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出品的电影《望道》于2021年冬在复旦大学开机，2023年3月24日起在全国上映。电影以《共产党宣言》中文翻译第一人陈望道为核心，用艺术性手法娓娓道来其笃定恒心、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望道》的上海首映礼特别安排在复旦大学相辉堂。隔着草坪与相辉堂遥遥相望的是复旦校史馆。在电影筹备期间，导演侯咏和影片主演、在电影中饰演陈望道的刘烨都曾来这里参观，了解、追慕陈望道的生平。

窗外，蒙蒙细雨落在相辉堂前的草坪上，校园里春意盎然。这也是中国影视行业全面复苏的春天。登台与复旦师生交流前，侯咏和刘烨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了电影背后的“望道之路”。

电影《望道》上海首映重回复旦大学

不演“意义”，演“实际”

谁能演陈望道？

《望道》正式开机前，主创团队走进上海的两所高校，与青年学子进行座谈，导演侯咏特意对此进行“民意调查”。当时，学生们一边倒地建议，“老校长”要由戏骨型演员来演。这也符合侯咏的心理预期，“望道先生是一个有分量、有坚定感的人，太年轻的演员撑不起来。”

饰演陈望道的刘烨曾获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主角奖等重要奖项，在《守岛人》《解救吾先生》《北平无战事》等多部影视剧作品中都有出色表现。侯咏表示，选择刘烨，一方面是看中他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在于，他有能力和功力塑造好人物。

如今，这位银幕上的“老校长”终于要接受复旦师生的检验，刘烨心里是有底气的，侯咏同样有信心。“我给他的表演打满分。”在拍摄中，演员的信念感的逐渐增强也和导演的认可度达成了同步的默契。

上观新闻：你是怎么接到这个角色的？

刘烨：是侯咏导演找我的。我们20多年前就有过合作，他对我也比较了解。我之前拍了很多文艺片，可能会有点文人气质，他也知道我从小喜欢体育，正好陈望道先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上观新闻：在饰演陈望道之前，对他有了解吗？

刘烨：最早是拍摄《建党伟业》的时候。我在里面饰演毛泽东，有一场戏是他拿着《共产党宣言》说，这是陈望道翻译的。望道先生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错把墨汁当成糖、“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广为流传，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任何演员来说都是很开心的。

上观新闻：为了塑造这个角色，你做了哪些功课？

刘烨：我先看了上影集团寄给我的书《陈望道传》，挺厚的一本传记，对他的生平建立起了初步概念。到了上海后，我参观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听馆长详细讲解有关他的趣事，还在复旦校史馆了解了很多他跟学生之间的故事，包括听望道先生的儿子陈振新教授讲有关他的故事，还去过他的故乡浙江义乌。通过不同的途径、听不同人的讲述去了解他，慢慢在心里构建起一个比较立体的形象。

上观新闻：你说，望道先生“是一位大先生”。为什么这么说？

刘烨：之前大家了解陈望道先生，可能更多的是知道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对整个中国命运走向起到一个巨大的引领作用，大家也会更多地关注他翻译家、语言学家、学者的身份。但当你对他有更多了解的时候，会关注到他作为教育家的一面，被他和学生之间的情感打动。他是那种心里有大爱的人。你看他的照片会发现，他平时不苟言笑，只有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笑得特别灿烂。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对理想、信仰坚贞不渝的人，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会改变。而且，他还会乐器、会武术，像一个大侠一样。我们不能把对他的认知局限于一位学者，他绝对是一位“大先生”。

在复旦校史馆里，我看到一张他在重庆重建复旦新闻馆时拍的照片。光线从他头顶照下来，眼窝深陷，整个人形销骨立，从中能感受到他当时是多么心力交瘁。那张照片让我特别震撼。为了让自己从外形上更接近他，我就给自己定下计划：跑步减肥。

