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一则有关“两男子试图从杭州划船到北京”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从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到底能不能一直走水路到北京？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认为，这不全是异想天开。但如果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发朋友圈“秀一下”，恐怕并无太大意义。在他看来，泛舟大运河，实质上是开启一种内涵更加丰富、境界更为壮阔的大运河文化之旅。以下是他在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堂的演讲。

最近有一则新闻，两个男子乘橡皮艇从杭州出发，计划用一个半月划到北京去。但两人刚划了5公里，就被有关人员阻止。按照相关规定，运河主航道有货船、水上巴士通行，未经审批不允许下水划船。一场“颇有创意”的大运河之旅就此收场。那么，从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到底能不能一直走水路到北京？

其实，这不全是异想天开。2019年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稳妥推进适宜河段通航”和建设“缤纷旅游带”。2022年4月，断流百余年的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了全线通水，一时激起了很多人泛舟大运河的憧憬和梦想。当然，全线通水并不等于全线通航，在此暂且不论。这则新闻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两人成功了，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只是发朋友圈“秀一下”吗？恐怕，这远远不够。在我看来，泛舟大运河，实质上是开启一种内涵更加丰富、境界更为壮阔的大运河文化之旅。所以，今天的演讲，我想从大运河的基本认知、古代影响漕运与交通的主要问题及大运河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三方面做些分享，为未来大家泛舟大运河提供参考。

中国大运河的历史起点、空间长度与城市群落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风生水起，有三个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一是在时间上，“谁”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二是空间上，中国大运河到底有多长？三是有哪些城市属于运河城市？前两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很多人想知道到底谁说得对；第三个问题源于大运河文化带已成为国家战略，它覆盖了哪些城市，特别是自己关心的城市是否被纳入其中，也是人们关心的。

关于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是哪条，目前并无定论，学术界大致有几种说法：一是公元前613年开凿的“荆汉运河”，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运河史的“第一页”。与此差不多同时的是“巢肥运河”，但由于后者实际上从未开通过，没有发挥过运河的作用，所以可不计入。二是距今3200年前开凿的“伯渎河”，这是依据近年来考古发现提出的新说法。这条运河由吴国始祖泰伯开凿，“具备了运河的基本要素”，由此把中国运河开凿的历史向前推移了600年左右。三是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有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也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以上说法之所以很难统一，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运河考古不断改写着中国运河的历史起点；二是在关于运河的定义和标准上仍存在着不同观点，所以究竟“谁”是中国最早的运河，目前还在研究和讨论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运河考古持续推进及运河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未来一定还会出现其他新的说法。因此，确定中国最早的运河，还需假以时日，不宜急于下结论。

关于中国大运河的长度，目前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3200公里。在大运河世界遗产申报方案中，首次明确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隋唐大运河包括永济渠和通济渠等段，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等段，浙东运河主要指杭州至宁波段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这一数值也被《纲要》采用，成为当代最权威的表述。但这个长度不是中国古代运河的全部，如果仔细推敲，也不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相加之和。一般认为，隋唐大运河长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长1797公里，浙东运河长239公里，三者相加为3736公里。如何看待两者之差？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纲要》的一句话中——“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构成”，即3200公里是按照三条运河的“主河道”来计算的。此外，比较流行的还有“六千里运河”，这是我们团队在《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这本书中使用的，原因是这本书没有写浙东运河，同时也是按照“取大取整”的原则得出的。

关于“哪些属于运河城市”，也存在不少争议。历史上运河水道和行政区划的变迁，是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源。如隋唐时期沿通济渠、永济渠分布的一些城市，今天已很难想象它们当年全都是繁华的运河城市。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新设立的城市，如果求之于古代文献当然也是难觅其“运河影踪”的。一个城市究竟是不是运河城市，关系到人们对大运河的文化和心理认同，因此是一个需要着重探讨和阐述的问题。在历史地理领域，关于运河城市只有一些局部的描述。对运河城市的系统梳理是最近十余年的事情，主要形成了两大谱系：一是2014年大运河世界遗产确立的27城，即北京、天津、沧州、衡水、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安阳、鹤壁、洛阳、郑州、商丘、淮北、宿州、宿迁、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二是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确立的37城，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全部城市，同时新增了10个城市，即廊坊、邢台、邯郸、雄安新区、濮阳、新乡、焦作、开封、徐州、镇江。这37个城市构成了中国运河城市的全家福。在《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中，结合城市发展变迁、世界遗产保护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们以京杭大运河城市为主体，同时选择了隋唐大运河的4个代表性城市，具体包括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共计21个城市。除了运河名城高邮，其余20个都在37城之内。而浙东运河城市、永济渠沿线城市，还有宿迁、雄安等新设城市，都没有写进去。

