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94岁的植物学家李恒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天起，她一天也没有休息，61岁时深入独龙江考察植物整整8个月，90多岁仍每天坚持工作。2022年11月，在“一席·枝桠”节目中，她对着镜头侃侃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植物学家李恒    （资料图片）

『我不是那种退却的人』

我从来不怕苦，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吃苦吗？

1990年，我61岁。那次去独龙江考察，事先已经精心准备了两年，终于可以成行了。但临走之前，我先生突然病危进了医院，我想来想去，考察的行程不能被耽误。我让我女儿过来照顾她爸爸，我还是跟着考察队走了。

刚走了一个多月，我就得了瘴气病。瘴气病是会死人的疟疾。和我一同去的我的一个学生，见我生病了，整个人都崩溃了。云南流传这样一句话：“要到怒江坝，先把老婆嫁。”因为怒江坝有瘴气，去了就没得回来了。独龙江也是这样的地方。

我得了瘴气病以后，大家都觉得我回不来了。单位里联系了军区，要派直升机来接我。部队有电话可以通，就动员我女儿坐在电话机边，喊我回去。我说：我不能回去，我来都来了，我要是回去的话，这几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我的目标没达到，我也不是那种退却的人，就是死也要死在那里。要知道，独龙江越冬考察是很难的，每年10月到来年5月，那里都是大雪封山，几乎与外界隔绝。要是夏天去很容易，但那就没有新的发现，没有精彩的故事了。

很庆幸的是，我的病后来好了。1991年6月，考察结束。但没想到的是，回来的路也不好走。进出独龙江的山路都是在陡峭的崖壁上，一步起码有一个楼梯台阶这么高。我当时骑着马，下山的时候，马突然失蹄了，结果一下子跳起来，把我抛在一个陡岩上。当时我就晓得我要死掉了，但我心想：好啊，我工作都已经完了，死得这么痛快，那也就行了！

我就这样昏了过去。地方上来接我的人走在我后面，一看出事了，赶紧跑过来问我怎么样。我慢慢醒了过来，他们扶我上马，又走了两天才到县城。那时候我就觉得浑身骨头疼，疼得要命。那两天里，我下马都是他们抱我下来的，吃饭只吃两口，晚上倒在床上，早上也是靠他们扶我才能起床。

回来的路上，我全身都肿了，那个地方很潮湿，又没有蔬菜吃，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从独龙江回来之前，我已经把总结都写好了，把植物的情况讲解录在录音带上。我说，假如我回不去，你们就放录音带听。但最后，我还是活着回来了。而且，我在这一路上，在县政府、州政府、当地的农林部，一共做了4场报告，讲述独龙江地区的植物情况。

植物所派了两辆车来接我，一辆大卡车拉标本，我坐的是吉普车，坐了3天才回到昆明。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我女儿硬是扶着我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说我断了3根肋骨，要上石膏，让我住院。我跟医生商量，是否可以不上石膏、不住医院，医生说那你得一直保持上半身不动，动的话会有危险。我说我可以。医生就给我贴了一张膏药，止了疼。

第二天，我照样在标本室工作。我就那样直直地挺着工作、吃饭、睡觉，不歪着，也不弯着。我连续工作了3个月，把所有植物标本都鉴定、整理出来了，这样才有了《独龙江地区植物》这本书。

耸立在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李恒老师研究植物的宝地。   （新华社图）

『我发现和命名的植物很多』

高黎贡山横跨我国西藏、云南和缅甸的北部，中缅有一段国界就是以高黎贡山的山脊为界（东坡在中国，西坡在缅甸）。而独龙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高黎贡山的西坡。高黎贡山东坡和西坡的植物很不一样，因为东坡是受太平洋气候的控制，西坡是受印度洋气候的控制，两边的水文条件不同。

独龙江原来是一片荒废的土地，没有中国人整理过那里的植物资料。我经过8个月的越冬考察，把独龙江地区的植物情况都摸清楚了，写成了这些书。当时我从独龙山的河谷到山顶，全部都走遍了。这是很少有人做的事情。

高黎贡山因其生物的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但由于交通、环境等的影响，之前高黎贡山的野外科学考察和植物研究也很少有人搞过，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标本。为了要考察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西坡的植物情况，我们千方百计去和缅甸政府商谈，但一直没有成功。于是，我们又申请开展国际研究项目。在我72岁的时候，我终于主持开展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西部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

2001年秋天，我担任总领队，率领一支由多国研究成员组成的考察队到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考察。我们从缅甸仰光出发，一路来到考察目的地。没想到，正要开展工作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与我们合作的外方队长叫约瑟夫·斯洛文斯基，是美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的会长，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科学家。在高黎贡山野外考察的时候，他抓了三四条蛇。晚上他说好像被蚊子咬了一下——其实可能是被蛇咬着了，当时就死了。因为他的意外身亡，大家都感到害怕，这个考察项目就这样被中断了。

20世纪初的时候，缅甸是英属殖民地，英国植物学家曾经在这里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这些植物标本如今大多存放在博物馆内，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研究。为了了解缅甸境内高黎贡山的植物情况，我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办签证，去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的博物馆看植物标本。我背了很少的行李，去看高黎贡山西坡的植物标本，把标本资料抄下来，积累了很多盒卡片。

根据发现的植物标本，才能写文章、写书。所以，我们写一篇文章看起来很轻松，但前期工作是非常漫长的。

每篇文章背后都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像片马茜草，是我在片马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考察时发现的。当时我们有很多人一起考察，突然，我发现在一个很荒凉的山坡上有一根草，过去一看，好像是一个新的品种。我连夜把这个植物做成标本，再寄给世界上研究茜草的同行，最终确定这是一个新的种类。

