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地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当时中国登记注册的工厂两千四百三十五家，沿海地区占两千两百四十一家，集中在上海的就有一千一百六十八家。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九百零五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损失尤为严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地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一百四十六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在上海的带动下，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也纷纷内迁：江苏迁出了庆丰纱厂、苏纶纱厂、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大成纱厂等；南京迁出了永利公司机器厂和京华印书馆；青岛迁出了冀鲁制针厂和华新纱厂；济南迁出了大陆铁厂；河南迁出了豫丰纱厂和农工器械厂；浙江迁出了中元造纸厂和嘉兴民丰纸厂；山西迁出了西北制造总厂；江西迁出了九江裕生纱厂和光大瓷业公司；芜湖迁出了中国植物油料厂等等。同时，中国仅有的几家与军工有关的企业，如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电信机修厂、交通机械厂、株洲炮兵工厂、广东兵工厂、武昌被服厂等也都迁往了内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在通往中国内地的大江小河上，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只是，就上海地区的战事而言，双方都到了重新抉择的时候。

战场形势推进缓慢，且已付出了死亡万名、负伤两万以上的巨大代价，日本方面在极度的焦虑中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是将华北的战争扩大，将战事引向山东，还是停止华北的战事，将兵力集中到上海？最后的结论是：继续向上海增兵。

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上奏天皇：山东省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价值。现在华北方面战况进展顺利，因此现在如果允许以追击的余势进行山东作战，另一精锐的兵团在海州附近登陆进行陇海线方面的作战，摆出挟击山东并攻击南京的态势，将是目前极为恰当的作战。但是，反观上海方面的战况，预料在最后完成任务之前，还不能不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付出损失，而且这已成为国内外瞩目之地。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控制之前北方有变，将发生令人极为忧虑之结果。十月三十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金山卫登陆，这使日军在上海地区投入的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以上。

大场失守后，日军抵达苏州河北岸，战场态势也令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处在焦灼之中。

早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对华东防御作出了相关部署：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而后直接沿海岸阻击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拱卫首都。目前，中国军队在上海的作战，基本上是照此预案实施的。

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不得已时”？

多数中国军队将领认为：“不得已时”已经到了。

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认为，现在上海战事已陷于死打硬拼的状态，中国军队只能用一轮接一轮的数量弥补，来抵消与对手在武器装备、战术运用乃至军事素质上的质量差距。如若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即使死顶着坚持下去，结果只能是部队越打越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认为，目前这种拼消耗的战法不符合战略原则。最高统帅部为确保上海，拱卫南京，把大量兵力集中于淞沪方向，京沪、京杭两条铁路上的运兵列车日夜穿梭，把一个又一个师补充上来填补火线，但日军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协同配合等各方面均占据优势，空军、海军以及火炮在战场上具有压倒性威力，我们只有临时构筑的简陋工事，所有的武器装备更是简陋。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这种纯粹的防御，试图依靠不断补充兵员遏制或歼灭日军，十分困难。因此，要与日军拼长久的消耗战而不是局部的消耗战，最好是把中国军队的主力撤至预先设置的苏嘉（苏州至嘉兴）—吴福（吴江至福山）国防阵地上。如果有序撤退，就能确保在预设阵地上与日军抗衡三个月以上。

所谓“吴福线”“苏嘉线”预设阵地，指的是国民政府自一九三三年始在上海与南京间修筑的一道道防御工事。这些国防阵地充分考虑了中国南方的地形地貌，利用长江、太湖等河流湖泊的天然屏障和散落在水网中的天然高地，修筑起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用碉堡和战壕相互连接的军事防线。为了防线的巩固，国民政府甚至还修建了专线铁路。

从战略上讲，与武器装备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死拼于沿海的一座城市，显然不是消耗敌人而是在消耗自己。最为理想的，也是中国统帅部开战之初的设想是：把日军越来越深地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用持续长久的消耗战去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上海战事已无法继续有效地守下去，那就应该有计划地撤往二线，以将日军引向国土的纵深。

李宗仁为此向蒋介石当面陈述。白崇禧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血战两余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作为最高统帅，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就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蒋介石为什么要死守上海？

