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阅读是从文字、图片、符号、公式、图表等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然时移世易，当下阅读载体远超“视觉”的范畴。

阅读的本质是知识交流，背后则是人与人的交流。文字出现之前，人与人通过语言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交流；文字出现之后，人们多了一种选择，那就是通过泥板、甲骨、简牍、缣帛、纸张等，进行跨时空的间接交流；信息化时代，又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连接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人—机—人”的交流。近来，伴随ChatGPT等深度神经网络学习、生成式预训练模型的出现，人机理解、人机融合的前进步伐进一步加快。

钱学森是博览群书、进行科学阅读和知识交流的典范。他有一大“爱好”——剪报，据统计共有629袋24500余份之多，内容涉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并按照不同类别装进牛皮纸袋，纸袋上写清编号。他在与“后学”的通信中，经常引用并寄送剪报内容。

钱学森还特别重视与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他鼓励大家就近、就便寻找“同道”、探讨科学。这既折射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的科学精神，又有助于洞察世界、把握大势。以钱学森为“节点”，一个共享共创的学术、知识的交流网络得以构建起来。

文献为读者获取信息、作者传播知识建立了一座“桥梁”，但文献与作者的“非同一”也给读者透彻认识和理解作者原意制造了障碍。文字一经形成、文献一经出版，作者即与文字、文献“分离”，其大体只能靠读者体察和顿悟，这大大降低了知识传递的效率。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增长速度与知识传递效率之间的矛盾。为缓解这种窘态与矛盾，人们不断作出各种尝试。

例如，举办作家见面会、新书分享会，把作者和读者召集起来，在一定的阅读空间里直面交流与分享；出版社的电子期刊以及在纸本付印之前通过互联网发表“预印本”；国际学术、出版和图书馆界倡导的开放存取运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知识的传播与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加持，为阅读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张力。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于情报语言的专业生产内容（PGC），日益难以满足人们的知识创造需求。于是，用户原创内容（UGC）接过了“接力棒”。之后，人工智能创造内容（AIGC）迅猛发展，让知识创造主体有可能由人转移至计算机，继而形成“人机共创”之势。

就这一趋势而言，与其说ChatGPT是一种AIGC，不如说它是“以机器为主”的一种UGC方式。关键词越多、表达越清晰、追问越深入，它提供的答案就越详细，答案也就更契合预定目标。

人机互动，看似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实则是人们通过计算机与众多作者超越时空的“对话”“交互”，是有关经验、经历、技术、诀窍的隐性知识交流。这里既有远古圣贤，又有当代学者；既有“名家”，又有“草根”；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既有人的经验、技术诀窍，又有因人而生的数据、信息。所有这些，构成庞大的知识生态系统。

这种新型知识生产方式必定会或多或少改变人们的阅读形式。展望未来，相关新型智能化阅读可以成为纸本阅读、数字阅读的一种补充形式，并广泛影响年轻一代。

特别是，“有搭没搭”的自由方式满足了人们“随心所欲”“随时随地”的知识交流需要，有助于提升知识共创的速度和能级。它有点类似于微信，在便利人们联系的同时，也“俘获”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习惯。

面对这一情形，社会需要形成一些共识：一是人机互动仅是阅读和学习的辅助和补充，不可喧宾夺主；二是防止人工智能的误读、骗局和“专业”陷阱；三是警惕技术“新八股”的泛滥。

应当意识到，阅读是信息交换并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我们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该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而要认清人工智能背后数据、算法算力比拼带来的科学变革暗流与价值理念角力。

发展AIGC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提升生产水平、生活品质的一种手段。从“以机器为主”到“以人为主”，应当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与方向。

事实上，钱学森早在20世纪就多次强调“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等命题，并在与同行的书信交流中警示。在人工智能似乎急于求成、基础理论工作又不太扎实的情况下，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才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