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满足对东北的实际占领，它要继续侵吞华北，以便作为侵略全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圣战基地”。

对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蒋介石早有警惕，并做了相应的抗战准备。在具体实施计划过程中，上海外围，京（南京）沪杭一带，始终作为重点。至1937年2月，基本完成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天锡至江阴）、乍嘉 线（乍浦至嘉兴）等防御阵地，其中淞沪线因受《淞沪停战协定》限制，进展缓慢。1936年11月，张治中以第36师、第87师、第88师迅速推进至上海外围警戒待命，同时征集车辆船舶，“屯积必需粮秣”；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绘制驻沪日军据点和全市交通详图，在市区要口暗筑工事，“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

王敬久第87师、孙元良第88师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组成，半德式装备，受过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即属第5军军长张治中指挥，而第36师后由这两个师分出组成。第36师、 第87师、第88师系蒋介石之精锐，时称教导师，蒋介石如此配备，可见他对上海的重视绝非一般。

张治中

将上海作为备战重点，只是以防万一，也是吸取“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因防御缺陷而被迫迁都洛阳的教训。蒋介石其实“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事”。上海为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关系首都的安危，军队集中不易，且直接影响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利益。除非被迫无奈，万不得已，蒋介石不会自伐肺腑，“自损资源”。

但是，单方面的和平意愿并不能阻止战争的降临。当强盗翻墙入室谋财害命的时候，再仁慈孱弱的主人也会作出顽强的抗争。

既然战不可免，不如先发制敌

全面侵华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夺占上海自是“预定的步骤”。日本1935年年度作战计划，其中就有入侵上海的设想：以3个师团为基干，“协同海军，在上海附近扬子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局势日趋紧张。日本“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在上海的海军也必然要挑起某些事端”。7月11日，日本第3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中将率旗舰“出云号”驶入黄浦江， 随之其他日舰也陆续抵沪，麕集吴淞口外。7月中旬，日军迭以汽车载运武装官兵，向江湾一带侦察示威，并制造水兵宫崎所谓失踪一案。与此同时，驻沪海军陆战队“将各通衢哨所的兵力增加，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继续演习”。7月28日上午，汉口日本侨民突然紧急撤退，接着长江沿岸各地日侨昼夜向上海转移。原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于7月27日晚获得情报，中国最高当局正计划在江阴方面封锁长江航道。未久查明，此绝密情报“系国民党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浚所泄露”。黄浚被日方收买多年，案发后与其子黄晟同以间谍罪被处决，年47岁。

日本撤侨，虽事出有因，但本身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日本将于上海采取军事行动。“如上海发生事变，导致全面战争，其散处于长江沿岸各地日侨，总数达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人之多，现地派兵保护既不可能，势非在大举行动之前，将各地侨民全部撤退不可”。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将此分析判断，迅速上报蒋介石。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极其正确。7月29日、30日，日军进占平津。 在扩大华北战事的同时，日本中央统帅部已正式将上海列入作战计划。战争的红球已高高挂起。既然上海一战势不可免，与其坐等挨打，不如主动出击。7月30日，张治中致电蒋介石等，建议“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方面迅即复电赞同：“应由我先发制敌”。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佐世保机动部队已增援抵沪，当晚作了紧急部署，“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开辟淞沪战场。8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并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常委会决议，特任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国。当天，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策定全国作战指导原则：“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主力则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

此时，淞沪围攻部队均已“输送进行完毕”，分别到达指定位置：第87师一部进占吴淞，一部控制罗店、浏河，主力进驻江湾；第88师进至闸北、江湾一线；炮兵第10团第1营和炮兵第8团进入真如、大场阵地；独立第20旅与第56师分别集积于南翔、太仓待命。

前往上海前线支援的国军部队。

截至8月13日，“淞沪一带日舰共三十二艘”，多种口径大炮约40门，坦克、装甲车各20余辆，作战兵力有驻沪海军陆战队及汉口撤沪陆战队约3000人，在乡军人3700人，舰载机动兵约1600余人，加上各舰已登陆增援部队2100人，合计1万余人。中国围攻部队计3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及炮兵团、营各1，加上原在上海地区的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总兵力不下5万人，各种口径大炮约有300余门。就地面部队而言，中国军队明显占有优势。

按张治中计划，围攻部队将于13日拂晓发起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可是12日晚蒋介石突然来电，要求暂停行动，“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原来上海领事团为免在沪开战，已正式出面调停，当天下午召开了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紧急全体会议。中国代表考虑到国际影响，最终表示：“如日方不向我攻击，当决不向其攻击”。日方代表冈本亦作“同样表示”。然而第二天，枪声便打破了各自的承诺，“八一三”事变终于发生。

被动中的主动：“八一三”事变的爆发

关于谁先射击，中日各执一词，迄今仍无定议。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日曾作报道：日军今晨“二、三时，曾屡向我防地开枪寻衅，我军均未还击。”“晨九时，敌陆战队一小队，突由天通庵及横槟路越淞沪铁路冲入宝山路，向我西宝兴路保安队扫射，我为自己计，遂起应虞”。“下午四时，日军又向我阵地进犯，剧战已开始”。当日张治中致最高统帅部的报告及部队现地作战日记等，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然而，日本的记述完全相反。据《中国事迹陆军作战史》：“13日10时半许，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突然向陆战队阵地射击，曾一度予以反击，而不久也就平静下来。但是，当天傍晚八字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开始炮击后，双方终于进入了交战状态”。

