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傍晚18时，大风大雨初歇，复旦大学相辉堂北堂门口已自发排起长队，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小许，特地从实习所在地杭州赶回来，此时已等待了40分钟。此前，她还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抢票。报名通道开放后，不到一分钟，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一位复旦大一新生抢到票后，其父亲写了封信给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只说了一句话：做复旦的学生真幸福。

18时30分，复旦大学第11届读书节这场备受期待的对话开启，对话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思和。对话的主题是——从文学到舞台：《鳄鱼》与《蛙》给世界带来什么？

【我对话剧非常有兴趣】

在介绍到自己的时候，68岁的莫言从座椅上站了起来。2012年获得诺奖后，他一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前几年已正式调过去。“余华、苏童等作家也先后来了，在过去的想象中他们不可能当一名好老师，但他们当得非常好。他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

谈及个人的写作，莫言说这10年相比过去是大大减少。“中国最勤奋的女作家就是王安忆，是我们的劳模。我看过她写作的小书桌，是我书桌的四分之一。后来我知道了，书桌越大写得越少。男作家里面，贾平凹也是劳模，一直保持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我属于短期井喷式的，一年就集中一段时间写作。”

“我对戏剧的兴趣由来已久。”莫言透露，早年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其实写的并不是小说，而是话剧。那时候，话剧《于无声处》引发了巨大反响，莫言找来了剧本，依葫芦画瓢，也写了一个话剧剧本。“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后来自己看了都觉得模仿的痕迹太重，不好意思再看，就烧掉了。后来一直写小说，但我想成为一个剧作家、想写剧本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

莫言从部队转业后，写了话剧《霸王别姬》，后来在北京人艺连续演了一个多月。“坐在舞台下看自己的作品，感觉挺幸福的，这跟看到读者捧着你的书，感觉还不太一样。有时演员的演绎比我写得好，有时则不如我写得好。”

尝到了写剧本的甜头，莫言后来和北京人艺合作，编剧创作了《我们的荆轲》。“把历史故事用话剧的形式搬上舞台，肯定要把作家对当下的思考融进去。所以，历史戏实际上都是现代剧，如果舞台上的呈现缺乏与当下的关联，不能引发观众对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联想，这个戏肯定不会成功。”

“我和许多作家有这样一个共识：戏曲，尤其是话剧是中国作家的必修课。”在莫言看来，中国作家的看家本事是白描，只对动作和语言进行描写，就可以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比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水浒传》里的李逵。

莫言的新书《鳄鱼》5月底将出版，这正是一部话剧剧本，讲述的是一位逃亡国外的腐败官员的故事。“我在《检察日报》工作过十年，有记者证。当时我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产生了强烈创作冲动，后来觉得只写贪官意义不大。正好一个邻居小伙让我去看他养的鳄鱼，如果把鳄鱼放在狭小空间它怎么也长不大，但如果放在大的空间它就可以长得很大。这很像人的欲望，如果不对其控制，就会快速膨胀。我决定书名就叫《鳄鱼》，并让它和贪官对话，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魔幻，而鳄鱼的出现使得有弹性、可供阐释的空间变大了。”

事实上，曾给莫言带来“茅盾文学奖”荣誉的《蛙》，其最后一部分也是一部话剧。就在最近，该话剧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上演。

“我对话剧非常有兴趣。”莫言真诚袒露自己对话剧的偏爱， 2019年他和余华、苏童等人去了莎士比亚旧居，“我在莎士比亚塑像前发下誓言，要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换，这样就可以和余华、苏童区别开来。别人介绍时可以说，莫言是剧作家，余华、苏童是写小说的。”这番话之后，是一片掌声和笑声。

【“我很少梦到过去岁月的人，但经常梦到以前放的牛”】

对于莫言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华丽转身，当年陪同他去瑞典领诺贝尔文学奖的陈思和表示非常期待。从小说家到剧作家，国内外都有先例。老舍先生的作品从抗战以后主要就是戏剧，其创作的《茶馆》成为经典之作。法国的哲学家萨特早期也写小说，后来觉得小说无法表达一些深刻的思想，就改写戏剧了。

