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秦汉大一统盛世。这个新时代来之不易。历经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战乱，秦国从秦孝公变法起，经过六代人的努力才完成了统一。秦始皇认为战乱是诸侯造成的，废分封，行郡县，要传之万世，结果二世亡国。西汉统一虽然只经过五年，可是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血流成河，人民付出的代价太沉重。西汉能长治久安吗？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统治者要解决、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全国老百姓要思考并期盼的问题，更是先进思想家要思考、要解决的问题。

司马迁的回答是“述往事，思来者”，又称之为“志古自镜”，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塑造明君贤臣的典型，并把构想的政治蓝图寓于叙事之中。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服务，他拥护皇帝集权制度，但主张皇帝权力要为人民办事，要有制度约束，统称为开明的政治思想。古代的开明，与今天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开明是自律透明，民主是制度透明。但两者有一个共通点，以国家服务于民生为最高原则，所以司马迁讲的古代历史，是可以“志古自镜”的。

司马迁的开明政治思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评说。

（一）司马迁开明政治思想的内容

主要有三个方面：

1. 主张大一统，颂扬秦始皇汉武帝之功。《秦始皇本纪赞》云：“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六国年表序》称赞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太史公自序》肯定汉武帝的功业，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西汉人不承认秦王朝，说它充其量只是一个闰统，司马迁批评这些人是“耳食之儒”。秦朝国运短祚是亡于暴政，而不是秦始皇所建立的制度。司马迁不遗余力宣扬大一统，构建了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

2. 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如高祖、吕太后、孝文帝诸本纪赞，律书序，萧、曹世家赞等篇。汉高祖刘邦，起自匹夫而得“天统”，是因为他顺民之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樯，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治国的最高原则是“顺民之俗”，要办老百姓希望办的事。怎样才能做到？西汉初的无为政治就是顺民之俗。当时民无盖藏，急需休养生息，国家施政以休养生息为要务，因此“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量力而行。具体说，有两条最基本的国策：第一，君臣无为，不举措暴众，不滥用民力。该办的事，能办则办，不能办等到条件成熟再办。第二，民众则是有为，士农工商全面发展。“无为”是道家的语言，老子主张“绝圣去智，灭去人欲”。恰恰相反，司马迁主张一个人要积极用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精神，人生的追求是“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不认为人欲是洪水猛兽，而是发展生产的动力，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国家施政，不是阻遏人欲，而是“善者因之”，即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让人民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国家怎样施政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呢？那就是君明、臣贤。明君的榜样是汉文帝，带头执法不干预臣职。贤臣的榜样是张释之和冯唐。张释之依法审案，冯唐直言切谏。《汉文帝本纪》与《张释之冯唐列传》描绘了一幅开明施政的蓝图。

3. 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两相对立，褒贬倾向极为鲜明。《太史公自序》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将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昏暴之君，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暴力不可恃。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没有到此为止。他不仅认识到了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肯定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美革命行动，颂扬汤武诛暴，为项羽立本纪。司马迁写《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颂扬反暴的精神。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的精华之一。

（二）创立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

司马迁熔铸于《史记》叙事中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内涵，是一种民族特征在文化上的表现，它表现了共同的社会心理追求。这里单说司马迁构建的大一统历史观，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起了无与伦比的凝聚作用，为中华民族所认同。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首次做了完整的构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象征历史从统一到统一的发展，就是突显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笔下，从黄帝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

司马迁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建构，至今是中华的民族魂，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

1. 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史记·天官书》把天上的星空分布，按人间的政治结构来附会。实际上，天上的秩序是把地上大一统的模式搬到天上。反过来说，地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是符合天道的。古代天文学家解读的天人关系为现存的政治制度服务。

2. 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五帝的传说是华夏文化多元民族融合的反映。黄帝子孙这一民族大一统观念，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

3. 民族统一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把华夏周边民族说成是同祖同源。都是黄帝子孙，中国之虞与勾吴是兄弟之邦，主张周边各民族有参与中原事务的权力，并提出了民族地区“毋赋税，故俗治”的主张，尊重民族的生活风俗。

（三）树立了认识事物先进的历史观

这里着重谈司马迁对《史记》自己评价的三句话，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今天看来，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古代，除了自然之天外，还有意志之天，即上帝；命运之天，即某种具有循环周期的天道。所以，究天人之际在古代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天能支配人事，这一观念是维护统治权的理论基础，所以它总是统治阶层的官方哲学。司马迁作为史官维护天的权威，这一点丝毫没有动摇。司马迁之伟大，他是用“天人之际”来代替董仲舒的“天人相与”。“天人相与”，只讲天人合一，强调天能支配人事。“天人之际”，既讲天人合一，又讲天人相分。“际”，指两墙相合之缝，既相与，又相分（见下图）。司马迁讲的“相与”是一种哲学观念，告诫人要敬天，畏天，要贯彻天道惩恶佑善，约束自己，尤其是帝王不能为所欲为。“相分”，讲天是天，人是人，天不能支配人事，人世间的事由人世间自己来做。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天是抽象肯定，只是一个维系人心的信仰，而做事是靠人为，所以《史记》在具体讲历史变迁和评价人物的时候，是看不到天命论的。

2. “通古今之变”，“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他说：“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从“变”的理论观点出发，决定了司马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通观整部《史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是围绕以下几个层次全方位展开的：一是时势之变，二是兴亡之变，三是成败之变，四是穷达之变。总之，“变”是历史进步的永恒法则，“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国家施政要不断地调整、变革，这是避免革命发生的途径。《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人采择。

3. “成一家之言”，“言”就是议论、理想和主张。这表明，司马迁述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有两大原则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建立新思想，要吸收以往的全部知识。司马迁称之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第二，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

综上所述，司马迁塑造明君贤臣的榜样，用以构建他理想的开明政治蓝图，核心思想是两个方面：第一，贤者在位；第二，言路畅通。落实在帝王身上就是“用贤”与“讷谏”。无论是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近世的“康乾之治”，历史学家总结经验，不出这两条，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大体如此。“用贤”与“讷谏”放之四海而皆准，大道理不难懂，关键是国家施政怎样才能落实“用贤”与“纳谏”，司马迁升华为“贤者在位”与“言路畅通”，构思制度建设，不仅是超越了前人，而且是超前以至于今，司马迁的开明政治思想在今天仍然光芒四射。

其一，贤者在位。司马迁讲的“贤者在位”，有三个突破：第一，“贤者在位”，不是单纯的用贤，而是包括君主在位，也要贤者，明君、贤臣，缺一不可。第二，治平天下，需要众多贤才，“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第三，智不可专，民间有贤才。

其二，言路畅通。司马迁讲的“言路畅通”，也不是单纯的“讷谏”与“兼听”，而提出“言者无罪”，帝王要像汉文帝那样下诏求言，听取民间意见。

司马迁不只是思想境界的突破，他进一步提出怎样才能保证“贤者在位”与“言路畅通”的方法，提出了贤者要集体推荐，试用考察，民心拥护，君臣在位都要遵守制度约束、司法公正等等先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