上观新闻：最终减下来多少？

刘烨：我进组的时候大约163斤，拍到最后时有146斤左右。每瘦一点，都会开心一点。

上观新闻：在表演中，有没有设计一些小细节让这个人物更加鲜活？

刘烨：表演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在表现他和妻子、学生相处时，无论台词还是形体，我一直对自己要求不演“意义”，而是演“实际”。所谓“不演意义”就是说，不去预设自己想表达什么，“演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考虑在这个点上人物到底是喜、怒、哀还是乐。

上观新闻：据说，“墨汁当糖”那场戏你主动提议尝试真墨汁，拍摄时一连吃了23个粽子？

刘烨：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个故事是对陈望道先生的最初印象。剧组也把它当作重场戏来拍，用了一天的时间。我们现场有纪录片组，后来他们数了数，我一共吃了23个粽子。当然不是全吃下去，每个都蘸着咬那么一两口。

我们用的道具墨汁是用蜂蜜和食用黑色素等混在一起的。蘸着粽子吃到嘴里后，演陈望道母亲的奚美娟老师问：“甜吗？”我说：“真甜。”但拍了很多条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对劲。蜂蜜本身味道就很甜，吃了说真甜，那是有感而发，但陈望道当年说“真甜”，那是一种境界。于是，我提出用真墨汁试试。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又辣又冲，同时有一种化工的刺激感，我整个嘴里、胃里一整天都泛着那个味儿。

因为真墨汁颜色太黑了，拍出来显得脸色有些狰狞，最终还是用了剧组调的道具拍摄。后来导演也说，100年前的墨汁是用石墨磨成粉再兑水，和我们现在用化工原料制作的不同，味道应该不会那么冲。

上观新闻：感受到真墨汁的味道后，对表演有帮助吗？

刘烨：还是有的。作为演员，你没吃的时候会不甘心。不甘心，就会自我怀疑。真的吃过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

上观新闻：除了“墨汁当糖”以外，还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戏？

刘烨：拍摄时，有一阵上海刮大风，当时有新闻报道，风把大树都吹倒了。我们剧组头天搭好的灯也被大风吹掉了。当时正好在拍雨戏，有一场戏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陈望道眼睁睁看着学生死在自己怀里，陷入巨大的绝望当中。原本的拍摄通告是日戏雨戏和夜戏雨戏分开拍，白天淋完了回去休息，第二天晚上再来淋。那天因为大风把拍摄进度耽误了，我白天淋了一天，晚上接着淋了一夜，拍完我就发烧了，腰病也犯了，躺下时得请人把我慢慢放下来，起来时也一样。因为发烧，我身子一直在发抖，但导演一喊开始，我还是强忍着让自己稳住。

让“新”与“旧”鲜明对比

侯咏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担任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的摄影师，凭借《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鸦片战争》《晚钟》分别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也是中国唯一四次荣获该奖项的摄影师。作为优秀摄影师，他对画面、美术细节的特意追求，在《望道》中清晰可见。

为尊重历史真实，电影中1：1还原了浙江第一师范教学楼，实景搭建了陈望道在义乌的老家，连院子里的青苔、蜘蛛网怎么布置都考虑到了。在侯咏看来，年代戏不仅是回忆，更是过往的一份情怀。电影里种种真实细节的叠加加强了场景的氛围感、年代感，也让演员获得更真实的感受，帮助他们更好地塑造人物。

上观新闻：这是两位继《茉莉花开》后第二次合作，此次合作是否更有默契？

刘烨：侯导是文人型的导演，又是大摄影师出身，他的电影整体风格偏写意。在片场，他不会和大家交流得过于直白。比方说，他不会跟你讲“你回头看过来，在这边停三秒，然后再转过身”这么具体的指令。他会说，“在这边有一个回头的感觉”，让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到了就有了。

