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父亲这个人，根据亲戚或原开拓团的人们评价，他是个肯帮助别人、鼓励别人的人，对周围的人十分关心。我虽然未曾受过父亲的熏陶，但别人都说我继承了他的性格。父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被这种侵略战争的思想迷住了心窍呢？这一点值得深省。看来越是善良的人越会受狭隘的民粹主义影响。

生母曾经说过，在王家屯我们家附近，有一口全村用的吃水井，用辘轳打水，井旁可以洗衣服、淘米。生母在井边淘米时，中国妇女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盯着。日本人把掺在大米里的黑粒，或带皮的颗粒一个不剩地挑出来，可中国人连粗粮都吃不饱，哪还谈得到这么干净？从此以后，生母就再也不去洗衣服或淘米了。

战争的局势不断紧张起来，日本的侵略不只在亚洲，甚至野心勃勃地打算独占太平洋。可是到处遇到抵抗，兵力十分短缺。

我父亲也接到了征兵通知，日本叫“红纸”。1945年7月26日，父亲被征入伍，当了炮灰。当时，生母怀孕六个月，姐姐八岁，我三岁。父亲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我们的呢？活到九十八岁的生母，生前一次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回忆这些事似乎让她感到痛苦。

父亲被征走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地严峻起来，开拓团的人们陷入了惶恐不安的绝境。

现在我手里有日期为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12月18日，原开拓团石井房次郎团长写的一份报告。其开头写道：

昭和二十年（1945年）8月4日，在牡丹江举行了东满省管区开拓团长会议。从当天会议的气氛就感觉事态相当紧迫。不难看出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有了极其悲观的倾向，但还没想到苏军的参战。

过了五天后，苏军从牡丹江等五个渠道进攻了中国东北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日军全面覆灭。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彻底结束。

石井团长得到这个消息是8月21日。在那之前感觉“如此待下去危险的程度有增无减”，随之做了最后的决定，率领全开拓团的成员朝大山坳里逃难。从宁安训练所发来指示，说日本关东军已经把桥梁炸毁，往山里逃躲为佳。

14日傍晚起，在雨后的泥泞之中，总共有五百余人逃往三十公里之外的山坳躲避。

待明确得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准确信息后，才决定“于（8月）30 日清晨去苏军驻地司令部”投降。

关于这个时候的情况，在石井团长居住的八丈岛的本地报纸《南海时报》中，有一篇采访他本人的文章写道:“那时，日本官方当局教育日本人，如果战败，要把全团的设施均放火烧掉。但是，石井考虑，这些都是中国人义务劳动的成果，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果实，是全村的财产，不能毁坏。”所以临离开的时候，把小学校，储存石油、大米的仓库全都保留了。

“遗憾的是，”石井继续说负责保卫“满洲国国防”的关东军，“他们深知在后方有不少开拓团，还把所有的桥梁都炸毁了。

在去集中营的一路上真是困苦难言啊！多亏中国人蒸了堆成山的馒头给我们吃，才保佑我们没饿坏肚子。”石井团长的儿媳当年还是开拓团中的少女，名叫佐藤澄子，她说:“当时我十五岁，记得清清楚楚，从逃难的山坳里出来，去东京城附近的集中营时途经王家屯、沙兰，走了有三十公里左右，到达牡丹江边的三陵屯时，已经天黑，又累又饿，幸亏村民给我们预备了晚饭，蒸了馒头，吃了就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被关进了集中营，待了一个多月。”关于集中营里的情况，团长写得很清楚：在四千几百人的集中营里，只有十六栋房子。大部分人都住在牲口圈或鸡圈里。集中营里流行麻疹，每天都有小孩死掉。从各地逃生而来的妇女，有不少甚至在路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变得疯疯癫癫。报告里的内容惨不忍睹。

这样下去，入冬以后将更不可忍，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开拓团的人们被允许回原来的驻地过冬。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有些团员以外的人也央求同行，其中有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央求团长收留他们。

团长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不是我们团的人，又不知你们姓啥，是哪里的人，怎么能带你们一起走？”听团长这么说，两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像野孩子似的少年更是跪在地上央求不已。

“我们俩是秋田县开拓团的人，全团在团长的命令下，已自决，只剩下我们两个。”其中一个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鼹鼠那样满头尘土的男孩说。

