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5月16日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已取消原定下周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计划，他将在5月19日至21日赴日本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后立即回国，处理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分析认为，这一事态凸显出美国债务上限谈判之紧迫严峻，以及国内政治对外交形成掣肘。

临时缩减亚太行程

5月16日，拜登在与国会领导人就债务上限问题会面后正式做出了上述决定。拜登说，作为总统，他不得不兼顾多项议题，他将在访日期间继续关注债务上限问题。

拜登同时表示，他已就“推迟”访澳行程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沟通。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还表示，拜登已邀请阿尔巴尼斯“适时”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阿尔巴尼斯回应说，美方5月17日早晨（澳大利亚时间）告知拜登行程变动，因为“6月1日之前的那一周至关重要”。阿尔巴尼斯表示理解，并表示双方将重新协调拜登访澳，他可能于今年晚些时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鉴于拜登下周不再访澳，原定下周在悉尼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改在本周末在日本举行。

让-皮埃尔还表示，总统团队已与巴新总理进行沟通，但巴新方面没有立即置评。

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国内债务谈判波及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令人失望。

按计划，拜登原本将在日本出席G7峰会后，于5月22日对巴新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他原本将成为首位到访巴新的美国总统。

另有报道称，在短暂停留期间，拜登此访或将促成美国与巴新敲定防务合作协议。拜登原先还计划在巴新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10余位领导人举行会议。

随后，拜登计划到访悉尼，并成为十年来首位在当地议会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随后，拜登计划于5月24日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领导人一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指出，中国是拜登计划此行的一大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太地区并未予以过多关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深化，尤其是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才有所增加。袁征说，美方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恢复与地区国家的外交、军事合作。不过，由于受到国内因素牵制，拜登政府难以为此投入太多资源。

此外，拜登本来还计划在访问巴新之后赴澳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引发关于美日印澳与太平洋岛国扩大合作的猜测。

而拜登临时取消行程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引发舆论关注。美联社注意到，在原先计划的三站行程中，有两站被取消，这是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遭遇的一次挫折，尤其考虑到美国在外交领域日益重视太平洋地区。

《日本经济新闻》称，拜登缩减外访行程表明，“美国的领导角色不可避免地被减弱”。

路透社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学者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Poling）表示，缩减行程将会打击拜登拉拢太平洋岛国的努力。

“我相信，白宫会在短期内找到补偿合作伙伴的方法。但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国内的功能失调削弱了我们在国外的实力。”

谈及拜登临时取消访问可能产生的影响，袁征表示，一方面，这可能会凸显出美国对南太地区不够重视，以及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美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一次访问临时取消预计不会逆转美国与巴新的合作趋势。但南太地区国家普遍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通过与大国合作促进自身发展。

债务危机迫在眉睫

考虑到巴新和澳大利亚之行的重要性，拜登临时取消行程凸显出国内债务上限谈判之紧迫严峻。

这场危机始于今年初。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就已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相比之下，美国在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25万亿美元。为避免债务违约，美财政部随即开始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

然而，暂停某些例行开支以维持关键支出等措施并未奏效。5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向国会发出警告：按照当前美国政府举债的速度，美国可能最早在6月1日触及现行法定债务上限。而触及“红线”意味着白宫无权继续举债，甚至再次陷入债务违约困境，而这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

在此背景下，白宫和民主党方面呼吁国会抓紧通过立法提高债务上限。另一边，目前在众议院占据微弱优势、掌握着一定主动权的共和党开出了一系列条件，包括要求政府将今后10年的联邦财政开支削减4.5万亿美元，并取消部分清洁能源减税政策等，在此前提下，共和党方面将批准把债务上限额度调高1.5万亿美元。

不过，白宫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认为国会必须“干净利落”地提高债务上限而不附加任何条件。近来，白宫官员与国会议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迟迟未能取得进展。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潘锐指出，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债务上限危机迫在眉睫。

一方面，正如多数历届政府那样，拜登政府也依靠大举举债维持政府运作。“除克林顿政府短暂实现财政预算盈余外，历届政府均出现财政赤字。”潘锐说，而拜登任内推出《通胀削减法》等法案，涉及大量国内投资和补贴。同时，美军军费高企，导致联邦债务不断累积，触及债务上限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债务上限问题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从以往来看，历次联邦预算或债务谈判陷入僵局，均是由于府会分裂，民主、共和两党往往会围绕相关议题展开博弈。”潘锐说，在野党会充分利用相关问题向执政党发起挑战，争取让步，满足自身诉求。

另一个新的现实背景是，2024年美国大选选战已经打响，两党更有理由展开博弈。潘锐说，拜登已经发起竞选连任，在预算项目上预计会向自己的票仓有所倾斜。共和党方面也瞄准来年预算，试图削减对民主党阵营有利的项目。

“虽然债务上限是一个经济议题，却蕴含着复杂的政治考量。”潘锐说，目前双方分歧严重，拜登政府难以接受共和党方面开出的条件。

而为两党斗争埋单的，可能是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老百姓。一方面，债务上限危机将影响美国政府正常运转，包括部分联邦机构停摆等。

“尽管这不是新鲜事，但这一次的情况可能会比以往更严峻。”潘锐说，正如美方一些经济学家发出的警告，若全球头号经济体美国陷入债务违约，或将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目前看来，美国能否避免债务上限危机，取决于两党能否在6月1日达成妥协。从以往经验来看，两党往往会拖到最后一刻，迫于多种压力，反复权衡利害后，才会达成某种妥协。拜登也于上周表示：“有些谈判是在最后一刻进行的。”

但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恐怕很快就会重演。潘锐表示，以往美国政府需要2万亿左右的债务提升额度才能满足需求，眼下共和党方面开出1.5万亿，意味着拜登任内可能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危机，两党博弈也将随之持续。

“总体而言，此次拜登因债务上限危机迫在眉睫而临时缩减外访行程，是美国国内政治牵制外交的一个典型例证。”袁征说。最新事态也凸显出美国外交和内政议题的联系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紧密。考虑到政治极化、党争加剧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以及2024年大选的到来，美国国内政治对于外交的牵制将会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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