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唐：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终身教授。张益唐的研究方向是数论。2013年4月17日，他在《数学年刊》发表《质数间的有界间隔》，在孪生素数猜想这一数论重大难题上取得重要突破。2022年，张益唐表示，在本质上，他已经证明了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引发数学界轰动。

英国数学家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说：“当世界疯狂时，一个数学家可以在数学中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镇静剂。”

“我同意这话。但我没读过哈代的这本书。”张益唐笑了，“因为我不同意他的一个观点，他说数学家过了35岁就做不出成果了。我要是相信他的话，我也不做了。”

数学界的年龄魔咒对张益唐失效了。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古典数学中的“大问题”，直到2013年，58岁的他才取得成就——“孪生素数猜想”这一闻名世界的天才证明。

2022年，67岁的张益唐再次站在聚光灯下。这次，他在本质上证明了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以花甲之龄挑战了人类智力的极限。

5月20日，记者视频采访了远在美国的张益唐。圣塔芭芭拉天气偏凉，他穿着红色毛衫，坐在窗边，声音温和。

“您说数学中可以发现很多浪漫，您在生活中也是个浪漫的人吗？”

“这一点我要问你们，你们觉得我这人浪漫不浪漫？”

我们都笑了。

在此之前，我们告诉他采访的这天是“520”，谐音“我爱你”。他说：“谢谢你们提醒我。我们聊完后，我要去跟我爱人多说几遍‘我爱你’。”

做研究需要“扫地僧”精神

如果真能够激励到别人，不管多少，我都觉得很荣幸

记者：您形容证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是“大海捞针”的过程，其中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您是如何突破并坚持下来的？

张益唐：用数学语言来讲，最难的部分是要去找一个关系式，就是要找一种函数去算，算出来它能够达到你要求的部分。虽然在很多会议上我一提这个想法，他们都知道，都试过，但是没有找到。后来我找到了一类新的模式，把这一步给突破了，这样就把整个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想起来，也许我去年把成果拿出来还是有点太匆忙。有专家说里面有些细节没写出来或者没写清楚，我准备把它修改一下，写一篇新的，到时候再拿出来跟大家讨论。所以这几个月其实我也很忙，我一直在准备新的文章，希望能尽快拿出来。

记者：您关注的数学问题有什么共性？

张益唐：我的爱好就是数论，关注的都是那些所谓的经典问题，谁都知道它们重要，但是真正做又非常难。可能是因为我性格里有愿意接受挑战的部分，别人做不出来，我非要把它做出来不可，有点知难而上的心理。

我很少去想万一做不出来怎么办，如果整天想着做不出来怎么办，那干脆就别做了，你也不会有心思好好去做。

记者：您认为数论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张益唐：数论应该是永远不会衰退的，因为它是最古老的，永远有这么一些问题，可以说至少是近几百年以来都解决不了的。而且它的发展应该还是能够对数学的其他方面有很大的推动。从大的方面来讲，数论的前景是一片光明，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只是数论确实也有一个问题——它是比较难的，不太容易出文章，或者说出一篇好的文章比较难。如果真要做数论的话，我希望还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去坚持下来。

记者：您比较欣赏哪些前辈数学家，为什么？

张益唐：在我的专业里，我最欣赏几个数学家。一个是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一个是挪威数学家塞尔伯格，还有华罗庚、陈景润。他们都研究数论，跟我专业接近，所以我还比较有资格去评论他们。

他们都是创新型的数学家，很多别人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的成果，都被他们做出来了。维诺格拉多夫主要是突破了英国学派做的那些东西，当时他已经40多岁，才出好结果；塞尔伯格给出了素数定理的初等证明；陈景润在数论里的创造性确实是不得了的。我最近要给武汉大学做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回顾1+2”，回顾陈景润的工作、他的基本想法，以及他能给现在的人什么样的启示。

