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它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经验呢？

司马光在这部书里面叙述了22个王朝的兴衰。第一个是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部分。他是从战国开始写起。为什么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写起？司马光有他的说法。秦汉统一的王朝，中间包括一个短暂的新莽和东汉。中国将近300年的分裂，除了西晋将近50年的统一以外，接着是魏晋南北朝。司马光非常讲究正统。他认为南朝是正统，西晋完了以后就是东晋南朝。北边是五胡十六国，接着是隋唐五代十国。五代包括梁、唐、晋、汉、周。在司马光记载的22个王朝里面，秦汉和隋唐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一统的王朝，秦短暂，接下来是汉；隋短暂，接下来是唐。一汉一唐让中国的文化、历史、疆域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以后的历史《资治通鉴》里没讲。可以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秦汉把春秋战国的乱象给统一了，秦是制度上统一，汉承秦制，各个方面都有发展。隋把魏晋南北朝将近300年的分裂统一了，但是隋很短暂，不过制度是隋朝建立的。唐进一步发展，将近300年的天下。五代十国都是分裂的，宋、辽、金、夏更是如此。元、明、清又是统一的，其中明、清各有260年左右的历史。中国历史确实是在这样一个循环方式下进行的，但是每一次分裂都有更高一级的统一国家出现。

司马光总结出什么经验呢？他说领导是关键，人君是核心。他特别强调一个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德对国家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说不，“人君”应该有更主要的责任。他把领导分成五个不同的类型。他在《资治通鉴》里面没有明确的分类。但是他在给哲宗皇帝编的《资治通鉴》的一个简本叫《历年图》中，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1362年的历史，与《资治通鉴》是完全一样的年代记法。在这里面他说领导有五种：一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而能自我约束；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四为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五是乱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他把这1362年的20多个君主分成这几种，他认为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最糟糕的是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性不受法则”这几个字大家别小看了，“依法治国”这四个字是法家提出来的，韩非子就提倡依法治国。中国古代是讲法的，但是法是在人治的基础上。圣君贤相都受法则的约束，昏君奸相全当无法，不受法制约束。但是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有明确法律。帝王因为不受法律约束，所以荒淫无厌、刑杀无度，民怨沸腾，国家自然就灭亡了。《资治通鉴》正面褒扬了唐太宗那样的仁明之君，批判了隋炀帝那样的荒淫之主，记述了刘邦等创业者的艰难，揭露了秦二世等乱亡者的无耻。一部《资治通鉴》描写了众多帝王五种不同的众生相，也留下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教训。

司马光的评论往往用“臣光曰”的形式。他在给宋神宗的上疏里说，“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就在这儿。他所指是：第一修心。修心有三个要点，治国有三个要点。修心三个要点是仁、明、武，治国三个要点是用人、信赏、必罚。仁、明、武是古汉语的词汇，1954年搞白话文后就很少用了。什么叫仁？我们现在也使用仁义、为富不仁或者宅心仁厚等词汇，但是词义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更多时候是使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我们目前对古人的词汇内涵已经比较陌生了，但它的内容指向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这六件东西，我过去献给仁宗皇帝，又献给英宗皇帝，现在又献给陛下神宗皇帝，我平生所学至精至要都在这儿。《资治通鉴》提供什么历史经验呢？司马光认为：

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人君要具备三条关键品质：仁、明、武。治国的关键三条是：用人、信赏、必罚。所谓“妪煦姑息之谓也”，妪是老妪，煦是和煦，春风和煦，姑息就是不忍心原地处罚，叫姑息养奸。他不是指的婆婆妈妈那种，或者韩信说的妇人之仁，而是讲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仁就是讲政治影响力。什么是政治影响力呢？就是跟着领导干这件事的理由。领导得让别人认同你或者服从你的领导力，争取民心。争取民心有哪几条呢？包括“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就是要加强教育，重视教育，重视民生，让老百姓肯跟着你走。这是讲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影响力。古人的仁更多包括爱民、养民。什么叫人君之明呢？不是烦苛伺察的意思，而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主要是指有判断力，辨别是非、察觉安危、识别人才贤愚忠奸的能力。人君如果是非不分、忠奸不分是不行的。什么是人君之武呢？“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决策能力和付诸实施的能力。人君在这三个方面都兼备了，国家就强大了，缺一个衰，缺两个危，缺三个国家就灭亡了。