重要原因之一，还是出于他对国际社会制裁、遏制乃至武装干涉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误判。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就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回答了《巴黎晚报》记者的提问：目前之中日战争，乃日人蓄意侵略中国之结果，中国为排除侵略与自卫生存，自不得已全力抵抗。日本军队大规模侵略之用意，无非欲图消灭中国整个民族生存，吾人应付方针，亦当以整个民族生存为目的。上海或华北皆为中国领土，必视为整个问题，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为止。为维护世界和平、人类文明、条约尊严与国际公法之效力计，本人热烈期望国联此次能切实执行其在国联会章下应有之义务，对日本做有效之制裁。一九三一年以来，六年中日本之暴行，证明日本征服中国，进为东亚盟主之野心。若列国仍又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之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减，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故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遵照会章制裁日本，以尽其义务矣。事实是，蒋介石一直寄予希望的这一国际组织，不但对国际事务反应迟缓，无力阻止任何侵略事件，且对于已在欧洲和亚洲不断膨胀的法西斯主义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这一年的十二月，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退出了简称“国联”的国际联盟。

日军抵达苏州河北岸后，为继续攻击南岸的中国军队，松井石根作出了新的作战部署：“第三、第九师团于十一月二日前渡河”；第一一师团集结在上海西北侧，跟进第三师团渡河；第十一师团攻击南翔，“掩护军主力的右侧”；第十三师团“担任扬子江上游方面的作战”。

十月三十一日晨，日军航空兵和炮兵开始向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至午后，第三师团的左翼部队开始强渡苏州河。当面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税警总团等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在孙立人指挥的税警总团第四团当面，日军用橡皮舟连接成浮桥，在大部队攻击发动前已经偷渡过来五十多人，藏在了南岸高高堤岸下的洞子里。孙立人亲到一线，带着两名班长，在岸边竖起四块厚钢板当作护墙，然后连续投掷了一百多颗手榴弹，将日军搭建的浮桥炸毁；又把十几捆浸透汽油的棉花包点燃后，推到堤岸下的洞子里，将藏在里面的日军全部烧死。第二天，日军第九师团的右翼部队一度强渡成功，并占领了姚家渡。当面中国军队第一七一、第八十七师和第六师等部队顽强阻击，在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增援后，强渡成功的日军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

日军大规模地强渡，显示出与中国守军拼死作战的态势，有计划地撤退到二线的建议，被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再次提出。

鉴于日军的凶猛攻势，蒋介石终于同意后撤。

但是，后撤的命令刚刚传至各部队，蒋介石的又一命令到达：停止后撤，原地坚持十天以上。——后撤的命令已经下达，有的部队已开始行动。——军事上的基本常识是，一旦撤退，突然中止，将导致整个战线的瓦解，引发士气的严重混乱。

命令下达于日军大规模攻击苏州河南岸的十一月一日。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翔附近召集了一次将领会议，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是与会者之一：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接着蒋介石讲话，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概况和国际间的一般反映，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斗争，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后一部分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蒋说这些话，语气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接着，蒋介石又作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解的决定：撤销第三战区的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调往西北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将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划分为左、右两个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和张发奎指挥。

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临阵换将意在何为？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接到命令后，“陷入了无限的焦虑”，并“生发了悲观的心情”：朱绍良将军这时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遣中央兵团的任务，最高统帅部即命令我去接任，并将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接替。这时刘集团军的部队方从杭州向前推进，我一面担忧沿海地带的侧面和刘集团军能否确实接防，一面又感于上海方面的紧张状况，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我此时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着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在我生命史中是最痛苦的记忆。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挥部由南桥移至龙华西侧的北干山，这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我到达那里时，情况已经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于紊乱状态；同时，渡河的敌人予我们侧面的威胁也正在日益扩大中。但第一线已经没有可以抽调的部队，后援的兵团又迟迟未能到达。我除了竭尽一切努力来调整这个紊乱的形势外，开始生发了悲观的心情。面对战局，指挥官都如此悲观，血战的官兵又将如何？

为了突破中国守军的苏州河防线，彻底切断北新泾镇地区的中国军队与南翔地区中国军队之间的联系，松井石根命令原本负责掩护侧翼安全的第十一师团投入到攻击江桥镇的作战中。在苏州河一线，日军孤注一掷的作战致使战局恶化得十分迅速。蒋介石“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位于前线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们“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突然，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日军已从杭州湾登陆。

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是以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等部队组建的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同时，日军大本营又将位于华北战场的第六师团调出，命其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加入到第十军的作战序列。日本海军也把原来的第三舰队，分编成第三、第四两个舰队，增加了“足栖号”巡洋舰为第四舰队旗舰，以全力协助第十军的登陆作战。

