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片《中国梵高》中，画工赵小勇因为偶然的机遇，得以从深圳大芬油画村来到荷兰的梵高博物馆，看到了自己临摹过无数次的向日葵。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开口说，“不一样。”

二十年来，赵小勇的工作就是临摹梵高。他不需要有自我意识，只需要不断复制，将每一笔还原到极致。这便是中国画工在世界油画市场中的位置，“像机器一样”。

但在真迹面前，“机器人”突然感受到疼痛.“画了梵高作品二十年，比不上博物馆里的一幅作品。”走出博物馆后，他若有所失地蹲在门口的广场上，小小的一个人影，背后是寂寥的马路和下沉的云。

去年年底，这部纪录片在中国视频网站再次走红，蹲在广场上这一幕，被许多观众称为“觉醒时刻”。欧洲之旅后，赵小勇决心开始做自己的作品，更让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戏剧性色彩——经过一个顿悟的瞬间，山寨从此走向原创，临摹者从此变成创作者。

3月30日是梵高诞辰170周年，当我们再次找到了纪录片的主人公，画工赵小勇、周永久，以及在大芬油画村扎根多年的人们，却发现强大的历史惯性仍然盘踞在这里，改变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1 反差

多年来，《中国梵高》带来的震撼，在两位主角的人生中反复回响。

赵小勇记得，纪录片第一次在荷兰上映时，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电话跨越半个地球打到他的手机，“有一个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看了这部纪录片，打电话来问我，你是不是赵小勇？语气特别急切。他说，我看了这个纪录片，回来流了一天的眼泪，我就想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

游客参观赵小勇画室。郑子愚摄

这种回响从2016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纪录片最初在欧洲、日本上映，后来是香港、新加坡，去年又在中国的视频网站走红，在微博、抖音都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多年来，每天都有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到大芬村，寻找两位主人翁。

有的人一进来就握住赵小勇的手，还有人会紧紧抱住他流泪。从天南地北赶来的观众，都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

看过纪录片的人常说，最打动人的是两位画工的“觉醒”，是不愿继续复制别人，渴望画出“自己的东西”。但原创的路似乎走得并不容易。

在两人各自的工作室，梵高的《星空》《向日葵》的复制品就放在进门处的地板上，十分显眼。“光做原创是活不下去的。”赵小勇无奈笑道，纪录片播出后，的确有许多客户慕名而来，但却表示想购买的是他画的梵高，“还有个客户给我说，你能不能用毕加索的风格画一个毕加索的画给我。”

赵小勇画室内。郑子愚摄

周永久工作室。郑子愚摄

谈话时，一位母亲带着16岁的女儿找上门，要跟赵小勇“拜师”，学画梵高，她女儿准备报考法国一所知名的艺术院校，笃定“梵高风”能成为敲门砖。赵小勇礼貌地摆摆手，“我这里不提供教学体验活动，你可以出去别处看看”。

母女俩离开后，七拐八绕，又走进了周永久的工作室。女孩向周永久展示了自己用丙烯颜料画的梵高，周永久看了之后，停顿片刻说：“我已经在画原创了。”

人们来到大芬村，诉说自己如何被纪录片主人翁的“觉醒时刻”感动，但想购买或临摹一幅梵高复制品作为纪念，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

赵小勇习惯了，也欣然接受。“人总要养家糊口的，是不是？”

周永久给前来买画的顾客拿来范画。郑子愚摄

2 早就开启的转型

“现在的大芬村，至少有上千人在做原创。”周峰曾是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名誉会长，他表示，大芬村转型原创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大芬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成本逐步抬升，来自欧美的油画订单试图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深圳，这里作为衔接香港和内地通商口岸，自然成为新一代油画工厂最合适的选址。大量香港画商带着欧美的订单涌入深圳，雇佣内地更便宜的画工，大芬逐渐成为批量生产油画的聚集地。

所谓的“流水线作画”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周永久回忆，为了赶订单，他们将工厂的模式带入了画室：有人负责打一层薄底，有人负责画眼睛，有人负责涂背景……周永久则负责最终的调整修改。这种粗糙刻板的绘画流程成为大芬村的“特产”。他最多时带了33个徒弟，临摹的技艺说不上精湛，但25分钟就能画出一张《向日葵》。

“真是无忧无虑的年代。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两百块钱，四五个人分一间，一个月才几十块，买一斤肉3块钱。但你知道那时候卖一幅画能赚多少钱吗？四五百块呢。卖一幅画够你吃一个月了。”赵小勇记得，那是大芬的黄金时代，到处是从贵州、湖南、福建等地赶来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像农民一样赤裸着上身，在工作坊里挥汗如雨。晚上画完了，一群人呼朋唤友，吃烧烤，打桌球，喝酒谈天。他形容那段日子，“浪漫、自由、快乐”。

