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苏丹武装冲突进入第四天，敌对双方仍在首都及其他地区激战。

“枪声连续第四天在首都回荡，战机轰鸣和爆炸声如影随形。”路透社称。

高烈度的冲突不仅摧毁了各种硬件，从基础设施到客机，更夺去了许多条生命。

迄今，冲突已造成近200人死亡，1800人受伤。连国际人士、外交官也未幸免：3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人员在冲突中身亡；欧盟驻苏丹大使、美国外交车队遇袭。

这个非洲第三大国缘何又陷动荡？冲突会否升级为新内战？地区局势将受何种影响？

祸起部队整编

冲突始于15日。连日来，除了16日有过3小时短暂的人道主义停火，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等多地激烈交火。

双方均出动重机枪、榴弹炮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武装部队甚至派出战机。

首都的战斗集中在国际机场、总统府和军队总司令部等要地。

喀土穆大部分地区已停水停电，办公机构、学校、加油站周一都已关闭，多数医院也都瘫痪。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18日，双方同意临时停火24小时，但会否兑现还有待观察。

到底是谁挑起了冲突？双方均归咎对方。

外界分析，冲突直接起因可能是快速支援部队对即将被并入陆军以及部分人事安排不满。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表示，这次冲突是“后巴希尔时代”各派反复较量的一次爆发，导火索是历史遗留问题。

在苏丹前总统巴希尔执政时期，为控制达尔富尔地区局势，将一支民兵武装改造为快速支援部队。从此，在苏丹就形成两支部队，一支是国防军，即陆军部队，另一支是快速支援部队。后者主要部署在达尔富尔与北方地区。

2019年，巴希尔政府被政变推翻后，苏丹推动军人政权向文官政府过渡。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整编部队，即把国防军与快速支援部队整合成统一的国家武装。在此过程中，围绕指挥权归属、人事安排、待遇等问题，双方将领布尔汉与达加洛因意见不合而反目。按理说，本月应该向文官政府正式过渡。但是，在最后阶段，由于双方在具体事宜上仍未谈妥，达加洛开始调动部队，布尔汉指责其有不轨行为，冲突在15日一触即发。

此外，这次冲突还有一重背景是，“自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来，非洲一些国家经济每况愈下，苏丹情况更严重，陷入粮食危机、高失业率、高通胀等重重困境，国内矛盾为此被激化。”刘鸿武说。

动荡根源何在？

如果没有这场冲突，苏丹原本在本月将步入一个“新时代”：向文官政府过渡。

去年12月，苏丹各方就恢复政治过渡进程达成协议，准备在今年4月、即巴希尔政府倒台四周年之际签署，向恢复文官政府迈出第一步。而部队改编争端成为协议签署的最大障碍，也直接引爆冲突。

事实上，近期冲突只是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绽开的又一个“创口”：从旷日持久的南北冲突到2011年国家一分为二，诞生南苏丹，从复杂难解的达尔富尔问题到频仍的政变——仅2019年、2021年就发生3次（包括未遂政变），这个面积约188万平方公里的“大河之国”已成为非洲政局最动荡的国家之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玉渊指出，苏丹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

政治上，自独立以来，苏丹的国家建构一直不顺利。

“在复杂的民族、部落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建立国家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军队、权力分享以及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能力。正是这一先天能力的不足，北方与南方、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军队与政府、军队内部等不同层面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成为导致国家陷入动荡的结构性原因。”周玉渊说，巴希尔倒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强人政治压制下的各种矛盾开始集中释放。2019年至2021年集中表现为军政府与文官政府的矛盾，而当下则集中表现为军政府内部在国家权力争夺上的矛盾。

经济上，南苏丹从苏丹独立出去后，苏丹的国家收入以及政府可利用的资源大大减少，加上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通胀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这一方面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动荡风险，另一方面，加速了政府内不同利益集团在有限资源上的争夺。此次国家军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利益争夺。”

“内外因素叠加使苏丹成为很不稳定的国家。”刘鸿武说。

从内部来看，由于西方植入的对抗性竞争性的制宪制度，以及该国地区、民族、种族和宗教差异大，关系错综复杂，苏丹自1953年独立后难以形成一个有治理能力、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而是长期陷入文官政府与军人政权交替执政的恶性循环。

