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变化重组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无不在提醒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自16世纪、17世纪以来高歌凯进的现代文明，似乎已接近于某个临界点。面向未来，人类文明需要创造出有别于现代性的当代性。

伟大的巨变时代，召唤有作为的哲学。唯有见机而思，切中中国古人所讲的“时”或者古希腊人所讲的“凯若斯”（kairos），方有可能引发应时之动，以足够的心力和智慧改变人们的思维、更新人们的观念，进而经由人们的头脑对现实世界有所作为。

近现代以来，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原来“求通”的智慧之学蜕变成在学科框架内“自得其乐”的一种专业知识。其流弊正如金岳霖所说的，“被一些思维的手段推上系统思辨的眩目云霄，或者推入精心雕琢的迷宫深处”。这种蜕变，在发展出细密的长程说理能力等方面来看是一种进步，但至少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不免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退化：

一方面，哲学给自己划定疆域之后容易陷入“自我封闭”，不用管哲学专业之外的其他知识，更不用管知识之外的行动、实践和生活世界。

另一方面，一些哲学研究活动不仅疏离哲学家的生活世界，还远离哲学家的生命本身。对于道德哲学家来说，在学术论文里研讨道德是一回事，在实际生活中是否讲道德则是另一回事；对于逻辑学家来说，在逻辑课上推演逻辑是一回事，在实际生活中是否讲逻辑则是另一回事。

如何克服哲学现代工作范式之流弊，已成为哲学自身的卡脖子问题。说到卡脖子问题，也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高端芯片、光刻机等技术问题。其实，整个人类在思想层面上还面临更大的卡脖子问题。比如，如何克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此友而彼敌的冷战思维，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一与多”关系。

哲学家冯契主张，近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乃是在“古今中西”之争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由此观之，当代时代的基本问题可理解为：在“时空压缩”背景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随着中西文明的加速交通，人类正在迎来新的开端：不同的文化同时在场，彼此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关系，而是相互接触、嫁接直至融合的关系，如水波纹由来自不同的中心扩散开来的波浪相互叠加而成。

这里面，重要的不是普遍性，而是共同性。共同性拒斥任何抽象的、先在的或外在的普遍之物或共相，主张在交流互动、共生并存的过程中涌现出共同的东西。这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

当代哲学还需直面另一个卡脖子问题：如何重新确定人的位置？机器人、人工智能体等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比人类更强的迹象。它们将成为更强大的新物种吗？它们代表着进化趋势吗？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技术已呈现出巨大的异化力量，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代哲学迫切需要严肃思考人机之辩，重新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又构成生命觉醒的新起点。

由此，哲学彰显为己之学，召唤着哲学实现自身的范式转变、升维改造。豪气者，对解决人类文明卡脖子问题的使命当仁不让；逸气者，溢出惯性思维框框，不囿习见；英气者，不迷信权威，卓尔独立。豪气、逸气、英气与独立思考的能力相配合，就能产生卓识睿见，进而在中西之争、人机之辩等根本问题上贡献理智上的善品。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中国智慧研究院研究员 刘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