治国也有三条。那么人君如何来治国呢？司马光说：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官人是指干部的任用，赏罚就是激励机制，就是如何鼓舞下属去认真做事。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外在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交集就是“用人”。这其中包含了法家的思想。法家讲信赏必罚。这是韩非子的话，“必罚明危、信赏鉴能”。习近平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次提到三刘：刘邦（西汉缔造者）、刘秀（东汉缔造者）、刘备（蜀汉缔造者），其实这三个人自身没什么特别高超的本事，他们的本事就是让那些有本事的人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去做事。如何让下属全心全意去做事呢？领导要有激励机制，激励下属为你去做事，所以古人就讲信赏必罚。今天的激励机制应该是多方面的。所以司马光讲，“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关键是用人的问题，所以用人是人君之道的核心。司马光把用人得失看作治国安邦的关键，认为善于用人是人君治国的不二法门。“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通鉴》卷一百二）。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兴衰。关键是用人，人君之道一，就是用人。用人是关键。

但是怎么样去用人呢？那就要识人、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下属，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如何知人？行胜于言。譬如说，“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通鉴》卷七十三）。“行胜于言”，司马光在实践中考察人才、按照政绩选拔人才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领导者用人也很有启发。

《通鉴》反复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通鉴》突出了其用人上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用人要充分信任人，敢于授权：“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通鉴》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通鉴》卷九、卷十、卷六十三记载，魏得许攸破袁绍，汉得陈平诛项羽。许攸本来是袁绍的部下，但是袁绍言不听计不从。许攸建议他看好乌林的粮草，但是袁绍不接纳。许攸建议曹魏在官渡，袁绍可以出一支骑兵去袭其老巢，到许昌把汉献帝拿下。袁绍还是不听从。领导如果对是非、安危搞不清楚是不行的。许攸投奔曹操，曹操来不及穿鞋子赤着脚就迎出来了。许攸问曹操，你现在有多少粮？曹操撒谎，说差不多有够吃一年的粮。许攸说你说实话，曹操说差不多半年吧。后来曹操不得不说实话，只有半个月的粮草了。许攸告诉他，你现在去攻袁绍的粮仓。曹操马上采纳，结果取得了成功。项羽也不采纳陈平的建议，结果陈平到刘邦那里得到重用。领导如果忠奸贤愚分辨不清楚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司马光讲的这三点确实是核心问题，领导懂不懂政治，是否懂得争取民心，有没有判断力，决断以后能否马上采取措施。领导不能光看到问题而不能采取措施。

古人治国是很有传统的。我们现在讲管理总是习惯去向西方学，其实可以先把中国祖先的优秀经验学来。因为西方与中国不一样，古今也有很多情况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其特色才不一样。我们有一套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办法，这些跟今天的治国领导学、管理学是相通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司马光在《通鉴》里讲的第一个故事把刚才讲的这些道理都写进去了。这个故事讲的是智伯覆亡的故事，故事里出现了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三家分晋的领导人。韩康子相段规，魏桓子相任章，智伯的谋士疵。相是诸侯国的宰相，下一级叫宰。司马光写《通鉴》第一个故事的第一句话就是“初命晋大夫魏、赵、韩为诸侯”。这是公元前403年。这一句话司马光做了一个长篇议论，这个议论太重要了。这是从分封制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郭沫若谈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是从战国时开始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纲纪哉？……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毛泽东说，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走向衰落的转折点。“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选择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开宗明义，与《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臣下做得不合法，天子还承认，那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因为封建制度被破坏了，整个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司马光从这一年开始写，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司马光认为的这件大事就是春秋战国的分期，也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制度有问题不是三晋的坏，而是天子的坏，因为三晋本是大夫，现在他们想当诸侯，天子就任命他们为诸侯，不是承认他们的胡来吗？后来大夫把晋国给分了，他们自己成了诸侯，相当于一个地区闹独立。司马光认为这是大事，这个变革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发展。