对于演员来说，这样的创作自由度当然更高，因为最终呈现的是自己理解的东西，会比别人机械地跟你讲该怎么做更好。

上观新闻：作为导演，如何指导演员演出百年前的青春热血？

侯咏：其实当代年轻人和100年前的年轻人思想意识是有距离的。演员一定要找到这些人的行为动机和意识基础，才能够跟他们保持一致，在表演中才可能相信自己会去做那些事。

比如拍摄“一师风潮”中学生和军警抗议的戏份时，宣中华（苏豪饰）拔出军警的刺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大喊“你们都住手”，想要用牺牲自己的方式避免更多学生流血。当年轻演员去演这样的情节时，需要找到行动的心理支点、思想脉络，才不会让观众觉得假。

上观新闻：如果演员找不到这种支点，您会怎么做？

侯咏：其实大部分演员都可以做到。在剧本围读和排戏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慢慢都自然解决了。演员自己也都很努力去找这种东西，这是他们的基本功课。

如果一直做不好，我也不会特地去批评他们。要知道，演员的敏感度是很高的，一个镜头演到5条以上还不能通过，在全场人的目光下，再好的演员也会有心理压力。

上观新闻：作为摄影师出身的导演，您会特别注重电影的摄影和构图吗？

侯咏：我从摄影师转导演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关注专业、局部的角度跳出来，进入一个导演的整体角度。

以前我还有很多摄影师时期遗留的职业病，比如看到现场布的灯和我习惯的不一样，会忍不住脱口而出：“这灯怎么在这儿？”但其实每个摄影师的想法不同。在拍《茉莉花开》的时候，我跟摄影师说，如果我对现场的灯光等摄影方面的东西提出问题，第一次说时你不要理我，第二次时你注意一下，第三次时你再改。我一直在逐渐改正，不去干涉摄影方面的具体操作。这是一个规矩。我的思维方式也在从局部跳到整体上。

上观新闻：《望道》中有哪些美术和色彩上的讲究？

侯咏：摄影和美术关联性很强，可以说相辅相成。我作为导演，首先要给美术规定一个整体的构思原则。我对影片的色彩设定是从偏冷的、晦暗的调子开始，逐渐进入光线明亮、色彩鲜艳的调子，偏暖的红色就突出了。

所以，在影片前半部分，红色是一定慎用的。我要求美术组控制服装、场景上所有的东西，红色要有意义的才能用，无意义的绝对取消。因为我要用红色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

在电影开头，我只在《新青年》编辑部里用到红色，而且是用在灯罩上面。《星期评论》杂志社和印刷厂的场景里禁用红色。最后一幕新中国成立，陈望道和夫人蔡慕晖走上上海街头，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这也和开头呼应——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上观新闻：《望道》很好地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历史氛围，在场景细节上您有哪些考量？

侯咏：举个例子，在电影前期，《星期评论》杂志社和《新青年》编辑部两个场景是并列的，我对它们的要求一个是繁，一个是简。

在其他电影中，《新青年》编辑部的场景大都是往复杂上去设计，就像真的编辑部那么去安排。但我要求一定要简，把没用的道具拿走，让场景空出来。因为《新青年》是新的，在一个刚搬来的新环境里，道具、家具还没有那么丰富。而且，它是一股新鲜力量，不能有任何旧的、斑驳的东西在里面。而《星期评论》杂志社的场景特点就是堆砌，我们用印刷品、家具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堆得满满当当，让“新”与“旧”形成鲜明对比。

“主旋律”也可以很好看

2021年1月17日，在陈望道130周年诞辰纪念日的前一天，电影《望道》在复旦大学正式开机。

现场展示的首张概念海报上写着“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句话来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封回信，也是电影《望道》的主题。

按照通常的类型划分，《望道》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主创们都觉得，主旋律和“好看”其实是不矛盾的。“好多人一听说拍了一部主旋律片，就好像是在做一个宣传活动。但其实，电影是在拍人，只要把人拍好了，只要是在认真讲故事，甭管拍什么，都可以好看。”刘烨说。

