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地的效应

沈阿姨，68岁，典型的上海阿姨。她的iPad里面藏有楼上住户将各种物品抛到她家天井后一地狼藉的情景。高空抛物近几年经常出现在媒体，如果说扔垃圾仅仅是恶心，那一些被抛下的硬物若正巧砸中下面的人，则就是大事一桩了，而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沈阿姨说，几年下来她对高空抛物已练就一颗“强大的心”：“楼上扔塑料袋、饮料瓶、烟蒂、瓜皮果壳下来，已见怪不怪了。

垃圾稀里哗啦往下扔，肯定是缺少素质教养的表现，但谁都不能否认，在楼没高之前，甚至当很多人还是住在大杂院里的时候，也没见说有多少人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把垃圾从门里扔出来。

为何住进高楼，素质反倒低了？高楼与人的素质之间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笔者想从乡村门前的那片空地说起。在乡村尤其是北方地区，家家户户的围墙院门外还有一小片空地。在乡村社会，没有哪一家会隔着围墙随便把垃圾扔出去，因为在他们看来，围墙外的那片空间也是属于自家的。于是，那片围墙外的空间就成为各自家的门脸，不但不会随便丢弃杂物垃圾，还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平日里和乡邻在此处闲聊吃饭，若谁家的空地上还有个石凳可供人坐下，那就更是风光无比了。

乡村门前的空地，扩展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空间，还有心理上维护的必要责任和义务。而且即便真的有某些奇葩的人家不打理这片空地，会在乡邻之间成为话柄以及舆论谴责的对象。因为乡村是一个熟人空间，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乡邻之间要么是亲朋关系，要么住得很近，亲近舆论的氛围很浓厚。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每个人都是要争着去做好的一面，谁都不愿去做那一个被舆论围观和谴责的对象。

过去的城市社区和乡村类似，像上海的老式弄堂，北京的大杂院等，大家普遍住在平房和楼层不高的房子里，相互之间走动频繁，这层交际不但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监督人们素质的作用。所以客观上，亲近舆论氛围，成为监督人们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消失的“亲近舆论场”

城市的大楼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逐年增高，不管是临时租客还是长期租户，钢筋水泥大楼的隔绝，让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认知上的陌生甚至失联状态。

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维系的时候，个体便不会在乎主体社会。于是经济增长不但拔高了现实中大楼的高度，也拔高了人与人之间内心里相处的海拔。门一关，虽然同处一楼，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或许只隔一门的邻居，老死都不相往来。

大楼之高，所有的居民共享楼下一片空地，人流庞杂，不再像过去亲近舆论氛围那般，相互之间都很熟识。这份人流的稠密和不熟识，让很多人对自我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定义产生了认知上的扭曲。

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正因为觉得小区空地是共享的，才没有必要去维护什么，这是人内心的自私意识在作祟。而在过去，一旦这种意识抬头，亲近舆论便会阻拦和谴责它，现在这个舆论场早已被矗立起来的一栋栋大楼压死了。

填补鸿沟是长期课题

住在大楼里的城市人不是没有家园意识，相反对隐私非常关注，这恰恰说明一部分人有极端的家园意识——他们对家园之外的一切不管不顾，城市大楼物理层面的拔高，堆垒起一种人内心的全新暗黑面，它与低素质相结合，催生出在高楼丛林里特有的不文明行为。

如果说高楼是从客观层面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导致邻里之间疏于交际。不交际使得亲近舆论难以产生，更加深了个人空间意识与公共空间的鸿沟。

虽然如今信息交流的便捷让舆论圈无限之大，但外围的舆论通常不知内部的详情，而且很多外部的公众只是在不明就里中围观，对于当事人问题的解决，尤其是邻里之间的琐事根本于事无补。如今各小区都有业委会，而且也会定期之间交流，但忙于各自工作的城里人，根本不可能投入过多精力，只是敷衍了事。

当城市里的亲近舆论逐渐远去，除了法律上的监督之外，社区邻里之间的空白该怎么来填补？这是高楼丛林的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毕竟，我们谁都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逐渐荒漠化的冷酷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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