究竟何方率先射击？究竟哪一枪算是“八一三”淞沪事变的开端？时至今日，实难辨定。当时双方均着力抢占有利地形，不断将警戒线向前推进，形成阵地分散交错、两军近距，因此局部小冲突多处发生，枪声时有所闻。率先射击，双方均有可能，情形紧张，自所难免。但可以肯定，这绝非故意挑战。日军大批援兵未到，在明显处于劣势状态下有意开枪挑起战端，显然有悖常情。我军围攻部队已奉命避免冲突，故意违令似乎也不可能。有关历史资料，并不一定反映真情，假使我围攻部队基层官兵率先射击，当也不会据实上报，致受军罚。因此，“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必然中的偶然，由势难避免的零星冲突而引发。

“八一三”淞沪开战，我们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确切地说是被动中的主动。从实际态势来看，诚如当时主管全国作战命令和计划的军委会第1部部长黄绍竑所言：“‘八一三’事变的发生， 是出乎日本意料的，也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承认这一点，丝毫无损我“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正义性。日军既向华北腹地大举进犯，又于上海增兵滋事，我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敌，理应不分南北。上海《立报》当时曾刊文指出：“现在和平已经绝望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了，——我们固然不愿挑衅，但敌人既着着压迫，在战略上我们就绝对不能再拘泥于‘守’与‘抗’，以重蹈淞沪战役及长城战役的复辙！……我们决不能永远做被动者！我们要明白作战的地点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愈挺进则所受的损失愈少！”

淞沪会战中在上海市区作战的中国军队

8月13日，双方进入交战状态， 但“正式的开战是在八月十四日”。这一天，中国空军奉命出击，对敌陆上据点和江中军舰施行反复轰炸，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天赋之自卫权”，抗击侵略者，而围攻部队是在当天下午5时， “于空军轰炸后”才正式发起进攻的。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电令调防西安的宋希濂第36师“火速开赴上海参战”，沿途一切车辆通通让路；又令正由武汉增援华北的罗卓英第18军的第11师、第14师、第67师“转向苏州输送”。至8月17日，“我军到达前线者，计有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九十五师、五十六师、十四师、五十七师及独立第二十旅等部队”，而更多的兵力正在增援途中。

开战淞沪的战略意图

蒋介石既然决定开战淞沪，主动出击，必有其战略意图。首先，集中优势兵力，“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之目的，实行攻势作战”，保护经济命脉，巩固首都，同时激励国人斗志，以新国际观感。对此，陈诚曾有论述：“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所获政略上之成就尤伟”。其次，以淞沪之战吸引日军，减轻华北我军的压力，打乱日军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蒋介石在淞沪会战结束后曾就此问题作过回答，他说：“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第三，“以战略促政略”，以淞沪会战牵连各国在沪利益，促使美、英、苏等大国或国际组织干涉调停，从而达到总体解决中日争端问题，达到保障现有主权和行政领土完整的和平目的。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初期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现在“所从事的战争，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战争，而应是一切委托其生命于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国家的战争，尤其是那般在中国有广大的商业利益，而目下利益正在被破坏，代表正在被驱逐的国家的战争。”第四，与其在华北平原与日军交战，“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第五，如扫荡不能如期完成，则利用相持阶段，“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然后退守既设国防阵地，作长期防御作战。

淞沪会战中最着名的一张照片，被轰炸后的上海与一名哭泣的婴儿。

蒋介石希冀以绝对优势兵力，于开战之初即能“扑灭在上海地区之敌军”，“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登陆”。可是实际战况并不理想，围攻态势虽然形成，进展却十分缓慢。“因第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炮兵射击，也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8月18日， 蒋介石因不满意淞沪战场的进展，特派军政次长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希望统一指挥，打开局面，扩大战果，迅速克敌致胜。21日，第36师一度攻至日军重要据点汇山码头，但终因攻坚乏力，只得无功而返。其他各部同样也无重大突破。

战至8月23日，陆上之敌不仅未被“扫荡扑灭”， 而且其援兵正源源不断地赶到，开始在江岸实施强行登陆。战情骤然严峻，攻防瞬间发生转换，这大大出乎南京方面的意料。而此时欧美等国仍抱着局外中立的态度，外交努力同样令人沮丧。开战以来，蒋介石一再向美、英等国呼吁斡旋，寄望“国联”制裁日本。8月17日，英国提出上海中立化建议，因“美国实际上没有同意”，日本拒绝接受，而不了了之。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各国在无足够兵力的情况下，无法对日本施加多大的压力”。

战况不利，外交无望，显然，蒋介石最初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从而陷入两难境地。

“八一三”淞沪抗战是“七七”华北抗战的继续，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又一个主要标志。如果说“七七”华北抗战是被迫应战的话，那么“八一三”淞沪抗战则是主动开战，这是两者之间的一大区别。蒋介石不惜以精锐之师在最精华的上海先发制敌，乃是为了全局利益，争取全国战略之主动，同时推动中国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承认“八一三”淞沪开战我为主动，不仅丝毫无损于我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性，相反更能证明和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宁可玉碎的伟大气慨。

（作者系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有删节。题图为国军第88师于上海闸北在环形工事内与日军进行攻防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