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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有问题就找外国专家”!这是一群怎样的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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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龚丹韵 2023-05-25 07:16
摘要:如今的技术复杂程度,已经不能靠单打独斗去完成

上海市总工会公布了新一届“上海工匠”。

传统工匠的刻板印象,在新时代已被打破。他们不仅年轻、充满活力,而且拥有国际视野。不仅做好自己眼前的活儿,且立足全球,具有更加长远的思考。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究竟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

近期,由上海市总工会、东方卫视中心和SMG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上海工匠 第八季——启航》,讲述了其中几位工匠的故事。

通过幕后拍摄团队、工匠的表达,我们再来重新理解。


忧患意识,也是动力

拖轮是帮助大轮进出港靠泊、离泊的“助力者”。在上海港,无数条拖轮不知疲倦地作业,保证了每条进港巨轮精准停靠,有序进出。

其中,保持拖轮良好的船况至关重要。一条大轮来了,一条拖轮就得上去。有问题的拖轮必须及时修复。一天2次涨潮是拖轮作业的高峰期。为此,拍摄组导演陈秀君的团队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跟拍拖轮,一直拍到晚上10点多。

她拍摄的上海工匠,是公司的总轮机长姜东海。

1999年,从广州航海学院毕业的姜东海来到上海复兴船务,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一做就是20多年。

姜东海对各式型号的拖轮了如指掌。海港9号临时停靠复兴岛基地请求维修。这是一条工龄超过30年的老船,在作业中离合器出现了故障。姜东海第一时间前来查看,熟练排除故障后,海港9号立即奔赴作业前线。

拍摄当天中午,有50余艘大轮进出港,拖轮们需要在涨潮末期、落潮初期的三四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一旦错失时机,港口的通行效率会受到极大影响。此时,海港41号发生故障了。经过检查,姜东海发现船上没有相关备件,这怎么办?

只见他从电脑里调出查询系统,系统显示海港41号需要的零件在邻近的海港50号上有,海港50号可以赶过来。零件终于有着落了。

拖轮建造的年代不一,设备类型很多,大多数为进口,零部件的名称翻译也不一样。

2015年,姜东海带领10个人,用5个月的时间,把37艘主力船舶、5艘辅助船舶的约7万个零部件一一编码、翻译、数据录入,总计配图3610张,说明资料16530页。这套大数据库,让所有设备零部件都能迅速定位,大大提升了拖轮的维修效率。

现在说起来,不就是拖轮维修吗?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并不容易。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船舶行业进入了飞速发展期。大批拖船只能依靠进口。面对进口设备、全外文的操作说明,老一代轮机长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却无能为力。

“有问题就找外国专家”“只有外国专家能解决”,这似乎是老师傅们的共识,但是进口设备周期长、价格贵,专家难约,让年轻的姜东海越来越感到受制于人的被动,他决心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外国人的修理理念是只换不修,修理的成本很高。”姜东海说,“我们天天与这些设备为伴,对它们的习性是熟悉的。那些外国专家来修理,我也跟在后面看,平时自己再去查技术资料,不断地学习、实践、思考,慢慢摸着点门道了。”

日日钻研,不断实践,姜东海把手下的几十条拖轮都研究透了。他不仅能准确找到问题部件,还能制订相应的国产替补方案。

有一回,一条轮船的核心部件控制板坏了,姜东海带着徒弟仔细研究这块板的工作原理后,连夜做了一块。新做的控制板一直好好用到现在。依赖外国专家才能解决的舵桨故障,现在95%以上都可以自主修理。

“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自主技术,国外万一哪天卡我们脖子呢?”姜东海为此创新了一套符合实际的维修理念,扭转了船舶维修受制于人的窘境。他一个人修不过来,就成立工作室,培养一批像他一样的人。

“这种忧患意识,就是他努力的动力。”陈秀君感叹,今天的上海工匠,不止于把现有技术做到极致,眼光可以放得更远,自主创新、勇于挑战的精神更加凸显。


去赢得国际口碑

另一位让陈秀君印象深刻的上海工匠是胡青。

“第一次见她,觉得是一位很有条理的理工女。”陈秀君回忆说。但是棚录时,胡青聊着聊着,忽然哭了,这让陈秀君颇为吃惊。

胡青是上海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从事中药、保健食品等检验和质量控制研究工作已近20年。

