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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笔划掉了“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中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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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海华 2023-05-06 11:46
摘要:数十年前,他不愿留名。而今,苍穹中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永久命名。

两个“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是我国1965年和1981年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

王应睐,是这两项成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在任何相关论文中坚决不肯署名。就在他的书房,他亲笔划掉了上报国务院关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鉴定成果中自己的名字。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是熟悉王应睐的人对他的评价。

2001年5月5日,94岁的王应睐走完堪称传奇的一生。两个月后,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发表纪念文章,专文致敬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是不多见的。

今天,他曾任首任所长的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举行“王应睐星”命名仪式。数十年前,他不愿留名。而今,苍穹中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永久命名。此时此刻,“王应睐星”正以每秒16.9公里的高速运行,一如勤勉的他。

很多人可能还不熟知他的传奇——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被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中国生物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为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解决营养问题;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

他的故事,对当下别具意味。

【协同】

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要破解事关前沿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问题,需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注重发挥建制化组织作用。

人工合成胰岛素,正是一个典型的建制化研究工作。起初,几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分别投入大量人力,组织各自的科研团队,然而研究却迟迟没有突破。时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的王应睐,果断谏言,集中精干专业队伍协同攻关,彼此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要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58年,胰岛素化学结构的解析工作获得诺贝尔奖。当时,《自然》曾发表评论“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仅仅7年后,中国科学家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王应睐(左一)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模型旁

2015年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0周年,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原上海生化所)专门筹建了纪念展厅。中心主任刘小龙曾多次向参观者讲述这个故事,“王应睐先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他过人的胆识和雄韬伟略令人钦佩不已。”

还有一个“插曲”。当年合成胰岛素时,氨基酸不仅匮乏而且价格昂贵,其他生化试剂也主要依赖进口。王应睐力促成立了东风生化试剂厂,负责合成氨基酸和其他生化试剂,提供给全国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算得上是早期的“产学研”融合。

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难度更大,协作范围更广泛,关系到京沪地区多家单位。王应睐起初担任沪区协作组组长,后挑起整个科研协作组组长的重担。

【纯粹】

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产生于1955年,其中有48岁的王应睐。

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纯粹,是他与无数科学家实现重要突破的不二法门。

1938年春,庚子赔款留英考试首次设了一个生物化学(偏营养学)的名额。王应睐参加考试被录取,赴英国剑桥大学专攻维生素。彼时王应睐所在的实验室设备简陋,既没有离心机,也没有光度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建立的维生素B1的硫色素荧光测定法,能够简便准确地测定食品及其他生物样品中的维生素B1含量。王应睐一共发表了9篇论文,这在以往研究生中没有先例,他未经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王应睐在剑桥大学

此后,他与合作者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合成纯维生素A过量时有毒性,引起各国学者重视。为扩大生化研究能力与视野,1943年王应睐师从国际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王应睐通过完整的实验,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得到凯林的高度评价。还有一次,凯林要他分离马胃里寄生虫背部的一条“红线”,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过去,凯林也曾要求其他人做这件事,但他们受不了马胃的难闻味道,工作量又太大,都找借口不肯做。而他接了这个课题,知难而进,获得了成功。

上海解放初期,解放军战士由于只吃大白菜、豆腐与大米,普遍舌头糜烂、下身奇痒。临床营养学家侯祥川与王应睐前去会诊,很快就判断为维生素B2缺乏。侯祥川对战士们进行治疗,王应睐则分析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的主要食物是干粮,但后方生产的干粮过不了多久就会变质。如何防止干粮氧化?王应睐通过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包括利用含天然抗氧化剂的黄豆粗豆油作为油脂来源,严格控制干粮中催化脂肪氧化的铜铁离子含量,以及采用经氧化处理的包装纸等,同样解决了问题。


“DNA之父”詹姆斯•沃森首次访华,与老友王应睐会面

1984年,担任了26年中科院生化所所长的王应睐退居二线。中科院院士王恩多回忆:“以前他想的是全所的研究如何发展,自己连一个课题组都没有,他告诉我,现在可以考虑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了。”77岁的王应睐,从此亲自领导一个课题组长达10余年,瞄准的是当时分子生物学的前沿课题。

1985年,王应睐先生获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周年”表彰,并不打算在科学研究上退居二线的他,这一年还在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勉。此后他领衔课题组所做的研究,先后获得2000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可以想象的是,这10余年间,壮心不已的王应睐有多么享受“纯粹的科研时光”。

【凝练】

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布局要有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因此凝练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就格外重要。

“王应睐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对国际上生命科学发展趋势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中科院院士林其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的研究迅速发展,成为生物化学学科的“生长点”。时任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副所长的王应睐认为,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生长点”来带动全局,才能尽快改变我国生化研究的落后面貌。他先后邀请到邹承鲁、曹天钦、张友端、王德宝、钮经义、周光宇等来所工作,加上代谢专家沈昭文,形成了生化研究的“梦之队”。这支梦之队以蛋白质、酶、代谢为主牵头开展生物化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王应睐出任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首任所长。大家公认,他不仅塑造了研究所的“形”,也铸造了研究所的“魂”。


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左一为王应睐)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学兴起,王应睐向有关部门建议重点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70年代遗传工程技术发展迅速,在他的坚持下,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于1975年成立国内第一个遗传工程课题组。当遗传工程研究初具规模,王应睐力促“乙肝表面抗原遗传工程”项目上马。1982年,得到乙肝表面抗原在细菌中的无性繁殖株,为此后大规模生产乙肝疫苗打下基础。

王应睐还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先后组织近10期高级生化训练班。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大学没有生化专业,许多青年科研人员没有经过生化的基本训练。这些学员后来成为生化领域的骨干,李载平、许根俊、洪国藩、刘新垣等多位院士,都是训练班的学员。中科院院士邹承鲁曾经说过:“中国的生物化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规模,王先生功居首位。”

【祖国】

王应睐的家人一直保存着一张他伏案工作时的照片,他专注地在纸上记录着什么。在林其谁院士的印象中,这正是他年轻时所看到的王应睐先生,他经常最早到办公室,总是在忙碌,似乎有做不完的事情。

除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王应睐的人格魅力也为人称道——

生化所成立初期,为安装第一台贵重的进口超速离心机,王应睐日以继夜爬上爬下,还手把手教工作人员如何使用和保养。

“王所长对人的爱护是真正的爱护。”这是许根俊院士经常说的一句话。为解决科研人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应睐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他还写信到香港为职工家属求医问药。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开电梯的女工说,所里对她最客气的人就是王所长。

1996年,王应睐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拿出一部分奖金设立了“王应睐奖学金”。

当孙女问王应睐,为何学成后执意回到中国时,得到的回答再简单不过——“那是我的祖国”。

王应睐的长子王家槲说,母亲晚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病情严重时大小便失禁,房间里弥漫着气味,父亲坚持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直到母亲中风住进医院。父亲每天到医院看望,拉着母亲的手默默地坐上几个小时。

妻子去世后,耄耋之年的王应睐强忍悲痛,仍坚持天天准时上班。

科学家精神在他身上,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习惯。

题图来源: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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