下面接触一下原典。司马光讲的仁、明、武这三点在这个故事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不想给。韩康子的相段规就劝韩康子，智伯好利而且刚愎，你不给他就会讨伐你，不如给他。他必定会向别人再要地。别人如果不给，他必然举兵相向，我们就能免于祸患静观事情的变化。这相当于把祸水引向别人了。康子说好。如果康子不给的话，智伯就会攻打康子。智伯势力强大是很危险的。段规把这个危险告诉了康子，康子采纳了。康子虽然不知道危险，但是他能够作出判断。智伯得寸进尺，又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也不想给地。魏桓子的相任章劝说魏桓子把地给智伯。魏桓子说，智伯无故向我要地，我为什么要把地给他？任章说您说的不错，智伯无故来索地，诸大夫一定会害怕。我们给他地，智伯会更加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诸大夫因为害怕，关系会更加密切，以诸侯团结相亲的军队去对付轻敌的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任章说，我们选择可以交往的人谋划去如何对付智氏，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智氏刀上的肉。桓子说好，又给智伯一万户人家的城邑。魏桓子也懂得把祸水往外引，而且他很清楚，让智伯更加骄横，其他人也就害怕了，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这就是懂得明和武。“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赵襄子不愿意把地给他，智伯大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韩、魏对智伯心怀不满，怎么会与智伯一心呢？这其实就像前秦苻坚带着姚苌去打东晋一样。赵襄子就逃跑了。他说我能往哪跑呢？随从们说，山西的长子近，而且长子的城池很厚且完整。赵襄子说，“民罢力以完之”。罢就是疲。老百姓费力、尽力来修筑这个城池，你又让他们用命以死相守，谁会来守呢？随从又说，邯郸的仓库很丰实。襄子说，邯郸的仓库怎么会丰实？邯郸的钱库不就是老百姓的钱吗？现在我到那里去，让百姓们去守城，等于就是让他们去送死一样，谁会跟我们一起？襄子说，也许晋阳是最好的。因为我的先人在这里有恩德，而且那里的领导对老百姓非常宽厚，老百姓一定会与我一条心。所以他就逃到晋阳去了。三个不同的城池，长子城池强但是民心不可用，邯郸粮食多但民心同样不可用，晋阳因为领导宽厚所以民心才真正可用。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三家用水来灌晋阳，城池只有三版的位置没有进水。灶堂里青蛙跑来跑去，但是“民无叛意”。为什么民无叛意？因为这里的百姓感恩赵国的先人，而且这里的长官尹铎又宽厚。百姓对政府没有不满意之处。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可见智伯很骄傲。司马光通过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智伯的骄傲描述得淋漓尽致。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也可以把一个国家灭亡了，可见智伯非常狂妄。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康子，康子用脚踩了一下桓子。这两个人心想，这次把赵国灭亡了，下次就轮到我们了。疵是智伯的一个谋士，他告诉智伯，韩、魏必定会反叛的。智伯说，你是怎么知道的?疵说，这是一个平常人的正常反应。韩、魏出兵与我们一起攻赵国，赵国灭亡了，下次就必然轮到他们了，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我们相约把赵国打败以后，三分其地。如今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赵国人和马互食，城降有日，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高兴的样子。疵确实是一个智能之士，他能以情理度之，猜测这两位要背叛。那么智伯怎么做的呢？智伯把疵的话告诉了二子。这两人说这是谗臣得了赵氏的好处为赵氏游说，使你怀疑我们而放松对赵国的进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两家怎么会无视即将得到的好处，而背叛你是又危险又困难且完全做不成的事。疵进来后问智伯，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这两位了呢？疵说，我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就快步走了，我就知道你告诉他们了。智伯不采纳疵的建议，还傻乎乎地告诉人家。疵知道智伯要灭亡了，他就找个机会出使到齐国去了。韩、赵、魏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联合起来攻打智伯，智伯被灭亡了。同样是谋臣，那两家君主就能听进去劝谏而且采取了措施。智伯的属下并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能力指出危险所在，但是智伯既不明又不武，判断不出安危，所以智伯的下场悲惨。司马光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他没有作出任何评论，但故事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谁赢谁败，为什么成为什么败。司马光的写法大多数都是这样，他将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讲得很清楚。《通鉴》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归结到最后是司马光总结的经验。

未完待续……

（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