巴希尔从1989年上台到2019年被政变推翻，是苏丹难得稳定的30年。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生利益冲突，同时又与种族、民族、宗教等问题交织，矛盾逐步激化。近几年，从军人政权向文官政府过渡期间，政变迭起，局势重归动荡。

从外部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行肢解苏丹，导致国家分裂。同时，西方动辄施加制裁，进一步激化苏丹内部矛盾。

演变为新内战？

随着冲突连绵多日，外界担心苏丹会否走向一场新的内战。

“每个人都担心会重蹈也门或叙利亚覆辙。内战的幽灵就在这里。”奥马尔·法鲁克说。冲突爆发后，他和妻子躲在喀土穆郊区的房子里。

在刘鸿武看来，是否演变为新的内战，尚难判断。

“这次苏丹两大军阀相争是因部队改编而起，这涉及复杂敏感的利益分配，比如军人退役、复员、转业等相关费用支出、各级军官职位重新安排，以及更重要的指挥权归属。就这一问题，布尔汉与达加洛分歧严重。达加洛主张建立文官政府后，由总统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包括改编后的快速支援部队，但布尔汉坚持军队应由陆军总司令指挥。”

不过，刘鸿武补充道，从另一方面看，这次冲突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看似激烈，有失控危险，但总体来说，并未超出过去苏丹长期冲突的范围。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冲突双方能否坐下来，往前推动和解政策。

周玉渊认为，此次冲突大概率不会演变为新的内战。

首先，此次冲突主要是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冲突，是军队内部长期矛盾积压后的一次释放，其根本上仍让位于苏丹由军政府向文官政府过渡的大趋势。

其次，苏丹国内对此次军队内部的冲突也非常不满，认为是为个人私利而牺牲整个国家。苏丹内部包括文官集团存在要求双方快速止战，回归到谈判和权力过渡的正常轨道。

第三，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域外大国以及非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等区域组织都在强烈要求双方立刻停战，寻求政治谈判解决。

“因此，任何一方继续开展行动都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快速支援部队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加大舆论宣传，事实上就是反映其更看重外部的反应。”

担忧溢出效应

不论冲突走向如何，其负面影响及溢出效应已经引起广泛担忧。

对苏丹来说，将遭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重冲击。

政治方面，周玉渊认为，此次冲突直接导致苏丹政治过渡进程的停止，使苏丹国内政治矛盾扩大化和复杂化，因此大大增加苏丹向文官政府过渡的不确定性。

经济方面，“政局动荡和国家前景的不明朗将进一步加剧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国家陷入不发展与动荡循环的怪圈。”周玉渊说。

当前，苏丹深陷经济危机，迫在眉睫的人道灾难之一是，在苏丹约450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需要粮食援助的贫穷人口将面临饥饿。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宣布中止在苏丹的所有计划。

安全方面，有分析指出，如果对抗持续，将严重破坏全国安全局势，甚至引爆部族暴力。

就地区而言，苏丹前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地区冲突。

刘鸿武表示，由于当地冲突具有跨国境特点，外溢影响值得警惕。

一是如果冲突持续，可能引发难民潮。

二是冲突相关方可能会携带武器潜入周边国家，与当地同文同种的部落结合，形成跨国界的地方武装，冲击周边国家安全。

此外，路透社称，冲突恐将加剧俄罗斯、美国以及地区大国对苏丹影响力的争夺。比如埃及是苏丹军方最重要的支持者，而快速支援部队同阿联酋、俄罗斯关系密切。

不过，周玉渊认为，从目前看，外部势力介入苏丹冲突的动机和迹象并不明显，此次冲突的地区影响相对有限。相反，埃塞俄比亚内战中止以及和平协议的达成可以为苏丹的冲突解决提供经验和参照，这有助于在阿盟、非盟等各方的斡旋下，苏丹能够更快地停止冲突。

刘鸿武强调，当务之急，联合国、非盟、伊加特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需积极斡旋调停，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中国在劝和促谈、稳定局势方面也会发挥特殊作用。长久之计，需要解决苏丹经济发展问题，这样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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