片马南星不是在高黎贡山考察时发现的，而是我给怒江州药物研究所建立药物标本的时候，发现里头有一棵南星，它跟一般的南星不同，叶子上有像牛毛毡一样的厚厚的毛。我鉴定它是一个新的品种，我把它命名为片马南星。

片马南星标本，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左下角为李恒1995年前去鉴定标本时留下的记录。（“一席”演讲提供）

『半路出家学植物学』

我们那一代人，不是主动选择工作，而是服从组织安排。

我最早是学俄语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当俄语翻译。当时有很多苏联专家来中国交流，我曾经给郭沫若、竺可桢等领导当过翻译。1961年，我和先生一起来到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时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吴征镒先生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学俄语没什么用，得重新学起。”我就从零开始，跟着植物所的同志一起去野外出差，学起了植物学。第二次出差时，我爬山、走路就已经不比其他同志差了。

没过几年，我们又遭遇了“文革”。当时，周围的人全部都停课、停止工作了，有的人去串联了，有的人去结婚、生孩子了。但我每天都留在办公室里，照常上班。断水断电的时候，我在家里点着蜡烛继续学习，继续读书。

那段时期也有意外的收获。往常要进植物所的标本室很麻烦，要签字，还要登记。但“文革”期间标本室的人都走光了，没有人管理，我就天天在那里看标本。标本室那几层楼有几千个柜子，我从头到尾都看完了。

后来，我被无缘无故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起来。但是就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始终相信还有明天，只要有明天，今天就得做些什么，一天也不能放弃。人生最困苦的时刻，你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被当成牛鬼蛇神，我怎么有资格和吴征镒先生一起劳动呢？吴征镒先生有那么多的研究生、那么多的崇拜者，他们没有哪一个像我这样长时间地亲身接受过吴先生的教诲和指导。

当时，“牛棚”就设在植物所里。在餐厅后头有一排房子，走资派、当权派、苏修特务、反革命都被关在一起。当然，关在一起也不能够互相接触，只有劳动的时候有一段休息时间可以说说话，我就利用每天的这段时间向吴先生请教。

一到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树荫下。我看这个树我不认得，就扯下一片叶子去问吴先生这是什么树，他会耐心地告诉我。晚上，我再把这些记下来，就这样慢慢积累下来了。

“文革”中我们这些人受苦最多，但受益也很多。我学植物学是半路出家，我现在能够从事植物学、植物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的基础就是来自“文革”那段时间里的学习。我的法文、拉丁文，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

宁可卑微如尘土，但绝对不可以卷曲为蛆虫，一个人坚守着这条原则就行了。不管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还是风雨交加，你都要相信：太阳永远都会从东边升起，太阳永远都会放出光芒，这永远都不会改变。你只要相信太阳，相信这一点就够了。雨下久了怎么办？你可以躲起来，可以打伞、避雨，这没有办法。你要学会等待，要有点耐心。生命很长，值得你耐心等待。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我活一天，就要不辜负这一天。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

『我活着就要做事情』

我有两个人生经验要告诉你们：

第一，尽量保护自己不生病，不给社会生麻烦，也不给家庭生麻烦；第二，要关心世界大事。你看我现在还天天看世界杯，半夜3点钟的那一场球，我还在看。那些都是世界大事，我们需要有开阔的视野。

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我现在每天早上8点出门，8点一刻前就来到办公室。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我从没有迟到过一次。我现在还在每天写书，在电脑上写我的植物区系的书，一字一句，天天在写，哪怕一天只写200字，那也是我一天的成果。在我以前写的书的基础上，还要再把它们理论化，这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我现在已经写了120万字。我很高兴我没有消磨时间，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有用的事情上，对社会还有点益处。

这个礼拜，除了工作外我很忙，因为有一篇论文需要我审稿，很费时间。我要从头到尾地仔细修改，就像自己写论文一样，哪里写得对、哪里写得不对，都要标出来，我在这上面费了很多时间。

我退休已经有几十年了，不是也可以像其他老人一样打牌、跳舞、唱歌吗？但我一天也不打牌、不玩耍，拿全部的时间来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从来不用化妆品，早上洗完脸就涂一些芦荟汁，这是我唯一用的“化妆品”。我的生活就是写书、出差、工作。

我对学生也特别严。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不许他们打瞌睡，要看植物，要做笔记。晚上也不许他们疯疯癫癫地玩，不许去喝茶看电影，既然出差，就要干活，就要学习，就要做事。

我想对年轻的朋友说，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我32岁的时候才来到植物所，人家一开始没有安排我什么工作，我自己下决心学植物学，我觉得32岁开始也不晚。把名和利看淡一点，就不会影响你思考、不会影响你做决定，也不影响你去努力做事。

很多人一退休就在家躺平了，整天无所事事。可我不是这样，不管是骨头摔断的时候、觉得自己要死的时候，还是生病不得不住院的时候，我都不愿意躺平。我在医院里住院都是带着电脑去的，一天也不歇着，我还要记录，还要做事。

如果我退休后没有植物考察的项目要去研究，我想我可能会天天在植物所给游客当向导。有些人来植物所参观，但他们不认识植物，我就给他们讲植物的故事。这也是有用的事情，是吧？还比如，在我们小区里，每到开花结果的季节，我发现有些植物上面没有挂介绍植物的牌子，我就去找物业公司，把牌子挂上。牌子上写了这些植物的简单介绍，可以让居民认识这些植物，进而保护这些植物。这么做不就等于搞了一场植物知识普及吗？我想老年人也可以找一些事情来干。

最后，我想说，有句古话叫“宠辱不惊”，这句话很重要。人生得意的时候，比如我现在荣誉有很多，但我从来不在意。而在艰难的时候，也不能放弃。我这个人从来不止步，只要有明天，今天就是我起航的日子。我已经活到90多岁了，我每一天还会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