大芬村画工。郑子愚摄

2005年前后，大芬迎来了产值的巅峰。欧美市场70%的油画来自中国，而其中的80%则来自大芬。当年，大芬村的油画产业产值达到2.79亿元。也是在这一年，摄影记者余海波来到大芬村，拍下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在余海波的照片中，赵小勇、周永久等画工们正在蓬头垢面地画画、吃饭、睡觉，而四周的墙和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世界名画。画上是圣母白皙丰腴的臂膀，画下是黝黑如柴的画工。这组名为《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作品获得了2006年的荷赛奖。

但好景没持续太久，大芬“代工厂”的高峰停留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美国家收紧了口袋，大芬的订单量骤然跌落，“一下就少了一半”。

2008年上半年的广交会，有人用颗粒无收来形容，而此前，参会者经常能签到总额千万元计的订单。一整年，赵小勇的工作室只接到了一批订单，周永久那边则有7名徒弟出走。

就在一年前还高速运转的大芬村，画廊易主，画工出走，一片萧条。而这场产业转移带来的阵痛，正是启动大芬村转型的关键节点。

其实，许多普通画工都曾对艺术抱有遐想，只是过去十余年，涌来的订单让人没时间思考。

赵小勇记得，刚到大芬村时，自己曾有一台袖珍电视机，只有手掌那么大。在那块小小的黑白屏幕上，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梵高传》。“看完之后，很痴迷这个人，感觉梵高是一个异类，一个狂人，和我一样，也是个不成流派的草根。”

但这种遐想很快被生意冲淡。他曾接到一个大单——5000张梵高的《鸢尾花》，“我们整整画了一年，就只画这幅画。”2004年是赵小勇订单量最大的时期，一个月能接到1000多张，他从老家叫来不少亲朋好友一起帮忙，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出租屋里画画。

“当你画了十万张梵高之后，你都不用看照片，每一步怎么下笔，都已经背下来了。”赵小勇无需凝神，他能一边抽烟一边画画，一边聊天一边画画。重复带来的是自我意识的消除。

2008年的订单低谷，让油画商们纷纷转移市场重心。周峰回忆，当时中国的大基建时代来临，地产行业带领中国经济进入了又一轮狂飙，整个家装市场的装饰画需求猛增。“以前我们的客户是外国的，需要的是名画复制品，进入第二阶段后，我们客户是中国的，来自地产、会所、酒店，他们需要的是‘新、奇、特’的装饰画，流行的是新中式、轻奢风、日韩风。”喷绘画成本更低，代替手工油画成为市场新流行。

于是，接不到订单的画工们被迫停下来，寻找新的出路。

2009年夏，周永久收到曾经的学徒从兰州发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片向日葵地。他当即告诉妻子要去兰州看向日葵，妻子觉得不可思议：大芬村附近的花店也能买到葵花，为什么非要去兰州看呢？

周永久直冲兰州。在西北内陆令人难忘的酷暑中，他见到大片的向日葵花海，健康、茁壮。他摊开画材，用刮刀往画布上抹上一叠明黄色，模仿花瓣的饱满，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写生。

回到深圳后，他把这幅画放在店外。时至今日，他记不清那个来问价的是意大利人还是澳门人，也说不准当时报的是150元还是200元，总之，那是个随口一报的数字，比边上那幅临摹梵高的向日葵要贵一些。

对方不假思索地买下了，周永久有些诧异：“原来自己的画也是能卖的。”

这期间，林松典和妻子一起开了艺术沙龙风格的画廊，挂的大多是他们的原创画；余命高逐渐脱离油画的画种，成了油画村里为数不多画水彩的原创人；林树森奔赴俄罗斯知名艺术类院校列宾美术学院进修，继而回到大芬村成为“职业”艺术家。他们成了大芬村最早尝试原创的一批人。

对于原创，周永久给出了自己简单直接的理解：画面上落下的最后一笔，可以是自己的签名。

3 纪录片：一把双刃剑

2011年，余海波和女儿余天琦筹拍纪录片《中国梵高》，找到了赵小勇、周永久等画工。纪录片筹拍了四五年，每隔一段时间，余海波就会回到大芬村跟拍。

2014年夏天，赵小勇熟识的客户，一位做欧洲贸易的女画商，主动邀请赵小勇去荷兰去看真正的梵高，“她说，我下个月正好要去欧洲，一个客户在阿姆斯特丹那边，你就只用付个机票钱，其他我们全包了。”当时余海波也在一旁拍摄，便鼓励他去看看。

纪录片团队想过邀请周永久同去荷兰，周永久没答应。周永久表示，一是因为旅途自费，二是因为纪录片想拍临摹的画工，可他已经走上原创6年了。

最终，赵小勇和纪录片团队一起踏上了前往荷兰的旅途，而他在梵高博物馆的彷徨和觉醒，被镜头记录下来，打动了许多人。纪录片的上映，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让逐渐被公众淡忘的大芬村起了新波澜。游客和媒体蜂拥而至，梵高的高仿画供不应求，而赵小勇、周永久也被邀请参加多个知名国际展览。

