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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福海:我投下了首颗空爆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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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华商报 2017-08-02 07:37
摘要: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那最准确、最关键、最神圣的一投,就是于福海完成的。

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新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并能进行空投的国家。


现在,当年的英雄们有的已离开人世,有的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


1965年5月14日9时59分10秒,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那最准确、最关键、最神圣的一投,就是于福海完成的。


今年7月25日,在秦岭山下的一处山庄里,记者见到于福海时,86岁的他除腿脚稍有点不便外,腰板挺拔,而且记忆力极强,他向华商报记者讲述了我国首次空投原子弹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准备入朝作战
从大学报名参军


于福海出生于辽宁,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空军急需大批的空军飞行员,于福海主动报名参军,入伍到长春某航空学校,成了一名飞行机组的领航员(机组三大员:飞行驾驶员、领航员、射击员)。作为轰炸机的领航员有两大功能,一方面成功将飞机领到指定地点,另一方面就是投弹。


于福海说,他在航空学校仅学了一年,1951年12月毕业分配到部队。1952年中国从当时的苏联进口了一批轰炸机,空军立即在此基础上组建轰炸师。但随着局势变化,于福海没有入朝作战,随部队驻守东南沿海。

 


缺航油、缺配件
每周仅飞12分钟


1958年12月,于福海等12名飞行员被派往苏联学习新型轰炸机技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苏方不提供飞机,经中方多方努力,苏方提供了另一种轰炸机图-16型飞机(中国称为轰六)学习,这种机型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于福海说,学习一年后回国,因为国内没有轰六战机,12人有的回到原来部队。这一现状引起空军领导的高度重视,空军首长要求留住还没有走的6人,称留下这6颗种子,将来必有大作为。随后,中国通过努力,从苏联购回2架轰六轰炸机,成立了轰六轰炸机独立大队,从此中国空军有了航程远、飞行高的轰炸机,这个机型至今仍是我国维护东南沿海主权的重要力量。


于福海说,两架轰六飞机买回来了,当时我们国家还无法生产出合格的航油,飞机配件和器材更是无法制造也无处购买。为了能把所学用于实践,他们每周只能驾飞机起飞一个通场起落(12分钟),就舍不得再飞行了。


经过层层推选
成为空投任务主角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这颗原子弹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试验的,因为没有解决运载问题,无法实现空投,对于精确测量核爆炸的当量,检验原子弹各种杀伤力的实际破坏程度等,都有很大局限。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5年至10年。所以,空投原子弹,成为我国核试验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央高层通过研究,选择轰六机型进行空投。这种飞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而且载重量大。机型确定后,空军某部将这一机型按空投要求进行了全面改进,达到空投标准。经过层层推选,航空兵独立某团副团长、第一飞行员李源一和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6名同志成为这次空投任务的主角。备选机组:徐兴宏、赵承业、张师的、高成发、肖富贵、张尚英。


秘密进驻戈壁滩
对家人都要保密


于福海说,当中央和空军决定他们执行这项任务后,一切处在高度保密状态,几乎和家属失去了联系,妻子只知道丈夫去执行任务了,至于到哪里去了,执行什么任务,他们都守口如瓶。直到试验成功开庆功会时,整个机组成员的家属才知道他们执行的任务。


于福海说,一边对亲朋好友守口如瓶,一边是高强度的训练。戈壁滩上一会儿太阳高照,一会儿就是龙卷风,加上他们这些飞行员在苏联学习时间短、学的内容不够扎实,回国后因为航空器材受限,不舍得飞行,掌握的技术也不过硬,要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心理压力特别大。平时投普通的航空炸弹,在靶心200米以内就算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要求就高了。因为在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以检验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靶心100米内,才能保证获得科学的数据。


大戈壁气象差
训练不如意压力大


于福海说,在那些训练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白天在天上飞、地上练,晚上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通过光学仪器放大后从万米高空看去,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硬币大小。飞行时靶标在瞄准镜中辗转腾挪,很难套定,经常两眼被碰肿了也丝毫不敢懈怠,空中失之毫厘,在地面就会偏离千米,特别是仪器核算时老出问题。随着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训练成绩时好时坏,来自中央高层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于福海和其他5名飞行员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谈起当时的压力时,于福海还时不时把眼睛闭起来平复内心的激动。他说,因为设备技术所限,推算起来非常复杂,加上大戈壁上的季风一反惯例,提前来临,西部高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这些都给操纵飞机带来很大不便,从万米高空如何准确锁定靶标,全机组受着高度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福海说,有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从指挥部来到机组,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的亲切问候,嘱咐大家: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于福海说,现在他都清楚记得当初张爱萍讲话的情景。


于福海说,按规定正式投弹前都要进行一次非正式的预演,同样重量、同样仪器,只是没有装核弹原料,因为当时气象条件不佳,加上自己特别紧张,预演第一次瞄准时并不理想,全机组和地面指挥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当时他立即调整心态,在第二次瞄准时达到预期效果。讲到这里,于福海笑着说:“让大家紧张了一下,还好没有出现大问题。”


距靶心40米处原子弹爆炸
个人被记一等功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1965年5月13日傍晚,下达了空投命令;次日4时整,机组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准备;7时54分,张爱萍下达了起飞命令。


于福海说,当天的情景他一生都无法忘记。飞机飞进试验场区时,靶标出现了,方形的白框里套着一个直径约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桥梁、铁轨、房屋越来越清晰。按规定,飞机必须带弹进入靶标三次。第一次进入,进行概略瞄准;第二次进入,进行精确瞄准;第三次进入,实施准确空投。


按反复演练的程序,通信员孙兴富郑重地向地面指挥部请示:要求进入靶场上空投弹。


爆炸前7分钟,于福海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爆炸前1分20秒,于福海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紧接着喊:打开弹舱!


9时59分10秒,一切就绪。考虑到手动有0.2秒的误差,于福海在这时按下了投弹按钮。于福海说,飞机减轻了重量,向上一蹿,按演练的要求就要立即加速飞行。轰隆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于福海说,当时他们没有很好的装备,戴着太阳镜,出于好奇他打开飞机窗户的布帘,看到一个红彤彤的大火球如初升的太阳一样升起来,火球越来越红,越来越大,翻腾着巨浪升起。于福海赶紧把布帘拉上,又等了一会儿,好奇心促使他又打开布帘往外看,火球没有了,变成了像巨浪一样的灰土,又像是一大片云朵。飞机加速前行,一会儿这一切都消失在视线中。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空爆成功后,机组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李源一和于福海记了个人一等功,其他4名同志记了二等功。


于福海说,其实立功受奖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52年后与空投轰炸机合影


今年春节的一天,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游人纷纷与当年空投第一颗原子弹的轰六飞机合影,而这些合影的人群中就有当年该飞机的领航员于福海。讲解员听说他就是当年神圣一投的于福海时,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于福海说,回忆他的一生,一是从1962年到1985年间,13项重大的试验他参加了9次,其他4次是因为飞机改型而没有参加;二是在他的努力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领航人员,这些是让他比较欣慰的。


采访完后,于福海站在门口与华商报记者挥手告别,笔直的身板如门前的松树。车渐渐远行,老人消失在视野里,远处的秦岭巍然挺拔连绵起伏。也许很多人碰到他,不会想到这是一位为共和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如今英雄老了,但他的精神依旧。

 

(本文摘自华商报。题图来源:华商报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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