棚录时陈秀君提到,现在职场的年轻人觉得工作内容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很容易跳槽。胡青颇有感触,她回忆自己刚工作时,也觉得这份工作有点枯燥,和想象中不一样,但在做的过程中,她慢慢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

有一年,发生了瘦肉精事件,胡青所在的部门是守住上海的第一道关口。团队每天忙碌到深夜,就为了保障第二天合格的猪肉能投放到农贸市场。第一次担任这个项目负责人,胡青压力很大,不仅要按时完成检验,而且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检验标准和系统方法,并非简单的流水线作业。

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时,看到父母放在桌上的菜,她忽然意识到“父母能吃到放心的猪肉,是我们守住了这道关”。她顿时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胡青的工作状态,拍起来并不有趣。但是情感共鸣,最能打动人。

2016年,上海松江发生一起离奇中毒事件。几位村民在聚餐后相继出现幻觉、瞳孔散大、尿失禁等症状,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村民们中毒?在执法人员和食药监专家的调查之下,众人将目光锁定在了聚餐食用的自制芝麻塌饼上。

胡青发现这批芝麻原料里有形态不一的异物,结果鉴定出一些异物是曼陀罗子。曼陀罗全株有毒,其种子的毒性很强,吃了曼陀罗子后会产生幻觉、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

还有一次,来自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的民警送检了一份宣称抗疲劳功效特别好的食品。经检测,胡青很快发现样品中存在一种西地那非的新型衍生物。在食品和保健品中添加西地那非及其衍生物是非法行为。

据此检测结果,监督执法部门对涉案窝点及上下游企业迅速重拳出击,狠打严查,保障了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胡青团队建立的相关平台和标准,大大扩充了非法添加化学药品的检测种类,提供了可靠的案件线索和办案依据。另外,他们对一些标准外的新型衍生物,也能够快速鉴别,我们共同合作,可有效净化上海市场。”送检的民警说。

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胡青的团队创建了30套涵盖1000余种非法添加化学药品的定性定量方法平台及广谱筛查、精准定量的新模式,为国际领先水平。

“但是打假始终不是上策。”胡青说,为社会食品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提供鉴定依据,只是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更多时间,她致力于中药和保健食品的检验和质量控制新技术开发研究。

提升中药质量还有更多能做、需要做的事。比如为了科学规范中药材种植,胡青团队与基地开展密切合作、田间试验,指导农户调整种植方法,力求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他们又去饮片厂指导工作人员怎样收药材、储藏药材,从而生产出优质的饮片。

如今,胡青团队是中药安全性国家标准制订的核心团队,率先开展了中药中农药、重金属、真菌毒素等安全性标准制订研究,引领《中国药典》相关标准的制订,从最初的空白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她看来,打假、安全是底线,放眼全球,目标可以更加广阔。她说:“中药的质量与很多因素有关,质量控制,能提升人们对中药的信心,也让中药在国际上有更好的口碑,去赢得国际市场。”


中国故事,烙印无形

早春3月,在新天地的太平湖公园,上海时装周的精彩大秀浩瀚来袭。

正在彩排的是JUDYHUA2023秋冬发布会。在后台弥漫的紧张氛围中,有一个人始终从容有序。她叫华娟,是JUDYHUA品牌的创始人。只见她跟模特沟通:“我们需要强健有力的女性,而不是绵软无力的。”

“时装设计行业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大家觉得表面非常光鲜,但事实上更多是要耐得住寂寞,承受得住压力。”华娟说。这是一个40多人的团队。从设计到出样,从运营到销售,一应俱全。作为灵魂人物的华娟统领所有工作。

导演张蕾拍过很多工匠,却第一次遇到像华娟这样的工匠。

华娟完全没有包袱,“你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她工作起来特别冷静,极致专注。一般人得知上镜头,总希望拍得好看点,或者对相关行业有更多集中展示。但华娟毫不在意,就按原本的节奏埋头工作,从不管机位在哪里。