团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男孩一转身把自己身后腰带上写的字给团长看，并说了自己的名字。上边写的是：东海林贞三，秋田县。据这个东海林少年说：在自决前，他母亲怕走散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写在腰带上。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和其他开拓团的人们一起被关在一栋房子里，事先安放好的炸弹爆炸，大家几乎都死在里边。这两个孩子在窗边没被炸死，跑了出来，还看到几个开拓团的负责人拿着钢刀，把还有一口气的人一个一个地砍死。他们两个吓得跑进山里，算是逃出了危险。在山里混进别的逃难途中的日本人里边，被一起关进了这个集中营。这个少年一口气述说了他们的经过，团长听了，二话没说，就答应这两个孩子跟开拓团一起行动。

这个东海林少年在战后五十周年祭奠之际，曾前来石井团长的墓前深深鞠躬致哀。这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的中年人了。

10 月18 日，一行五百九十人在中方警备队员的护送下，回到沙兰镇。我生母挺着大肚子带我们姐弟俩回到王家屯原来的家里住下。其他没地方住的人，就住进仓库里。

但回到驻地后，维持生活也十分艰难。没有吃的，缺乏营养，还有传染病发生，冬天又冷，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入土。过了1946 年的新年，到2 月止，已经有一百三十人死亡。

在采访中，我得知还有这样的例子：

畑山一家当时有七口人。进入1945年腊月的4日，祖母因营养失调而逝世。次日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缺吃，有病，她还考虑再忍耐几天，待春天暖和后，就能活下去。天天这么期待着，十天后的晚上，她把最小的第三个女儿抱进自己的被窝里睡下了。

到了早晨，孩子们相继起了床，可是母亲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二儿子达男喊了几声妈，也没有反应，摇晃了几下身体也没动。大女儿郁子、二女儿恭子也吃惊了，摸了摸母亲的手已经没有一点热气，眼睛也不睁开。五个孩子抱着母亲的身体哭成了一团。屋里和外边一样冷，冻得孩子们直打哆嗦。十四岁的达男向弟妹们说了一声:“我去找青木大叔。”说着便飞跑出去。途中滑倒在雪地里，爬起来又跑，像个雪球似的滚到了青木家。

天色还早，村里静悄悄的。

“大叔，不好了！开门呀！”他大声敲门呼喊。青木听了赶紧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小跑着赶往畑山家。青木本身也因缺乏营养，体力虚弱，途中捂着肚子歇了几次后，气喘吁吁地进了屋。邻居陈家老太太听到孩子哭声也赶过来。几个孩子只是哭，达男到了这个关头不知所措，只觉得自己最大，不坚强些哪行？

以前有大人，之后还有妈，现在什么靠山也没了，只能靠自己来照顾弟妹。他拉过来满脸泪水的昭子，用袖口给她擦了眼泪，说声：“不怕。”青木也对孩子们说：“有大叔在你们身边，放心好了。”青木在死者的身体上盖了被子，按日本的习惯，理了理死者的头发，在脸上蒙上一块白布。然后，拿把菜刀放在遗体上。要烧香没有香，要点蜡烛也没有，连收殓的棺材都没有，只好裹了席子送去入葬。邻居的陈家也帮忙把遗体抬到青龙山上，数九隆冬，哪里能挖得开土地，只能用雪盖上，祷告一下而已。

过了几天，达男一个人又跑到青龙山上看，母亲的遗体被狼弄得一塌糊涂。看到这凄凉的景象，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周围无人，在天底下尽情地哭了个够。

这个时期一般是大人死的多，而孩子活了下来。大人将仅有的粮食尽量让给孩子们吃，自己营养不足，失去抵抗力，相继染上伤寒病。几个月的时间就死去了一百三十人，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畑山家的母亲去世后，最小的昭子由陈家老太太接去照料。

虽然儿媳妇临盆，但老太太不能看着这家日本人扔下五个孩子没法活，就收留了一个最小的。但儿媳妇一个劲儿地反对，过了些日子，老太太没办法只好把昭子交给沙兰的远房亲戚照顾。把小妹妹分出去后，下边的两个妹妹也委托青木大叔给介绍到中国人家庭，替人看孩子或操持家务。春天农忙季节，达男也到沙兰给人家干活，弟弟升在当地给人家当苦力。

地处北方，严寒逼人，加之营养失调和伤寒病，开拓团的日本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家也陷入了困境，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转折。

未完待续……

（注：《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