日军第十军的作战部署的第一期作战目的是：十一月二日“断然进行登陆”。之后，“以精锐的一部作为先遣队，神速地进入松江以南地区，掩护军主力渡过黄浦江”。第二期作战目的是：“尽速以一个兵团通过水路，向苏州挺进”，切断中国军队回撤南京的退路。“主力在松江西南面地区整顿后开始前进”，“进入苏州河北面地区”，策应上海派遣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作战计划。

如果日军成功登陆，并依上述作战计划占领沪浙交界处的松江地区，即可切断沪杭甬（上海至杭州至宁波）铁路，然后从南向北发动攻势，与从北向南打向苏州河的上海派遣军协同，对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之势。

日军选择的登陆地点，位于上海南侧杭州湾的北岸。这里近岸水深十米以上，且海岸平直，便于大型舰只靠近和重兵展开。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公路和铁路发达，不仅可以通往上海和杭州，也是通向南京的要道。早在两百多年前的明嘉靖年间，日本人进犯上海时就是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的——中国人或许忘记了，但日本人牢记心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聘任过的日本教官，曾公开对中国的军校学员说：金山卫“是登陆的好地方”。可见杭州湾登陆点早已在日本人的窥视下：“关于杭州湾沿岸，平时已在进行侦察，也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地质资料。”但中国军队的将领们认为，金山卫海水浅滩涂深，海岸纵深又多是水网地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日本军人与中国军人对同一军事问题的认知相距甚远。

淞沪会战初期，蒋介石接到过日军可能要在杭州湾登陆的情报，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作出部署，将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师加一个旅布防于杭州湾北岸。但是，随着淞沪会战的进行，杭州湾北岸部队不断地被抽调至上海战场，最后竟只剩下第六十二师的一部和少量的地方武装——中国军队统帅部似乎已完全陷于应对上海的惨烈苦战，遗忘了或是忽视了位于上海战场背后的杭州湾——空虚的后方如遭遇突袭，必会使腹背同时受敌的危境降临。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而置身于战场的第三战区指挥官们竟然毫无防范。

日军开始攻击苏州河南岸的时候，在海军的护卫下，集结于八口浦和五岛列岛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乘坐军舰在济州岛附近的海面上会合。然后，百余艘战舰经过距上海东南约一百公里的马鞍群岛，于十一月四日晚潜入杭州湾。五日拂晓，日本海军第四舰队的三十多艘战舰，突然向杭州湾沿岸的奉贤、金山卫、乍浦等城镇开炮轰击，并派出军舰向镇海方向实施佯攻。接着，在空军的掩护下，日军第六师团及配属该师团指挥的步兵第九旅团在金山卫西侧、第十八师团在金山卫东侧同时强行登陆。

第十军在日本本土还未启程的时候，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与第十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进行了一次“恳切的谈话”：军的任务和作战要领等一如先已给予的指示，没有什么必须补充的。而军在作战上的各种条件并非有利，可以想象作战将是极端困难的，其艰辛程度是可以充分体会到的。但是为了打开目前时局，在上海附近夺取一个大战果乃是迫切的和绝对必要的。因此望能克服一切困难以完成这一作战目的，在全世界注视的战场上发扬我军威武。日军担忧的“极端困难”没有出现。

在杭州湾北岸，中国守军仅有的防御部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突击，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击溃中国守军，开辟出登陆场。

正在徐家汇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和副总司令黄琪翔，急调尚未整休完毕就奉命重回战场的第七十八师前往阻击，同时命令位于青浦方向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急进。但是，中国军队各部尚未抵达，日军已从金山卫向东推进至亭林镇、松隐镇一线，其步兵第九旅团已经进入金山县城，第六师团主力正向沪杭铁路急进。

获悉消息的蒋介石在电话里征询陈诚的意见，陈诚建议“为尔后长期抗战计”，苏州河一带的中国军队应迅速后撤，转入武进（扼守着沪宁铁路的腰部以及南运河的南岸）一线的国防工事重新部署防御阵地。蒋介石“经半个小时之考虑”，同意了陈诚的建议。但之后不久，因为仍寄希望于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大会，为以正国际视听，蒋介石又命上海战场再坚持三天。

