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强调博物馆服务社会发展的多重作用。从古代到现代，博物馆不简单拘囿于保护和收藏功能，转而积极向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学习、沉思和讨论的场所，“犹如一架天平，其两端分别代表‘神庙’和‘公众论坛’”。

「公众可及 世代相传」

17世纪前，画廊、储藏室等作为博物馆的雏形，很少对公众开放。16世纪，美第奇家族曾尝试小范围地推广外来观藏。有意愿者向仆人支付高额小费，即被安排私下参观。

1737年，安娜·玛丽亚·卢多维卡决定将美第奇家族400多年来积累的艺术遗产捐赠出去。她在向劳雷纳王朝移交艺术遗产时，确立了一些硬性条款：“为了国家的光彩”，一切都留给国家而非私人；艺术作品须服务于佛罗伦萨人的“公众利益”，并用于“吸引外国人的好奇心”。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齐宫，获得了美第奇家族的诸多艺术珍藏。其中不乏14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杰作，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达·芬奇的《三王礼拜》、拉斐尔的《金丝雀圣母》、米开朗琪罗的《圣家族》、提香的《花神》等，以及矗立千年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塑。乌菲齐宫于1795年建成艺术博物馆，成为可供公众欣赏的艺术殿堂。

不过，对博物馆公共属性的探索其实早已有之。17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收藏狂潮。英国特雷德斯坎特父子远赴非洲及美洲，收集大量自然标本，建立特雷德斯坎特博物馆。1656年，古董商埃利亚斯·阿什莫尔为该馆编撰藏品目录。1683年，阿什莫尔将相关藏品捐赠给英国牛津大学，随之成立了集收藏、公众展示、实验、教学等功能为一体的阿什莫林博物馆。该馆拥有一件珍贵的渡渡鸟标本。

一般认为，现代博物馆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旧政权的新兴力量试图建立新社会，并积极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强调文化遗产属于全体公众。由此，卢浮宫作为一座“致力于爱和艺术研究的殿堂”，开始向公众开放。这是博物馆公共化的标志性事件。在此后的10年内，卢浮宫按照10天一个周期安排展览。其中，5天专门对艺术家和临摹者开放，2天用于藏品维护，3天时间服务于公众。

1829年，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美国政府。之后，美国方面利用史密森超过50万美元的遗赠在华盛顿建立史密森尼博物学会，致力于“增加和传播知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史密森尼学会拥有超过20家的博物馆、国家动物园和研究机构。

1891年，瑞典民俗学家阿图尔·海责琉斯在吉尔卡登岛创建斯堪森露天博物馆。他将原真的农舍、教堂、商铺等迁移至此，打造出一条富有瑞典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老”街道，复刻了昔日的城市和乡村生活，并可供公众举办婚礼、观赏演出、举办民俗庆典等。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一系列科技和工业主题展览。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一大目的是“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各国工业发展水平”。这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600多万名参观者，并获得超过18万英镑的利润盈余，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此为契机，英国政府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博物馆集群，包括南肯辛顿博物馆，即现在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旨在于博览会后继续提供一个无差别对待的公共场所，将工业遗产转化为公众可及、世代相传的教育遗产。时至今日，该馆依然为观众提供实验性对话平台，鼓励人们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

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会址“水晶宫”内景

除了帮助社会公众开拓视野、提升素养外，博物馆还是许多思想家的研究学习之地。

在马克思居于伦敦的34年里，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地方博览群书、著书立说，撰写了著名的《资本论》。

1902年，列宁和夫人从德国慕尼黑来到伦敦，也曾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深入研究伦敦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状况，编辑出版《火星报》，指导俄国革命。

1896年，为躲避清政府追捕，孙中山从纽约来到伦敦，每天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数小时，对各国宪法、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展开系统研究，撰写了《伦敦蒙难记》。

据清政府驻英使馆雇用的侦探社所提供的报告披露，孙中山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时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萧伯纳、叶芝、狄更斯也先后在大英博物馆留下足迹，丰富的馆藏书目给了他们重要的思想启迪。

油画《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

「“说明一切之材料与标本”」

中国历代也有古物收藏、保护和陈设的做法，如周时的“玉府”“天府”、汉时的“天禄”“石渠”“兰台”等。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同为古物收藏者，“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据传，夫妇两人所藏商周彝器、汉唐石刻拓本等共有2000种之多。

到了近代，外国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图景，让越来越多的国人感受到博物馆“无美不具，无奇不备”的重要优势。1868年，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记录了应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之邀游历西欧的所见所闻。他对卢浮宫是这样描述的：“法京博物院非止一所，其尤著名者曰噜哇，栋宇巍峨，崇饰精丽，他院均未能及。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广搜博采，务求其全。洵可谓天下大观矣。”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进一步提出博物馆“广见闻，增智慧”的功能。

由此，有识之士积极倡议转变古物私藏的旧有观念，试图以新型博物馆的形式兴贤育才、改造国民。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张謇、李济等人更是纷纷呼吁“古物公有化、博物馆公共化”。

1868年，法国人韩伯禄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这名动植物学者多次考察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收获了丰富的动植物标本。1883年的《申报》提到，徐家汇博物院“珍禽、奇兽、灵蛇、鳞族，莫不咸备，皆用药水浸制，宛转如生。院外有囿。囿中尚在装造木笼，将以生致鸟兽置之于此，以备游览。囿外有鲸鱼头骨一具，望之隆然”。

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划归震旦大学管理。新中国成立后，震旦博物院的藏品分别被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接收。

1904年，山东济南开办广智院。老舍评价，“就它的博物院一部分的性质上说，它也是不纯粹的：不是历史博物院、自然博物院或某种博物院，而是历史地理生物建筑卫生等混合起来的一种启迪民智的通俗博物院”。

20世纪初广智院内部展览场景

1905年，张謇深感“博物馆不备，物理之学，无所取证”，遂向清政府呼吁在北京建立国家博物馆，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于是，他将经营民族资本工业获得的企业利润作为后盾，着手创办南通博物苑。张謇认为南通博物苑应“备物理上之实验，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可见在创建伊始就具备了教育性质。

辛亥革命后，故宫前部设有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1924年11月，溥仪离开故宫。随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推选严修、蔡元培、熊希龄、汪大燮、于右任等人为董事。1925年，这座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

20世纪30年代，国事危殆，外侮日亟。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马衡、傅斯年、袁同礼、翁文灏、朱启钤、叶恭绰、李济等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以进一步引领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培养博物馆专业人才。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后在上海举办了三个展览，分别是1930年的“世界版画展览会”、1933年的“德俄木刻展览会”和“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意在推行美术教育理念，给青年以借鉴和启迪。

鲁迅认为：“展览会很有益于美术家，在那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兴趣，同时也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欣赏能力。因为单看一幅画，不容易分辨好坏，比较看来，优劣立见。”

这一时期，中央博物院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开始筹备，旨在“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

博物院计划书草案明确建院宗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博物院拟建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后因时局影响仅建成“人文馆”，即现在的南京博物院老大殿。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张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