大秀的现场难免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状况。艺术家容易情绪焦躁,然而她不会,永远温和,从不咆哮,不焦虑,面对棘手问题就连语速、走路都不会因此加快分毫,始终冷静处理千头万绪的事情。

张蕾起初觉得她对自己、工作伙伴、模特都要求严苛,这也是一种专业的工匠精神。从包的位置高低到裙边一毫米的差距,一切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池。然而在一次彩排现场,当一位模特特别紧张时,她会悄悄附在模特耳边说:“你很棒。”

此时张蕾才意识到,华娟也是有情绪、有情感共鸣的,只是她的表达不会轻易外化。华娟团队的人几乎都有一点焦虑情绪,这是大秀的常态。但华娟就是那根“定海神针”,只要她在,大家就会冷静,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对品牌设计师来说,设计只是很小的一块,华娟面对更多的还是工业流程,从产业链的前端到后端。

一开始定制面料时,工厂并不愿意,因为量太少,成本划不来。直到如今,中国高级时装品牌越来越多,她有自己的目标客群,销量起来了,有财力和资格与前端供应商定制布料。同时,供应商看到这些变化,也更愿意给中国品牌提供创造性的内容。

是中国消费者的转变,带动了这个产业。中国消费者愿意选择中国设计师品牌,国潮有了支持的客群,有了底气与供应商协商,才有后续更多的面料研发、创新投入。

比如,如何体现中国元素。2009年,华娟以画家周春芽的桃花系列为灵感,设计了《花间记》系列,首次登上上海时装周便蝉联2009年、2010年两届“最具风格奖”。但如今她再看自己的成名作,已不再满意。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认知不够成熟。我本人也不够成熟。就像一个初学武功的人,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很厉害、很能打,但是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其实他走在路上和常人无异。”她说。

相较于早期作品中张扬外露的中式元素,现在,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她的内功,嵌进作品的经纬之中。乍一眼看,似乎不能具体说出哪个细节、哪个元素表达了中国文化,但仔细感受,她设计的服装具有东方审美,中国文化烙印无形。

“我常常问我自己,在国际市场,别人是怎么来看中国品牌、中国设计师的?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长大,我的审美体系里一定有东方美的元素。我们品牌的极简主义,在选择面料、创新时,本身就展现了现代的东方审美。”她说,极简主义成为近几年的世界流行风潮。但其实最早提倡极简主义的就是中国宋代。

中国人的极简主义和极简哲学对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如留白的山水画、东方艺术作品里的粗粝感等。现在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JUDYHUA的产品预计下半年将登陆欧洲的时尚之都,华娟将用精湛、极简、充满张力的作品,讲述属于她的中国故事。


航空梦,在这里起飞

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每天有数千名大飞机总装制造产业工人为国产商用飞机的生产研制持续奋斗着。作为一名飞机制造领域的“老法师”,这样兢兢业业的努力,何述明已经持续了整整32年。

1991年,何述明进入上海飞机制造厂工作,做过铆接钳工、钣金工、机加工、装配工等好多岗位。现在主要从事飞机复合材料与胶接。

复合材料与胶接工艺,是大飞机制造中典型的新材料与新工艺,也是衡量飞机先进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对质量的严格要求,飞机铝合金零件间的胶接,不能只满足于表面黏合,更要深入“肌理”,从而获得更好的胶接质量。

胶接工艺讲究过程控制,一旦成型便不可逆转。成品必须零夹杂、零气泡、零褶皱,一项不合格便是整件报废。为了实现这三个“零”,何述明钻研出了四步工作法,用耐心和努力练就了一身硬功夫。

何述明参与了C919大型客机多个复合材料零件的研发攻坚,其中包括一些结构复杂、对技能水平要求极高的零件。他有很多巧心思,不管零件大小、形状如何,都能想出解决方案。被称为“胶接百科全书”的他,练就了很多绝活。