大运河的千里通波和万帆竞渡，是实力、耐力和毅力的全面呈现

古人开山掘地、开凿运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路交运相对于陆路所具有的巨大和众多优势。但这不仅需要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更需要花费难以想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像李白诗中说的“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在长江上轻快、自由、潇洒的浪漫之旅，在大运河的历史上可以说从未有过。相反，从开通使用的第一天起，大运河的千里通波和万帆竞渡，就是对古代中国实力、耐力和毅力的漫长考验和全面呈现。

照常理说，古代运河主要利用自然河道，人工开挖的部分占比很小，有些年代只是“重新加以施工而已”。但在缺乏现代化大型动力机械的古代社会，这同样需要整合和征用整个国家的资源和人力才能完成。众所周知，隋炀帝开凿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首次形成贯通全国的运河体系，但这项工程到底动用了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钱财，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据有关记载，开凿通济渠“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凿邗沟“发淮南民十余万”，开凿永济渠“发河北诸军百万”，从这些少则十万、多则百万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开凿大运河的艰难不易。也正是因为耗费巨大，一些朝代明智地选择了“够用就行”的基本原则。如历史学家曾提出“东汉政府为什么只修复汴渠，而不整理鸿沟系统的所有运河呢？”答案很简单，只要把这一段修复了，就足以保障洛阳的物资供应。同时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没有财力用于鸿沟运河全线的修复。

总体上看，在古代直接影响运河畅通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水”“土”“人”三个方面。

首先说“水”。水是运河赖以存在的根基，但受运河沿线不同区域的气候和水文条件影响，一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江南运河就容易保持畅通。而在一些干旱的内陆地区，如中原和北方地区，则往往因为水量不足而影响到通航。既要在旱季保持一定的容量和深度，又要防止汛期河水暴涨冲毁堤岸，一直是古代大运河最头痛、最难以解决的矛盾。

其次说“土”。这是由于中国大运河的黄河段，或者说大运河在一些区域“借黄行漕”“借黄行运”造成的。唐宋以前，我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中国大运河在空间布局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都城为中心而向四周扩展的。如在汉唐两朝，从黄河下游和江淮来的漕船，要运转到洛阳再转运长安，就需要借助黄河运道。再如元明时期，尽管大运河的中心已转移到北方，但从徐州到淮安这一段，也有500里需要借助黄河水道。但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本身又是最难被征服和驾驭的河流，特别是在黄河下游一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河床形成“悬河”，不仅容易导致各种洪灾水患，也直接抬高了河床，使黄河运道变浅甚至淤塞。历代为了疏浚这些淤积，可谓费尽钱财和绞尽脑汁，但由于黄河携带的泥沙量过大，最终难以奏效。这也是导致运河漕运废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说“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运河的影响也是最关键和最复杂的。这里重点谈一下“战争”和“党争”的影响。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影响，可以唐代为例。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藩镇割据，而作为帝国命脉的“汴河”，特别是作为漕运枢纽的汴州、埇桥（今宿州市）、徐州等城市，就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相互博弈、激烈斗争的前线。一方面，运河沿线军阀动辄“以截断运道来要挟中央政府”，因为一旦这条运输线被截断，中央政府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只要能有效控制运道保持漕运畅通，也就可以有效压制甚至剪除部分割据势力。二是党争和政治的影响，可以宋代为例。北宋定都汴京，人口超过百万，完全依赖两淮、江南、东南地区的物资供给。在宋初就明文规定，每年汴河漕粮运输必须完成600万石。这应该是一个“兜底”的数字，实际上超过了700万石。保持汴河畅通无阻，是北宋的头等大事。公元991年，汴河在浚仪（今开封市）决口，宋太宗亲率文武大臣督工堵塞决口，就是对“仰给在此一渠水”的最好说明。但就是这样一条关乎国家兴亡的运河，到了北宋后期，随着“只问派系，不问是非”的“党争”愈演愈烈，废止了行之有效的“导洛通汴”，中断了每岁疏浚汴河的制度。曾经千里通波和万帆竞渡的汴河，自此淤积日重、堤岸决坏、水流干涸，最终导致了与汴京一起覆亡的悲剧。

