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房次郎团长的开拓团《报告》记载：

23日县政府发来遣返回国的正式命令。25日由保安队护送至牡丹江。

8月份还是较热的季节。团部马上向各村分住的团员通知，于14 日早晨赶到沙兰镇东大庙集合。

生母和姐姐也一早就从王家屯动身，来到东大庙集合。把我留在中国，生母拿不定主意，姐姐也说：“把幼子一个人留在中国，多可怜啊！”生母想和团长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所以就带着姐姐，按时来到集合地点。到了东大庙，没等和团长商量，一看大家完全是回国的准备，生母的心动摇了。要是回到日本，那么留在中国的儿子怎么办？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便走到团长的面前，说不能把儿子扔在这里，今天就不跟大家一块回去了。

团长点了一下最终的回国人数。畑山家几个孩子说二哥达男去找妹妹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达男从昨天就到处跑，先到两个大妹妹抱去的家庭，说服养父母把妹妹放了，一起回日本，两家都好心好意地答应，一家还做了馒头交给妹妹在路上吃。给人家放牲口的弟弟不慎把腿戳在树杈上受了伤，似乎感染了什么病，没法治疗也跟着一块来了。只是抱给邻居的小妹妹昭子又被送给沙兰的某一家，一直找不到。所以今天一早先把三个弟妹送到集合地点，达男自己又去寻找小妹妹。父母双亡，最大的达男才十五岁，但他一心要完成父母的遗嘱，把弟妹全都带回去。没有昭子哪行？从昨天到今天，他拼命地东找西找也音信杳然。到了东大庙以后仍然不死心，又出去好长时间了。

达男不回来，团长也不能发命令出发。都已经7点过了，他还是压令不发，对他来说再也不能丢掉一个人了。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达男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到地上，闷闷不语，还是没有找到妹妹昭子。他悔恨自己没有更早寻找，到了这个地步，只好忍气吞声地扶起拄着棍子的弟弟升艰难地走上了回国的路。兄妹四个为了不掉队，紧跟着大队伍拼死拼活地走完了三十公里。

我第一次见到达男的时候，他少言寡语。慢慢地我从他妹妹们口中听到有关他的事情，我深受感动。他回到日本，有了家庭以后也念念不忘留在中国的妹妹昭子。一有从中国回来的人，他就去了解情况。妻子认为他想妹妹比想自己还多，而有些嫉妒。

渐渐夫妻间的关系就有了隔膜，不得不离婚，女儿也跟她妈走了。在日本，从这种历史走过来的人，像达男那样，很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他们都有一种不能违背历史遗产的倔脾气，与当代人的风气格格不入。

终于过了几十年之后，在东京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举行了迎接昭子妹妹的欢迎会。亲兄妹也由于在两个国家相隔多年，语言不得沟通，我出面做了他们的翻译。虽说是兄妹几个，但腿受伤的弟弟升没能回国。在回程的路上，因伤部感染得了破伤风，到达沈阳后被隔离，送进收容所。当达男接到升的死亡通知赶过去时，尸体已经被处置，最后一眼也没看到。在欢迎会上没去中国的大哥也来了。他对弟弟达男，一生抬不起头来。他临去世时，在病床上委托妻子向他的弟妹们各送一笔款项，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抱歉。可是，没等这笔款送给达男时，他也紧跟着大哥离开了人世。

我的生母和姐姐，决意留下来，而没有同行。7点过大部队才动身，母女俩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向东走去，为了我，她们娘儿俩留了下来。这时只觉得失去了靠山，没有着落。跟着大部队遣返的人们都是差点死掉的人，病的、伤的、老的、女的、小的，尽是弱者。所以拄着棍子的、背着人的、搀扶着人的，渐渐地落在后头，队伍拉得越来越长。

途中要过牡丹江，水流湍急，本来有座大桥，但被日本关东军炸毁，阻挡了开拓团的去路。在河边发现有一条船，但没有舵手。团长为难地叹了口气，想不出办法。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男人，大声说：“团长，交给我吧。”他是茨城县人，叫大越与吉，原来干过舵手这一行。由他来操舵，又来了几个八丈岛出身的人帮忙，总算使几百个人安全地渡过了牡丹江。

