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中有个新余，新余有个罗坊小镇，我去过多次。去干什么呢？看一看9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进行“兴国调查”的地方。

1930年10月，为了粉碎老蒋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同志在罗坊陈家闹村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罗坊会议不但否定了当时中央的错误方针，定下了“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更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毛泽东同志以一周时间与兴国县来参军的八位农民进行了细致的座谈，详尽调查了该县永丰区的土地革命详情，写下了《兴国调查》这篇光辉著作。

我党历史上素来重视调查研究，其中几次深刻调研尤其广为人知。前有上世纪20年代对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毛泽东同志为此写的考察报告，收入《毛选》第一卷，后有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应对暂时困难进行的全党大调研，终于使国民经济走上了恢复元气的正确轨道，而“兴国调查”则称得上是其中最典范的一次，毛泽东同志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重要基础。

最近，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这是一个新的开局，这又是一个新的开路。我们今天再来重温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重新学习《兴国调查》，有着十分现实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我们说，调查研究要有一个“沉下去”的好作风。下去调研本身就是一个好作风，这话也许只说了一半，没有说清楚“下去”也有个作风问题。毛泽东同志搞“兴国调查”，整整开了七天会，他事先拟定了详细的调查纲目，召开调查会进行讨论式的调研，自始至终自己主持、亲自记录；毛泽东同志待这八位农民如“请来的老师又像朋友”，他细心准备了茶水果点，并从轻松简单、贴近生活的话题入手，以随和谦逊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土话，逐渐消除了与会农民的局促感和恐惧心，“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有时开至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这就是调查会的会风，就是兴国调查的“作风”，所以八位农民畅所欲言，“竹筒倒豆”，向毛泽东同志讲了无数真话、实话和闹心话。

近年来，我们有些同志也搞调研，但是例如居高临下、动辄训示，以及“半天调研了八个地方”那样的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和“一个乡镇一年来了500个调查团”那样的动众扰民贴身陪同，为什么不能绝迹呢？所以以什么作风“下去”，是亟须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又说，调查研究要真正“解决问题”。罗坊会议和兴国调查，要解决的是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面对敌人的大围剿，是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攻打大城市”与“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毛泽东同志通过《兴国调查》，为红军“诱敌深入”战略行动作了“了然于心”的准备，并明确了土地革命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得出精准的阶级估量，使党制定正确路线有了科学依据，解决了当时的两大紧迫问题。

我们有些同志也常“下去”调研，基层问题了解了一大堆，企业困难也听得“生了老茧”，只是回去以后，叫随从写个报告，一个问题也不解决，这种把难题束之高阁的“调研”，又有多大意义呢？

我们还说，调查研究要注意“研究”。有的同志只“调”不“研”，把调研这个有机整体偏颇一侧。其实我们讲实事求是，实事当然是实际情况，而所“求”之“是”，不就是矛盾演化、事物发展的规律吗？因此调查不可没有研究，要学会从个性中把握共性，从特殊性中掌握普遍性，从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中提升和普及到政策性、方针性甚至法律性的高度，这就需要在调查同时注重研究、重视规律。《兴国调查》最大的成果，就在于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一只“麻雀”的政治、军事、经济各阶级各阶层的历史现状等的“如数家珍”，为“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道路作了深厚的准备和确凿的印证。如果毛泽东同志四万余言的《兴国调查》只是一部详尽记录生动描摹的流水账而没有规律性的深刻研究，能作为党的传家宝一代代“传于后人”吗？所以说调查研究要“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果然是我们重读《兴国调查》的“真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