但同时，纪录片也是一把双刃剑，将“临摹”“复制”的标签牢牢钉在了大芬村身上。

2018年,大芬村里的数位画家联名投诉日本东京电视台，斥责其一档综艺节目将大芬村描绘成仿制名画的“山寨村”，而节目中的诸多临摹场景早已不复存在。

2022年底,纪录片《中国梵高》在视频网站翻红，再次将赵小勇、周永久的名字和复制、临摹等词语关联在一起。周永久陷入一种矛盾，“中国梵高”标签确实为他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经济利益，但是这张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取下来。

他的儿子周甘雨经常在网上看到“令人气愤的评论”，认为父亲的画还是在模仿梵高。可周甘雨觉得，父亲的向日葵是用刀刻的，质感立体，笔触狂野，有独特的视觉冲击力，两人的风格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

周永久工作室的座位上有一沓厚厚的文件，放在最上面就是他为自己的向日葵申请的专利证书，十分显眼。但他还是得不断和上门的人声明：“我画的向日葵，和梵高的不一样。”

周永久和他的向日葵。郑子愚摄

在赵小勇后来的原创作品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梵高的痕迹，比如他画过和梵高类似的题材，咖啡馆、自画像，构图基本一致。他的原创画用笔繁复鲜明，色调和背景都有梵高的影子。

对此，赵小勇承认，画了几十年，和梵高就像跨越时空的师徒，很难不被影响。可另一方面，他觉得不必刻意切割，“因为这已经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了”。

4 被绊住的脚步

周峰认为，大芬的原创不够响亮，是因为被过去绊住了脚步。“长期临摹的画工，很难跳脱出来，他画出来的形和神，还是有别人的影子在。”这样的作品很难在艺术圈获得权威的认可。

另一方面，要打造一个和原创艺术相契合的，“有调性的地方”，大芬村的硬件显然是个短板。“这里都是农民房，产权问题太复杂了，要想重新规划非常困难。”他说。

目前大芬村的企业已转型电商，主做家庭装饰画，通过工厂生产，再由电商销售到全国各地，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再需要画工。发达的物流，数字化的进程，都使得大芬原有的地理集聚优势不再明显。也有企业在尝试销售原创作品，据周峰介绍，他所在的雅今文化集团，就在试水个性化的艺术收藏品生意，签约了3000多位艺术家，但“几乎都不是大芬村的，散落在全国各地”。

2023年了，周围的世界推倒翻新，但大芬村似乎还停留在原地，一个城中村，矮矮的民房，弯弯的羊肠小路，没有太多变化。

从小在这长大的周甘雨形容，大芬村“像一个肺”，中心的美术馆和广场就是肺泡，向四周延伸的小巷则是毛细血管。在这里，有成百上千家类似的店铺，大多是家庭作坊，它们拥挤地排列着，随便走进一个总能看到雷同的画作，高山、瀑布、星空、向日葵。外来者一旦钻进去，就分不清南北。

周永久觉得，他看不懂儿子的画，却很有他个人的想法。

大芬美术馆是后来新建的，有着简洁流畅的白色外观，与周围的“握手楼”格格不入。那里正在举办莫兰迪的展览，吸引了不少外来游客，却鲜少有村民去参观。周永久表示，“我们对此意见很大，村民都不给免费和优惠。”

到了晚上，村民们会围在艺术馆门口的一片小空地跳广场舞，孩子们在旁边追逐、玩滑板，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在大芬，版权什么都不是。村民们依然保持原有的习惯——哪位原创画家出了卖得好的画，就一拥而上迅速“翻稿”，隔几天同样的画就会出现在附近的店铺里。周永久的画也被抄过。“街坊邻居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出自哪个的手。”儿子周甘雨一旦发现，就会上门警告对方尽快下架，“不然我们就要发律师函了。”平时经常有人到店里偷拍作品细节，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里经常出现毫无技术含量的“低价竞争”。周峰表示，大芬村最早的油画体验活动是300元一节课，后来价格越降越低，现在已经变成50元一节，“都没有底线了，这还谈什么品质，谈什么利润？”

遍布大芬村的油画体验摊位。郑子愚摄

周甘雨记得，父亲有一幅售价2000元左右的画卖得不错，而在其他的店铺，相似的画作会被压价至599元、399元，有人还会当着周甘雨的面“截胡”他的客户，“这边更便宜”。

强大的历史惯性仍然盘踞在这里，牵扯着每一个想要逃脱复制命运、创造出自己语言的人。

周永久给油画体验者示范用笔。郑子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