到达东京城火车站已经是晚上8 点时分，走了十二个多钟头。

团长在《报告》里写道：

于9月3日，一行终于乘坐遣返的列车，到达了哈尔滨。但是，在哈尔滨却发生了意外的事。到达哈尔滨正在办理遣返手续时，突然列车乘警过来把我叫去。跟他过去一看，那里是公安警察的执勤点。马上被几个端着刺刀的兵围住，问了一下理由，也不得要领。结果被关在那里了……关了五天，没做任何调查，就被放出来了（开拓团的人们已经南下）。单独一个人南下也感觉没意思。想到在沙兰还有几十个妇女和孩子留在那里，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下了这个决心，就前往中共的军司令部提出了这个要求。司令部马上给我办了通行证，还给了我所需资金。就这样得到支持，再次返回牡丹江及沙兰镇，成功地救出了二十二名妇女和孩子。

但在当地还剩有二十几名妇女和孩子望洋兴叹，不能回乡。

《报告》里写的“下了决心”，这是多么崇高的一片心啊！只身重返，这在当时来说等于再次闯入险境。他这种不顾自身的危险，毅然决然的行动，令人肃然起敬。

团长于9月8日获释出监，从记录来看，他带领二十二名妇女和儿童，于9月18日离开牡丹江，前往哈尔滨。也就是在十天之间回到沙兰集合了二十二个人，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哈尔滨。我的生母和姐姐就在其中。

与其说是生母不愿意把我留在养父母家自己回日本，不如说是姐姐哭着喊着，怎么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弟弟留在中国。这一次，生母在团长的劝说下，也决定和大家一起走了。

生母首先到养母家来了一次，希望养母把孩子还给她。那一天，住在西阁的一个个子很高的妇女，看到生母和姐姐从远处走过来，她就马上双手把我举到棚顶上藏了起来。藏在棚顶上的我留下了一生中最早的一个记忆：从房后头传来了脚步声，不好，来了！来了！我心里怕得不得了。

这次谈判，养母说什么也不给孩子，生母没办法，只好暂时回驻地了。

第二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养父下地干活去了，不在家。早晨，我和桂芳姐姐正在玩耍。突然生母出现了。“这个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生母跟养母用中国话讲。养母当然不让，双方用日语和汉语反复交涉，却没有结果。

养母把我拽到自己的身后，两手掐着腰，摆出了掩护我的架势。桂芳姐姐还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生母忽然行动起来，转到养母身后要拉我，三子姐姐也抱住养母的腿不放，养母一趔趄，绊倒在地，把波棱盖磕了，一瞬间站不起来。桂芳姐姐要扶养母，没顾了我，生母趁势抓住我，抱着就往外跑。病愈不久，气色还不怎么好的生母，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趔趄了几次，拼命地跑回驻地。三子姐姐在后边做掩护，对追赶来的养母和桂芳姐姐又推又挡。离着有几百米的大庙就是住处，生母抱我跑进庙里，后头跟过来的三子姐姐随后关门上了门闩。养母从外边敲打大门，根本打不开，只听见我在里边哭叫。

“老陈家的孩子被人抢走了”的消息，一窝蜂似的传出去了。

不一会儿，门前来了不少人，口口声声地喊：“把孩子还回来！”正好团长也在屋里，和生母商量了一下对策。团长虽然不能说把孩子还给人家，但也觉得事态这样僵下去，村民越来越多，而且气势汹汹，将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日本人的名声已经一败涂地，再这样惹是生非，留在这里的日本人更难保人身安全。团长开始劝说生母，应该优先考虑团员们顺利回国的问题。生母也明白其中道理，自己不管怎么着都好，若给别人带来麻烦，那是千万要避免的。