电影《望道》上海首映重回复旦大学

上观新闻：电影最重要的是“好看”吗？

侯咏：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第一个要点就是好看。电影最终还是讲故事的。

《望道》是一部有品质的影片，在北京路演场也有观众说，本来还犹豫要不要来看主旋律电影，没想到看完后感动得流泪了。我能保证观众只要进了电影院绝对不后悔，而且第二次看的时候仍然有兴趣。我们在这部影片中赋予的信息量是很足的，一次是看不过来的。

上观新闻：《望道》中有哪些银幕上的“第一次”？

侯咏：这部影片中的一大亮点或者说创新点就是展现了陈独秀的晚年，这是以往的艺术创作中没有出现过的，包括此前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望道》中，我们表现了陈独秀在临终之前两年的生活片段。有两场戏，一场是陈独秀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陈望道出现在窗口，两个人对望。接下来的一段戏是两人坐在桌前，默默无语半天，然后陈独秀去给陈望道倒茶，拿出他正在编写的小学教员教本给陈望道看，再引出两人的对话。

这两段戏很难写，我们的青年编剧宋晋川写完后，我觉得台词还缺了点什么，就又去翻资料。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那段独白是我从陈独秀的书信里面摘出来的，是他自己真实的语言。电影当中大部分的细节包括台词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素材。

上观新闻：丰富的史料积累为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支撑。在电影后半段有一个很大的剧情反转，救了陈望道的盘尼西林其实是周恩来送来的，这样戏剧化的情节也有历史依据吗？

侯咏：这不是凭空捏造的，我们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做了艺术加工，把很多历史事件编串在一起。在重庆时，周恩来为营救地下党人、民主人士做了很多事情，也一直秘密和陈望道联系。

上观新闻：通过送“救命药”这一剧情，把当时这段隐秘历史暗含其中。

侯咏：是的，我们的创作原则，也就是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背景是不能变的，大的人物逻辑、事件逻辑是不能变的，但一些小事上必须要有艺术虚构。否则故事构不成一条线索，剧情互相间没有作用，拍出来就是流水账了。

上观新闻：这样做是否也因为陈望道先生一生除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外，和宏大历史事件的直接交集并不多，为了让影片更好看、更加有戏剧性，必须要在史实基础上做合理的艺术虚构？

侯咏：是的。在我看来，他的生平特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一条路走到天亮，但这样的生平很不适合编写曲折的故事情节，那么就得设立一些周边事件的曲折性。比如我们在资料中查到，因为对抗国民党反动派，陈望道曾经受到过人身威胁，有的资料说他收到过子弹，有的说他收到过恐吓信。这些资料都没有提到具体的事件，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们装到一个具体的事件当中。

还有就是新闻馆的问题。新闻馆是陈望道在重庆建立的，曾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干扰，但是并没有被摧毁。在电影中，需要一个形象的东西来体现他建立新闻馆的过程。为此，我们让故事从中间“拔地而起”，观众一上来就看到日本人的飞机把新闻馆炸了，那么接下来就可直接进入重建的故事，不需要再交代复杂的前因后果。这些都是创作经验，也是编剧的方法。

上观新闻：在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影响当代青年上，你们有怎样的创作体会？

刘烨：《望道》讲的是100多年前的青年人的故事，他们和现在的90后、00后一样都有理想，有年轻的幼稚和冲动，也有过沮丧和挫折。但100多年前他们在那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这两年流行一个词叫“躺平”，我听到一些90后、00后都说“我躺平了”，我不太认同这点。很多人躺平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看一下100年前那些为理想坚持奋斗的年轻人，看看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坚持和他们的力量，就能够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我会带自己的孩子去看《望道》。他们作为中国人，也要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有所了解，增加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

侯咏：我其实很怕讲那种“拔高”性质的东西。拍电影不是为了宣传、说教，好像强迫大家来上思政课一样。我觉得只要他们看完后能喜欢这个电影，会跟别人说，有一部好看的电影叫《望道》，推荐你也去影院看一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