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撑这一命令的合理性。

而这一命令对于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是致命的。

六日，日军向松江方向急速推进，与中国军队第六十三师的一个团和第六十二师的一个营发生战斗，日军迅速将当面中国军队打散。七日，中国军队第六十二师和第七十九师曾向金山县城实施反击，但未能成功。松江是一个咽喉要点。松江中国守军第四十三军和松江保安队得到的命令是死守三天，以掩护上海战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撤退。第四十三军原本只有一个师和一个旅，之前在上海战场的苦战中损失惨重，全军现在只有五六百人，而保安队如何能对抗凶狠的日军正规作战师团？由金山卫西侧登陆的日军第六师团和步兵第九旅团如入无人之境。从华北战场移至淞沪战场的第六十七军奉命增援。第六十七军官兵服从命令，死打硬拼，但终究势单力薄，难以支撑，残部于八日夜晚实行突围。此战，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三二一旅旅长朱之荣、三二二旅旅长刘启文先后阵亡，三一九旅旅长吴骞身负重伤——第六十七军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仍是未能阻止日军向松江的推进。

与此同时，从金山卫东侧登陆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突破了迎面赶来的中国军队的阻击，开始向纵深推进。

七日，为了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日军，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作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由日本皇族陆军少将朝香鸠彦担任。

十日，日军后续登陆部队第一一四师团于乍浦登陆完毕，从华北战场调来的第十六师团也在白茆口成功登陆。

至此，数路日军从北、西北、西南、南四个方向朝上海战场蜂拥而来，呈现出最后决战的态势。

中国军队除了全线撤退，已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淞沪战场前敌总指挥陈诚回忆：十一月初，敌后续部队又复增加，我苏州河南岸阵地危如累卵。即于此时，敌第六、第十八师团登陆杭州湾。我为保障侧背安全，派队迎头堵击。但因敌空军侦炸甚烈，我军行动迟缓，敌遂长驱直入。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被陷，我淞沪阵地至此乃全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苏州河南岸之颓势亦未能挽回。为尔后长期抗战计，唯有迅速转移，重行部署，于是乃作全线之撤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蒋介石对忽视了日军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十分懊恼，并承担了责任：“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的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趁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撤退命令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签署下达。总的原则是：上海战场的部队分别向南京、杭州两个方向撤退，退至其间国民政府已经修筑完毕的国防工事一线。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在日军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冲击下，中国军队数十万人马已不可能做到有序撤退，这导致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混乱。

由于撤退的时机过晚，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只是看到友军撤了也就跟着撤了。撤退命令规定按照秩序撤退，并逐次掩护逐步布防阵地，但于匆忙混乱的撤退中已经没人遵守命令。更严重的是，撤退命令并没有规定各部队的撤退时间、顺序和路线，只是笼统地划定了撤退方向，而上海战场的许多部队都是紧急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兵根本无从知晓上海周边的地理方位，这种情况往往导致十几万的部队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成为日军飞机扫射轰炸的靶子。

贾亦斌，中国军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四团一营营长——十一月一日，日军从我友邻部队阵地附近强渡苏州河。五日，日军又在杭州湾北金山卫登陆。我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于十二日开始从上海全线撤退。刘楚人团长向我们传达了李铁军师长的命令，要我们营到黄渡附近的一个村庄集合，我们找了一夜也没找到这个村子。天快亮了，才赶到虹桥附近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难民挤在这条路上，潮水般向前涌流……天刚亮，一架日军飞机飞到我们头上狂轰滥炸。离我不远的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而且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还装着一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向前奔逃着。一架飞机向她及周围的一堆人俯冲下来，我连忙喊她赶紧趴下，话音未落，一颗炸弹已在她身边爆炸，她和她的四个孩子都被炸死，她的腹部被炸开，腹腔里的胎儿还在不停地蠕动，血流满地，真是惨不忍睹。在上海以西的方家窑附近，贾亦斌营长奉命停下掩护大部队撤退。这里有一条河，河上的桥是撤退的必经之路，中国军队的工兵通过后，为防日军追击埋设了大量的地雷。而贾营长知道，别说是大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团还有官兵尚未过河。正心急如焚中，夜晚，炮兵第十四团撤退至此，这是中国军队唯一拥有十五厘米口径重炮的部队，清一色的大炮都是从德国买来的。炮团团长彭孟缉听说桥上埋设了地雷，不禁“失声痛哭”，他对贾亦斌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一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大炮过不了河又不能留给敌人，只能“忍痛全推到河里去”。之后，当炮兵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桥上时，刚走不远就踏上了地雷，很多人都被炸死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

（注：《抗日战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