记者：您认为数学研究应该如何突破？

张益唐：数学里头没那么多突破。说实话，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做出突破。当然，做了以后会遇到很多挫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也是问题。

我接触过一个跟我同行的英国数学家小伙子，30多岁得了菲尔茨奖，叫梅纳德（James Maynard，牛津大学教授）。他内心非常单纯，就是做数学，别的没想那么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华罗庚教授和闵嗣鹤教授发起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当时培养出了王元、潘承洞、陈景润这几个人，都做出了世界一流水平。他们当年的条件肯定不能跟现在比，但他们一心想着我就是要做学问，我就是要去研究这个问题，我能做成什么样没关系，但是我会坚持做。这种精神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的。

记者：说到这里，北大的韦东奕前些日子很火，大家说他是“扫地僧”，您也曾被这样称呼过。

张益唐：我知道“扫地僧”，《天龙八部》里的，在少林寺打扫藏经阁，想去学最高秘籍的人被“扫地僧”点破了。“扫地僧”的精神，我觉得是需要的。

韦东奕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很多，我印象里这个小孩的数学天分应该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他能一直坚持下去，也希望外界舆论不要过多地给他干扰，我相信他是能够把持得住的。

记者：您能给热爱基础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张益唐：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东西，不要轻易放弃，要有耐力，要长时间专心致志地去做，坚持下去，应该总会有成果。别人都说我激励了很多人，我自己也不太懂，但如果我真的能够激励别人，不管多少，我都觉得很荣幸。

数学是和谐、顺当、精妙、优美的

数学家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我举双手赞成

记者：您在上海度过了少年时代，对那段日子还有什么印象吗？

张益唐：我很怀念那段日子。我出生在东昌路一带，是在东宁路上的小学。前几年回上海，我还特意去东昌路转了一下，那里跟我记忆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记忆中的商店现在都没了。我们在浦城路和浦东大道那边走了走，都是高楼，繁华得不得了，但在那里走，心里还是有种亲切感。我还是很怀念上海的，“吾还是上海宁”。

记者：您也是在上海发现自己热爱数学的？

张益唐：是的。我小时候条件并不是太好，父母都在北京，把我留在上海外婆家。我外婆不识字，她在上海卷烟厂，就是传统的那种工人。我外公在广西柳州，是从工人提拔起来的工程师，文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我小时候在上海能见到的最高文凭的人是高中毕业生。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大概9岁、10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数理化有兴趣，特别是数学。1971年暑假，我16岁的时候，从湖北的五七干校到上海去探亲，买了一些科普书。有一本是复旦大学夏道行教授写的，讲数学里两个最基本的常数，一个是π，一个是e，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这辈子做数学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这一路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

张益唐：没有，我应该不可能放弃。

记者：您提到过去的事情都如数家珍，数学家记忆力好是天生的吗？数学是门天赋学科吗？

张益唐：可能天生的成分是比较大，反正过了50年，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我的手机也不用通讯录，脑子是能记住的。

数学是需要天赋，但不是绝对的。天赋也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数学家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点，有人这方面强，有人那方面强。只要有些天赋，对自己有信心，不断去在数学问题上专注思考，应该总会有所成就。

记者：数学家曾被《华尔街日报》评选为全世界最好的工作，您怎么看？

张益唐：我举双手赞成。因为数学比较单纯，应用数学要根据实际，要看有没有用，但纯数学自己决定的机会比较多，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

从做的工作来讲，上北大之前，我也做过工人，也种过地。你说我热爱那个工作吗？坦率地讲我一点都不热爱。但是做数学，正好就是你喜欢的，你很愿意去做，你也可以靠这个工作来得到收入。而且，要是做好了，说句吹牛的话，你还出了点名。为什么不说这是最好的工作呢？我同意这是最好的工作。

