天，荒草齐腰深，破砖烂瓦满地皆是。有时大蛇挂在屋檐下，晦气阴森，无人敢进。合作化的时候，这里改成了仓库。我回日本的时候，庙宇已经不复存在。

东大庙的东邻是一片大菜园子，姓罗的老两口儿种菜，人们叫它罗家菜园。为了防偷菜，罗家养了几只狗。这几只狗，以后竟成了我家的祸根。

道南对过儿是地主陈家的宅院；东院靠墙根有长工们住的长条房子。我家住在正房的西头，门前隔着一条很窄的通道，面前就是西厢房的山墙。东厢房住的老胡家，我后头会说及。窄小的过道通向西大院，那里曾经住着地主陈玉喜一家。养父陈玉贵和他们是叔伯弟兄，但人家是地主，养父给他们当长工。养父母成婚后，也跟别的亲戚一起，住在西院长工房子的南北阁大炕。

土地改革前，一夜之间，大地主全家都跑了，无影无踪，丢下了大宅院和东院的三栋长工住的房子。陈玉喜还有个弟弟，叫陈玉风，是村里的中医大夫，他没跑，留在村里，也是个很歹毒的大夫。养父对他恨之入骨。

土改以后，打长工的佃农分到了土地。我家分的地在东岭顶上，田垄很长，是比较大的一块地。养父很高兴，还立了一块牌子，标上自己名字。这块地在东岭的上边，往下可以俯瞰整个沙兰盆地。远望出去，南石岗及其南边像展开的屏风似的老黑山俱收眼底。

我家虽然有了土地，但没有其他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播种前需要耙地，使土地松软，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牛，用来拉钉齿耙。这耙地像在大地上扫描似的，来来回回地耙。为了使钉齿耙能够较深地耙地，上边需要有些重量。养母带着我站在钉齿耙上，手扶立杆，对我来说，既好玩儿，又能帮上忙。

在谷雨种大田的时候，气候已经比较暖和了，我也高高兴兴地跟养父母一块下地。在种谷子的时候，先在田垄上蹚成一条小沟。往小沟里播种子，这是养父的任务。他老人家肩上挎一条细长的口袋，里边装满谷种子，口袋的一端系在空心的木制管子上，管头的出口用枝丫堵着。对准小沟，用细棍边走边敲打管子，里边的谷粒儿均匀地被震出来，撒到田垄的小沟里，养母随后用脚盖上土。我们叫“点葫芦”的这个播种工具可能今天已经进入农具博物馆了，但敲打时的声音在田野上回响，在我的记忆里不次于八音盒的旋律。播大豆的时候，养母在田垄上按一定间隔挖小坑，养父随后点上大豆种子，用脚盖上土即可。这是单调的动作，没有任何旋律。

无论播什么种子，我都帮不上忙。我的记忆之中，最好玩的是听鸟叫。地上到处都是播种的声音，天上能听到百灵鸟的叫声。在广阔、瓦蓝的天空中，多么好听啊，可就是看不到那百灵鸟在什么地方，长的什么美样儿。我问养母哪里有鸟呀？养母说：“福儿，你在地上给它做个窝，它就会下来了。”我就用土块堆砌起来给鸟做窝，盼着百灵鸟，却始终没有鸟飞过来，我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夏季的一天，大人在拔草，我在地边上午睡。养母为了不让我被蚊子叮，便把蚊香放在我身边。这蚊香是用艾蒿编成绳，晒干后点火烧的，不会灭。我睡得很熟，翻身时碰到了蚊香，火烧到我的衣服上，把我烫醒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养母听到哭声，看到冒烟，赶紧往我这边跑，还喊我往她那儿跑。遇到一起后，养母赶紧把烧煳的衣服扑灭了。养母麻利地把活儿收拾一下，提前带我回家，到家后又马上在烫红了的地方抹了药。养母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真像刮风似的，呼一下就行动起来。

在这个时期，我们家还没有牛或马等牲口，都得靠养父母自己的身体拼死拼活地干庄稼活儿。养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庄稼活儿就得靠自己，一颗汗珠儿掉下来摔八瓣儿。”我也深有体会，庄稼是靠汗水长的。

我稍微大了一些，有一年夏天干旱，不下雨，村里动员大伙儿去东大庙拜神求雨。我也跟别的孩子一起，头上戴着用柳树枝子编的圆套儿，混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上大街，呼喊求老天爷下雨，感觉很好玩儿。

回家时，本以为养母会夸奖我求雨，做了件好事。没承想她老人家完全相反，不但没夸，还数落了我一顿。

“什么求雨求神的，老天爷能给你下吗？”她每天和养父一起，从附近的河里挑水往地里浇。他们除了自己的汗水以外，什么都不信！神啦，鬼啦，对他们来说都不值得信。这一点，至今对我影响很大。

未完待续……

（注：《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