可见，运河的开凿和通航，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由于水文条件不一、泥沙沉积淤塞、战争频仍等影响，如何保持这条交通主干线的畅通，既是古代大运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不易做到的基本要求。就今天而言，即使在全线有水的基础上实现了全线通航，大运河依然会面临水资源不足、河道疏浚、航线管理等挑战。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未来中国大运河的交通运输，特别是缤纷旅游带的游线规划建设，可以考虑充分借鉴古代水旱联运的方式，即适合走水路的就走水路，不适合的就走一段旱路。不能因为名称叫大运河，就望文生义地臆断为必须沿河而行。

桃花依旧笑春风：六千里运河上的城市和人生

近年来，随着运河世界遗产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种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已有较大改善，但如果要问大运河承载着怎样的文化精神，或者说在大运河身上可以观照、体验、感受到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人们可能还是有些茫然。这里略谈几点，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比如“才”与“命”。“怀才不遇”，是古代士大夫经常感慨唏嘘的一个话题，同时这也是今天很多人才经常面临的人生困惑。在大运河的历史上，提供了如何看待、面对、处理这个矛盾的案例。元代的郭守敬自幼精于术算、水利，中统三年（1262年），在第一次被元世祖召见时，三十一岁的郭守敬就力陈水利六事，第一条即疏浚金中都旧漕河，但元世祖没有任何回应。对此，郭守敬既没有放弃，更没有郁郁寡欢。30年后，他再次提出了“水利十一事”，其第一条仍是疏通旧漕河。建议很快得到回应，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元灭宋后，要把江南的物资运到大都，就必须贯通南北水运航线；二是30年来，经过对地理形势的勘探研究，郭守敬此次提出的疏浚运河方案更加成熟和周密。尽管推迟了30年，但由于形成了合力，结果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整个工程，贯通南北的元代京杭大运河就此诞生。因此可以说，郭守敬这30年的忍耐没有白费，并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更大贡献。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他一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一切。

比如民族精神。大运河是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雄伟史诗，在大运河沿线曾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列举了很多“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人物，其中有一句是“为张睢阳齿”。这里的张是指唐朝中期名臣张巡，睢阳是指唐代的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张睢阳则是指安史之乱中最悲惨也最悲壮的睢阳保卫战。如果问为什么保卫睢阳如此重要，就和大运河密切相关了。睢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水陆交通枢纽，是江淮漕运物资运抵洛阳、长安的重要通道，因此有“睢阳不保，江淮必亡”之说。一旦被叛军攻占，截断漕运运道，大唐将不战而亡。这是双方都不惜血本、死战到底的根源。事实证明，这场艰苦卓绝、牺牲巨大的保卫战是值得的，就在睢阳城破三日后，张镐率领唐朝援军赶到，大败尹子奇。而十天之后，唐军光复长安。

比如中华美学精神。江南文化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杰出代表。江南运河名城苏州的山塘街，就是江南诗性文化的生动体现。公元825年，大诗人白居易到苏州任刺史，在此后的17个月里，他除了欣赏姑苏美景，也干了不少实事，其中之一就是疏浚山塘河。有一天他去虎丘，看到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即决定加以整治，于是开凿了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虎丘望山桥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阊门与运河相接，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南北商人汇集于此，使这一带成了“姑苏第一名街”。一般来说，开一条河、成就一繁荣市场，已经可以了，但深爱江南文化的白居易并不满足，他又命人在河两岸栽藕植荷，在街两旁夹桃种李，打造了一条运河、商业街区和人文美景融合的空间，这就是后来人们交口称誉的“七里山塘到虎丘”。苏州百姓对此心怀感激，在他离任后，就把山塘街称为白公堤，并修建了白公祠作为纪念。这条可以作为苏州文脉的山塘街，不仅实现了交通和商业的实用价值，也表现出很高的人文和美学价值，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感性证明。

其他还有很多，如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知己与知音文化，礼贤下士的传统美德等，都可以在大运河历史上找到相关典故。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苏州、杭州，中西交融、华夷互通的隋唐洛阳，北宋时代与运河同兴亡的汴京，也都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秘密，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挖掘和探索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目前看来从杭州沿大运河直上北京还有较大的困难，但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治理，随着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即使不是划着一条船从杭州到北京，但只要在大运河沿线，就一定能看到一条承载着历史又深度融入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大运河。这样泛舟大运河，才能让我们真正领略运河文化之美。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授。兼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堂特聘专家、崇明生态研究院学术委员等。代表作《城市中国之道》译有法、俄、英、阿拉伯文版，《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译有英、阿拉伯文版。（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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