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常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如果上半场的标志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那么下半场开始的时间点在哪里？

这段时间，我在梳理最近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企业变革的历史，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下半场始于2013年。

进入2013年之后，所有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感觉风向正在发生强劲而微妙的变化。

在政治领域，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

在经济领域，发生了三个本质性转变：

第一，在供给端出现了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2013年，实体经济遭到互联网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与规模优势全面丧失，国家正式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命题。

第二，在需求端首次出现愿意为服务与品质买单的中产阶级。

在长达30多年的上半场里，中国的消费被四个字所统治，叫做“价廉物美”。任何产品能够卖多少，能否成为全国性的品牌，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优势。

但是， 2013年，中国的中产理性消费人群开始崛起，他们的出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制造的结构与逻辑。

第三，中国金融领域出现了重大政策性红利。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充满了种种焦虑、动荡和博弈的开始。

金融产业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在很长时间里，这一产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一切，二是民间资本滴水不进。对现状的突破，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次第展开的。

一切变化的开始，都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新法律、法规的颁布开始。比如：

▷2012年7月，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打开了“保险委托投资”的业务大闸；

▷2012年8月，证监会下发《关于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措施》，明确鼓励证券公司开展资产托管结算和代理业务；

▷2012年10月，证监会下发《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条例，券商资管业务大松绑，券商资产管理从无到有；

▷2012年12月，证监会重新修订了《证券投资基金法》， “阳光私募基金”合法化；

▷201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放宽了商业银行设立证投基金管理公司的门槛；

▷2013年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揭牌。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的出台，其核心目标就是两条：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

自1992年以来，朱镕基时期所形成的金融严管思路一直得到坚决的执行，其间虽然也出现过若干的反复和纠结，但是垂直监管、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从未动摇。2012年的金融新政实质上终结了二十年的既有格局，证券、期货、基金、银行、保险、信托之间的竞争壁垒被打破，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却注定更加混乱的大资管时代。

进入2013年之后，一些重大的金融业改革措施继续密集出台。

比如，2013年9月29日，银监会发布《关于上海自贸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民资银行呼之欲出”——这样的政策动向引起市场巨大的震动。

在2013年以前，银行掌握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但是一系列新政的出台，终结了二十年来的既有格局，金融领域的主导权进入证券行业手中。证券、期货、基金、银行、保险、信托之间的竞争壁垒被打破，银行遭到严重冲击，成为了被动改革的主角。

所以，从改革开放的上半场到下半场不是量级变化，而是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

这五年，很多上半场的既得利益者发现商业环境变得异常陌生，正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在政治端、供给端、需求端、金融端都发生了本质性变革。

这些变革不仅会导致上半场所积累的国民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也将推动新的创业者和伟大公司的诞生。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硬的都将烟消云散。这就是变革的魅力。

2013年至今，改革开放的下半场已经过去五年，但依然有很多人对此茫然无知，试图采用旧办法拯救产业与财富。

所以，对于上半场的成功者而言，将一切归零，重新熟悉新环境、新规则、新政策，重新出发、重新学习，是当今最为重要的课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