记者：您眼中的数学之美是什么，能感性地描述一下吗？

张益唐：它的逻辑性。

物理学家会说，宇宙是那么和谐。数学作为一种抽象的宇宙，研究到一定程度，也能体会到它是那么和谐、那么顺当，一代一代的数学家创造出了多么精妙、多么优美的东西，而且你自己也参与在这里头。数学是人类研究的东西，而人类的共性就是，不美的东西是不会去追求的。

记者：您提到物理学，之前有报道说，杨振宁先生听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被实验证实后，感觉自己“看见了宇宙一个很深奥的秘密”“仿佛看到了凡人不该看到的东西”。您在攻克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时，有类似的感受吗？

张益唐：有，完全有。我能够理解杨振宁先生说的。

他和李政道的那篇论文很短，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方向，可以用什么实验去验证宇称不守恒。最后实验证明，它确实是不守恒的，而且实验还重复了很多次。我可以想象，杨振宁教授那时候应该是享受到那种看到宇宙中间最好的、最美的，严格讲是最深刻的东西的感受，也许会感觉本来不该看到似的。

做基础性创新研究最需要专注

我对生活的要求不是特别高，我爱人也是这样

记者：第四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邀请您发言，您对上海创新创业的情况有了解吗？

张益唐：我对上海的创新创业环境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作为一个上海人，我知道上海这个城市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下走得那么靠前面，这个城市的传统工业基础在全国绝对是最好的。而且很多上海人都敢于创新，或者说很会安排、很会规划。我前几年回国，就觉得上海的整个市容都改变了，弄得那么好，上海真是很不错，所以我对上海是很有信心的，当然我也祝福上海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

记者：做基础性的创新研究，您认为个人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创新研究需要怎样的土壤？

张益唐：我想是专注。不管是做应用科学、产业创新，用在像高科技、人工智能上面，还是做纯理论性的研究，都要专心致志。不过，应用科学需要有根据，方向要取决于发展的需要。而单纯做数学，像我做的数论这一方面，一般来讲别的东西可以考虑得少一点，创新只是做你自己的东西，能坚持下去，我相信还是可以的。

记者：您读书时就一直在研究“大问题”，但直到60岁还是讲师，是怎么沉住气的？

张益唐：两个方面：一个是我的确特别喜欢数学，我不肯放弃；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对生活的要求一直不是特别高，我没有想太多，没有说我要住特别好的房子，要怎么享受，我对这方面一直看得比较淡。而且，在我出名之前，我爱人是理解我这一点的，她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她一直是支持着我的，这也是个因素。

记者：您太太对您的研究是什么态度？

张益唐：她之前就说，一个男人就这么一点爱好，你不让他去发展，将来会一辈子后悔的。所以，她不干预我，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我。

张益唐在孙女们的书房里

记者：您现在的生活作息是怎样的？

张益唐：我基本上就是每周上6天班，大部分时间习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做研究，休息的时候偶尔在电脑上看一些历史和科学史的东西。

我也有运动。我们家靠近海边，后面有一些河流。我基本上每天单程步行一个多小时，我喜欢从河边走过，一边走我也会继续想我的数学问题。从小我就喜欢走路，最远一次从浦东走到了静安寺。后来长距离走路一直是我的习惯。身体好，精力会充沛，工作效率也会更高一点。

有时候晚上临睡时，我在电脑上听听音乐，我喜欢听古典乐，或者再看一些其他的书，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生活。

记者：在数学之外，您平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张益唐：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最近朋友送了我一些他们写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书，和数学也有关系。最近休息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书，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数学跟人工智能结合，应该也是一条新途径。

对我来讲，从数学基础去理解人工智能，确实不是一件难事。人工智能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最优化问题。理论上证明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实际用的时候怎样才是最好的，怎样才能最节省时间，这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把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

现在很多人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如果要研究这方面，我倒是可以提一点建议——我觉得数学基础很重要，如果有这方面的数学训练，再去接触这些东西可能会更容易，而且会体会得更深一点。如果没有一点数学训练基础，入门恐怕会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