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园区里,有一个为大飞机总装制造产业工人量身打造的培训中心,这是对大飞机未来的投资。如今的何述明每月在工作之余,都会去那里讲课。他讲解飞机制造知识,也把自己的工匠精神传递给年轻的航空人。

何述明先后培养出20多名高级工、3名技师,为大飞机事业输送了大量的现场技能人才。对于徒弟,他有一个首要要求:诚实。

“不管你技能再好,做事不诚实的话,我们不需要这种人。做飞机的人要诚实,实事求是,做坏了没事,但是你要说出来,不能弄虚作假,因为飞机出事情就是大事情。”何述明解释。班组每天召开班前会,定期召开班组质量分析会,推动质量安全教育到班组、作风养成到班组、风险防控到班组,就是要确保全员都把安全可靠性放在第一位,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童文海如今已经是班组长,肩挑责任的他更能理解老师带教时的严厉:“犯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严厉的批评也是督促我们更好地进步。”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民航业就应运而生。黄浦江畔,昔日繁华换新颜,航空梦也在这片热土落地生根。上海飞机制造厂的老厂房是1950年造的。虽然早已搬离了这片厂区,但漫步其中,何述明依然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当年工作之余,他会常常在厂门外的江边散步,看浦江两岸拔地而起的高楼,见证着中国腾飞的奇迹。想起自己的航空强国梦,他心底充满了憧憬。

【记者手记】


新时代的工匠,不能只有自己出彩

每一年,上海工匠选树都有一批让人赞叹的人才。工匠早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那种刻板印象。年轻、有活力是自然的,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技术变迁,上海工匠有没有一些新的共性特点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工匠,本身也带有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气质和特点。

让陈秀君印象深刻的是,拖船就像一个个移动宿舍,一个班次七八个人,大家每天轮流做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吃着五湖四海的菜,每一顿都秀色可餐,让人食欲大开,咸的、辣的,什么口味都有。

她在拍摄的3天时间,去了不同的船,有的船菜偏安徽口味,有的则偏苏杭口味。从一桌船菜,就能感受到大家来自哪里。城市的包容,在小小的船菜上可见一斑。

华娟从小在上海长大,穿马路、过弄堂。长大后,她来往于世界各地,仍然把自己的设计梦安放在这片有着熟悉味道的地方。2008年,苏州河畔的工业园区逐渐转型成M50创意园时,华娟的品牌JUDYHUA成为首批入驻的团队之一。园区的邻居们大多是一批艺术家。他们既是她的忠实用户,又是她的艺术参谋。一边看展,一边创作。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艺术之都、时尚之都。身在上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不用为了看一个艺术大师的展览,专门买机票飞到国外去。”她感叹。M50是艺术创意与城市文化碰撞的聚集地,也是JUDYHUA灵感的土壤。

几位导演共同提及,今年遇到的上海工匠,几乎都会主动说起相关行业,国际最先进的水平是什么,自己和国际的差距在哪里,优势有什么,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弯道超车,用哪些方式或许能找到突破……这种放眼全球,时时不忘对标国际的视野,已经成为上海工匠们深入骨髓的思考方式。

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几位工匠都成立了工作室。

过去,优秀的工匠会带两三个徒弟。但成立工作室后,培养的方式呈现阶梯形、几何式递增,批量培养人才,效率高了很多。工作室更像小型职校。工匠们说起一些项目或技术,也特别爱强调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团队”成为一句口头禅。

导演陈秀君已经拍了3年医药制造类的工匠,每次场景都比较单一:白茫茫的实验室。做实验有什么画面?表面上看,没有。把东西放进机器,数据就出来了。每年都是如此。随着实验设备更新换代,甚至手部动作一年比一年少。这让拍多了医疗类内容的陈秀君感受到“科技迭代速度特别快”。

“如今的技术复杂程度,已经不能靠单打独斗去完成,对标国际水平,更是如此。”纪录片总导演王硕总结。

或许工匠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但新时代的工匠,不能只有自己做得出彩,也需要具备带领团队的领导力、培养后备人才的教学力,以及放眼全球、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眼光和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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