团长提出了一个建议：“把事情交给当地的政府解决怎么样？”正好村长也赶来了，团长就拜托村长把双方带到区政府，由政府出面解决。对此，两个母亲都同意了。

在区政府，官员听取了村长和团长以及两个母亲的陈述。经过协商，宣布了判决方法。

官员先把孩子接管过来，然后让双方的母亲站在两边，把孩子放在中间，他喜欢去哪边，这孩子就归哪边。生母也思考再三，这孩子抱给陈家以后，本来是要死的孩子，经过养父母的精心抚养，不但摆脱了险境，而且还茁壮地成长起来，作为生母确是感谢不尽的。政府判决的出发点是尊重孩子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生母不得不同意了。

政府门前来了不少人。为了让大家也同意判决的结果，官员安排在院子里的群众面前裁决。

周围群众喊：“好！”官员就做了布置。

中国古代有过判牛的故事，官员可能从这个判例得到了启示。官员让两个母亲相隔二十米左右，在两边站好。他把孩子带到中间来，柔婉地对孩子说：

“孩子啊，你想上哪个母亲的怀抱里去呢？好，你自己去吧。”官员把手松开，孩子便用短小的腿脚，细碎的小步，直奔养母的怀抱跑过去了。

生母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带着姐姐回驻地了。团长决定在两天后动身，将离开沙兰。次日，生母带着姐姐，到陈家来了。经政府判决了以后，双方也和解了。养母热情地接待了生母娘儿俩。生母解开了带来的包袱，从中拿出一条毯子和一个黄铜的水壶，放在炕上，并向养母说：“这个孩子，拜托收养吧。”随即深深地低下头来，请养母关照。养母把毯子退还给生母，说：“天冷了，在路上需要，你们留下吧。”姐姐把养母的话翻成日语讲给生母。确实，在路上能够御寒的东西也就只有这条毛毯，生母就说了声：“那就不客气了。”便收下了。那时，我在炕上午睡，生母只看了一下我安详睡觉的样子，便手捂双眼，走出了门口。

次日清晨，回国的团员们总共二十一个人，在团长的率领下，离开东大庙，徒步赶往东京城火车站。临行时，养母背着我站在东卡门的道边上送行。生母低了一下头致意，没有讲出话来。她咬着牙，一言不发，默默地跟大家往前走了。跟在后边的姐姐，回头喊了几次“幼子”，哭得眼泪汪汪。走一段回头看看，依依不舍地离去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三子姐姐的永别。

回国的一行，默默地走上了陡峻的沙兰东岭。忽听见后边有人喊：“慢点儿走，等等我！”团长回头一看，怔怔地站住了说：“那不是小政吗？”这个小政正在给人家放牛，有人告诉他开拓团的人都出发回日本了。他一听，赶紧把牛赶回去，撒腿就跑，飞也似的登上了东岭。

好不容易追上了大家，他一下子趴在地上，跪在团长面前。

“团长，俺也要回去。把俺带回去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只你一个吗？百合惠和袈裟春呢？”团长追问。

一听团长问到他的妹妹和弟弟，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中国人的长工都给他们安排到养父母家去了。”“那个驼背的老头儿吗？”团长似乎知道一些情况。接着问他，“你的东西呢？”小政这才想起来身边只带了平常用来护身的一根棍子，其他一无所有。

“中岛夫人啊！”团长向后边的生母喊了一句，“你给照应一下吧。”生母向我述说这一段情节时，有点怨气似的说：“团长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劈头盖脸地委托。”再回到团长的《报告》看一下，上面的记录是：

9月20日哈尔滨，22日长春，按部就班地在日侨管理事务所和日本人会等的周到的关照下，途经锦州、葫芦岛港等地，终于回到了阔别的祖国，眼望着绿色的岛屿，于11月3日，在佐世保港登陆。

回国后，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东京都政府在成田市召集原开拓团的有关人做了调查。据此，作为孤儿（还有与当地人结婚的妇女）留在当地的，开拓团成员有如下一些人:  

饭冢正子 1936 年生饭冢一 1938 年生内田百合惠 1937 年生内田袈裟春 1942 年生冲山幸人 1939 年生近野省三 1942 年生铃木征英 1942 年生中岛幼八 1942 年生畑山昭子 1939 年生长谷川弥生 1945 年生间野晏男 1938 年生间野彻 1941 年生村松赞之助 1936 年生望月久男 1941 年生

未完待续……

（注：《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