王安忆坦言，她是受了莫言的鼓励才开始改编剧本的。“小说只要解决语言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而写剧本还要解决空间的问题。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个人觉得戏剧是叙事艺术的最高峰。”她不失幽默地说，听说莫言都在写，她觉得应该尝试一下。但王安忆没想到，在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成话剧时，第一稿就被导演黄蜀芹退回来了，说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在舞台体现。第二稿又被退回来了，导演对她说，写小说可以藏着掖着，但剧本不怕夸张，要让观众立刻有反应。“到了第三稿，我心里很不安，要是再被退回来，就没有出路了。后来导演打电话来说可以了，我特别高兴，但排练时不断向我提出新问题。这一段时间过得也蛮折磨的。”

“你打算如何表现这只鳄鱼？”王安忆向莫言提问。她曾经看过话剧《战马》，虽然是一匹由人操作的假马，但看得很受感动。“这就是艺术，用一种材质去替换另一种材质。”

莫言说，打算用电子鳄鱼的形式来表现，可以对其遥控。陈思和说：“最后一幕戏，最好由人扮演，因为它要和贪官对话。”受到启发的莫言一听，“既然要荒诞就荒诞到底，是不是可以让鳄鱼站起来？”

“你很喜欢写动物，是不是身边有很多动物？”王安忆继续问莫言，她的提问引来一片笑声。

“我很少梦到过去岁月的人，但经常梦到以前放的牛。我的生活中有个性的动物，比人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深。”莫言讲述了他家猫的故事。因为偷吃小鸡，这只猫被放在麻袋里，左右各转三圈，再被丢到一辆开往淄博的拖拉机上，差不多有300多里路。大概过了两个月，这只猫回来了，伤痕累累，瘦骨嶙峋。“我很感动，当时就想它怎么回来的，难道是问淄博的猫，回高密怎么走？”

“你如何看待动物和人的关系？”陈思和问。

“每一头牛都有个性，我们生产队的十几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特别懒，有的走路特别快。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和记忆，很难将动物和人截然分开。农村生活，就是人和动物的共存共生状态。”莫言答。

“我记得你写过一头牛，我看了眼泪都出来了。”陈思和说。

“这是对真实事件的改编。”莫言说。

“都市生活对你来说有什么触动？”陈思和问。

“我在城市生活了40多年，回到农村也觉得有些陌生，劳动方式、邻里关系都大不一样了，要想了解农村青年心理也比较困难；如果把笔触伸到城市，也是很表面的。写城市也好，写农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人，如果对人性不了解，什么都写不好。”

【如果将王安忆的小说改编成剧本，会选哪一篇】

“我想写一部话剧。”在与复旦大学学生互动环节，莫言透露了他近期的写作计划。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一位高密老乡在日本北海道的荒山老林生活了10多年。莫言在1984年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乡，当时快80岁的他，挑着水依然健步如飞。

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提问，许多人出生在城市，现在的文学如何处理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对此，莫言感慨，农村和城市的界限确实越来越模糊了，但不用过多考虑这是农村还是城市题材，还是要盯着人写，写出个性，写出典型性。当然不能忽略语言的问题，如果故事很精彩，但语言不好， 只是故事而已。比如，那些充满了激情或讽刺意味，充满了暗示和潜台词的语言，就是话剧的最大魅力。要锤炼语言，发现人物特殊性。

如果将王安忆的小说改编成剧本，会选哪一篇？莫言的选择是《向西，向西，向南》。他开玩笑说，王安忆的小说“缺少枪刀剑戟”，写得比较绵密，所以改编成电影不会太好看。

“您会使用ChatGPT辅助写作吗？”一位理工科男生提问。莫言回答，5月17日他在《收获》创刊65周年庆典上给余华颁奖，之前曾“好玩”试着用ChatGPT写了一篇颁奖词。“乍一看挺唬人的，但认真读一遍，发现每句话都似曾相识，好像一盘沙拉，没有独创性，更没有感情色彩。我也让它写过七律旧体诗，感觉没有一句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家和诗人们不要太悲观。至于它以后是否具备创新能力，我对科学的事情也不懂，不好轻易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